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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庚子之变”起于华北而震动中国。之后是其结局所归，又由八国联军的外来暴力扫空了庙堂里的守旧一派，并导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守之数十年之久的民族心理防线在这个过程里走向破碎和解体。前者造成了朝局变，后者造成了人心变。与之连类而起的，则是十九世纪末传入的天演进化之说在二十世纪初磅礴四播，使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人身处劣境而以理抗势的自我撑持，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公理面前一时全然失其依傍。此谓之学理变。朝局变于新旧消长，人心变于中西消长，学理变于理势消长。发生在世纪相交的这些迁移，决定了二十世纪从一开始已不同于十九世纪。  八国联军军官（1900年） “庚子之变”由排外开始，而以《辛丑条约》为了结，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残破之局。身当残破之局而朝局变、人心变、学理变，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后的收拾残破之局，遂不得不变法，而且是大幅度变法。当日南方督抚远看华北动荡起伏于烟尘滚滚之中，在守旧一方全盘崩溃之后，以江楚会奏为名目接连上三折，包融了数十年来洋务变法和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后来被称作“十年新政”的历史过程，正是以这种疆吏调教朝廷为起点的。迨日俄战争之后，国人中的开新者直截以立宪和专制的不同为日俄之间的胜负说因果，并以此影响了更多附从而起者，又促成了一九○六年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和厘定官制，其除旧布新的视野和腕力，显然是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犹不能及和远不能及的。江楚会奏三折和诏书预备立宪都是以除旧布新来收拾残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冲和与之相随而来的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变法里牵汇万端，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国史，称之为晚清七十年里最有活力的时代。然而除旧布新又是一种搅动和震动，变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成为搅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的权利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每一种变动的背后，都系连着群体的得失和个体的得失，从而每一种变动都在不断地产生紧张，产生分歧，产生对立，产生冲突。因此，对于身历其间的一代人来说，变法的过程实际上已非常具体地成了利害的分解和重组，以及为利害所牵动的人群的分解和重组。当旧日秩序中被编入各得其所又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变法的动荡中纷纷析出旧序而结为一个个利益群体之后，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和清代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结构便已经脱榫了。随后以利益各分界限的种种群体之间的彼此踢打，则使已经脱榫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解体。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引发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壬子之交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倒塌，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倒塌。  具体地说，十年新政之仿效西法，尤其以仿效日本为自觉自愿，其中预设的是对于东邻的信仰和对于将来的期望。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而后新法引入老问题，又常常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其间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变法的督抚之后又为变法所困。清代本以君权独亢为成规，重的是万机决于乾纲。但在太平天国引发的多年内战里，朝廷为兵事所扼，其调度天下能力日甚一日地困于处处捉襟见肘，随后形成的地方各自为战，又使得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转移到地方去了。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编联为一体。而自朝廷看去，则内轻外重，终究是难以久忍的心头之患，因此筹备立宪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为理由，向地方收回权力。收回权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时使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变。因此总督、巡抚纷纷起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与朝廷渐行渐远。辛亥前一年民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化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无策，而南北疆吏还以各自电奏和“联电”合奏为方式公开声援国会请愿运动。疆吏以此为难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和朝廷的疏离程度，以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作比较，不能不算是触目惊心的事。 当疆吏疏离朝廷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绅士也在聚合中汇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清初的绅士曾是一种被着力压抑的社会群体，之后因筹饷练兵为地方官所借重，在太平天国触发的长时间内战中被扶植起来，并借此而得以自我伸张。时至预备立宪，积数十年伸张之后的绅权遂自为一体，借“地方自治”为学理和声势，在咨议局里同督抚相抗，在资政院里同朝廷相抗。而后是政局因失衡而不复再能站稳，原本附着于地方社会并因之而以分散为常态的绅界权力，变成为了一种集中的和咄咄进取的东西。对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逸出了秩序的抗争和进取无疑都具有冲击和摧折的作用。 而由上层往下看，同一个时间里多见的是此起彼落于四面八方的民变。新政变法，许多东西都在改变民间的生活轨道和生活状态，用旧日的说法便叫做“扰民”。而其中最难顺受、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下层社会群起抵拒的则是官家的聚敛。清代本以轻赋立国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间的负担不能算重。但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量赔款之后，又有新政的更张每走一步都需用银子铺路。由此汇合而成的大笔支出和不断的支出，最终都会化为征之于穷民的捐税。一则记载曾列举地方各立捐税的种种名目，累积而计之已达六十多种。苛敛不能不促成穷民抗官的屡仆屡起和绵绵不绝，时论谓之“道失民散”。 聚敛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缙绅；为边地提供了连接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止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既无从附托，也无从管束的东西，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渐次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同一个群体相关联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绎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汰，然而身在局中的人用德行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一种小人胜过君子的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时人事后论史，总括而言之曰“朝有官而无士”，并说“清之亡，亦历史上教训耳”。尤耐咀嚼的是，这些文字都出自当日谋革命的党人笔下。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预想之内。而探求因果，“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的同时，又以活力同时造就了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两者无疑都是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常常流为没有归宿。 若由社会反顾庙堂，则十年之间，新政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同时是十年之间朝廷一方也在大变。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又过一年张之洞死。曾经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历经内忧外患而维系了中国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几年之内一个一个地谢世，他们身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空缺。在一个世路动荡的时代里，这种空缺最直接影响于世路的，是政治权威的空缺。在这些先后谢世的人物之外，如果再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凯，则此日之庙堂已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了。西太后临命之际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做皇帝，同时指定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代管君权，于是二十六岁的载沣便成了填补空缺的人。生长于王府的载沣是一个忠厚温顺的人，又是一个不识人间情事并与当时多难时势隔得很远的人。因此一旦以摄政王监国，从政治之外被拽到了政治之内，其手中太大的权力便全部都成了既不能知其章法，也没有臂力驭使的权力。随后是忠厚温顺全都变成庸懦和暗昧。当时人曾描述载沣身在权力中心而应对八方常常手足无措的畏葸相：“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而“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以至“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隆裕是宫中的太后，而老福晋和福晋，一个居母亲之尊，一个居妻子之近，前者是西太后的妹妹，后者是荣禄的女儿，就个性而言都比载沣要强悍得多。同样比他强悍的，还有与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权的载涛和载洵。他们是载沣的兄弟，并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势位去摄政王仅仅一阶而已。而同他们能够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肃亲王、管财政的载泽，以及在资政院里“阴结议员”的溥伦。而后是摄政王监国之日“亲贵尽出专政”，时人曾列举而总计之，统括为七党。然而这种各立一局的亲贵专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统的君权便不能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四分五裂的君权，实际上已是一种没有控驭力的君权和正在丧失权威的君权，其结果是清代二百年乾纲独断和五十年女主君临天下之后，时逢一个亟需权威的乱世，但四分五裂的君权却已不再能提供权威。与社会解体造成的动荡相比，对晚清政局而言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危机。 而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居于社会的另一头，正以各自的宗旨和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常常在此起彼落、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掀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龂龂相争于报章，则显示其界限和畛域之不能混淆和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两千多年里一姓之王朝兴衰起灭，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却能够一次次地穿越王朝的兴衰起灭处于稳定之中。其间的因果全在于，与既有的结构和秩序相因依并且相维系的是一个统一的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的稳定支撑了社会的稳定。但在中西交冲的过程里，这种延续了两千年的统一因洋务而分化，又在维新中走向分裂。而后是中国社会里最稳定的群体变成了最不稳定的群体。以源头而论，此日之志士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行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沿海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别属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败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有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章太炎后来说：“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又说：“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其说稍过自负，而描画各自的异同则非常清楚。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的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使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湖南、陕西、云南、山西、贵州、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各省，皆逐湖北民军之后，或就其都会，或一郡一邑，或一省而至十数处，宣告独立，纷纷设军政府”。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截断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无异是一种纹裂。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是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武昌起义之后，严复曾从北京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并与聚集在那里的各省“诸革党”二三十人会面深谈。据其当日归纳，党人的主张是：一、君主立宪，“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国，“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显见彼时多数党人全副精神之所注是袁世凯这个人，而国体则犹可游移并犹在游移之中。但当来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迁到南京之后，这种曾经有过的两头游移便变成了以共和为唯一归宿。然则以各省代表曾经有过的游移作反照，来对比各省代表拟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时势催逼之下的一种仓促。而与这种仓促相表里的，则是为中国拟定了共和的这些先行者和先觉者，其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大半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以成就其熟识共和和真知共和。清末革命，主要的动力不是共和而是反满。因此民国既立，满汉之争已消之后，共和之为共和其实一片茫然。其间典型的实例是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而钱基博说其私下里曾非常坦白地承认，他用来“以考时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远在英国的章士钊发表在北京报纸上的文章剪辑，而章太炎则追溯东京旧事，也说他“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而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就学理而言，显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时的党人中，宋教仁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这种共和主义者犹未大批产生而共和已经来临的矛盾，写照了民国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间的困境，与之相对称的，是中国人既面对共和的声光，又面对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与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作者：杨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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