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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与父亲房道龙 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我就跟张婉婷（香港著名导演、编剧，曾导演《宋家皇朝》《玻璃之城》等）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得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 成龙父母年轻时的合影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的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小时候的成龙与父母的合影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大使家里做佣人。 成龙与父母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一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万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成龙与老父亲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成龙一家三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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