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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纡（1073-1135）字公衮，晚号空青先生。江西临川南丰人。曾纡祖上世代为学者，父亲是北宋时期的丞相曾布，其伯父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多是因为曾巩的缘故，才得以被后人知晓，与曾巩、曾布、曾肇、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 曾纡天资聪颖，十三岁时已经在诗文上有多开悟，伯父曾巩以韩愈的诗文传授指导，学习更加上一层楼。十八岁时，曾纡便在开封认识了当时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和黄庭坚，还得以观摩怀素《自叙》以及马公麟的《五马图》，为几十年后为其两部巨著题写跋文奠定了基础。 从这时候起，他与黄庭坚、米芾等诸多文化名人、书画大家结为忘年交并与书画结缘。，曾纡善书，同时汪藻说他“篆隶行草，沉着痛快，得古人用笔意。江南大榜、丰碑率公为之。”此件《过访帖》北宋纸本，行草书十行，为曾纡存世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被汪藻论为：“沉着痛快，得古人笔意”的曾纡篆隶书今已不见于世，但他同样有这种趣味的行草书则还能见到几件。一是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人法书册》中之《草履帖》，一是旧为张文魁收藏的《人事帖》，一是亦为张文魁旧藏，今秋再度问世的《过访帖》。 《过访帖》白宋纸本，高32.5厘米，宽45厘米。行草书十行。文云：“纡顿首，适承过访，深荷情眷。疲曳未果，扣关奉告，欣承挽。起居佳定。惠况太多，实以无人可负，拜赐亦已多矣！千万恕察，不悉。纡再拜。允直知县奉议七哥。”信的内容是说允直去拜访曾纡，自己因为疲劳困顿而“不果”见面。可能是次早曾纡便要出行，故连夜差人“扣关”送上这封信。由于允直送来的东西太多，（拜赐亦已多矣）因自己人手不够“无人可负”，因此有些东西还是送回去，请他“千万恕察，”并非不领情。 《过访帖》和《草履帖》、《人事帖》三札都有同一上款，且同样都为南宋“珍绘堂”所藏。尹书华考证：曾纡尝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当时宣城一带大水，根据当时的赈贷法必须经部议通过才能放贷赈济，太守犹豫不能断，曾纡认为此事急迫不能拖延，自己是这方面主管，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先救“垂死之民”要紧。联系《草履帖》所说“道中雨淖，狼狈之甚，欲烦左右置草履以济兵卒”，并请“借一、二十人相接”以及《过访帖》中“疲曳未果……惠况太多，实以无人可负”云云，似与水灾及赈济等烦琐辛劳相关。且二札书写都有匆匆即书的痕迹，不仅风格相同，且少露锋颖，用的或许竟是同一枝秃笔，令人想见二札似乎是在一个甚为困苦和繁忙的环境中所写。因此，它们书于宁国任上赈灾救灾之时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被曾纡称为“知县七哥”的允直，目前尚不能确知其为谁。“但名人写信的对象未必也一定是著名人物，宋代当知县的人甚多，史书记载的只是极为少数的一部分，即使同字‘允直’的也未必就是曾纡所称的‘七哥’。” 曾纡的书法作品传世尚有几件，但《过访帖》是继北京保利2010年拍卖的《人事帖》后仅见的一件市场流通的作品。《过访帖》右下角钤盖的一方“珍绘堂记”印，应是南宋时期的一位藏家，具体是谁，现在不得而知。“虽然这个藏家是谁还没有考定出来，但是很多重要的博物级藏品中都可见到这方印。”嘉德古代书画资深专家栾静丽说。 到了清代，《过访帖》流传到名士钱泳手上，并钤有“吴越王孙、钱立群氏审定真迹”。钱泳（1759-1844），原名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清代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吴越王三十世孙。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兼作印。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著有《唐赐铁券考》、《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 到了民国，《过访帖》被著名藏家谭敬及鉴定家张珩递藏。宋人书札，落款多不具姓，具名则每率意潦草且多异体变形之字，颇难辨认。《过访帖》一直被人误定为北宋前期钱惟治书，张葱玉在《过访帖》裱背附有二行鉴题墨书：“此帖是曾纡空青，非钱惟治。珩审定记。” 解放前夕，张葱玉经济发生巨变，所收宋元书画及大批名人书札皆变卖，《局事帖》和《过访帖》均被上海实业家张文魁所得。1996年，其交付佳士 得纽约拍卖，曾巩《局事帖》以50.85万美元成交，曾纡《过访帖》以3.45万美元成交。张文魁（1905-1967），字师良，上海浦东人，故居涵庐，早年经商，颇有成就。分事之余，酷好书画收藏，与沪上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谭敬、张珩等过从甚密。其收藏的惊人之处在于宋元信札多至四、五十通之多，故宫博物院曾入藏十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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