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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诞生记 袁成亮 在革命样板戏中，现代京剧《杜鹃山》虽说没有《红色娘子军》《红灯记》那样大的名气，但它却以曲折生动的剧情，韵味浓郁的唱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的台词而为全国观众所喜爱。剧中的“家住安源”、“乱云飞”唱段更是成为一代人的永恒记忆。《杜鹃山》成功上演的背后有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年是杜鹃山诞生三十五周年，笔者就此作一披露。 一 由王树元编剧的《杜鹃山》原是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于1963年上演的一部话剧，剧中表现了湘干边界一支由队长乌豆率领的自发农民武装在共产党派去的女代表贺湘帮助下，打败白匪和地主武装，最后奔向井冈山的事迹。 1963年正致力于京剧现代化改革的江青在上海看了《杜鹃山》后，觉得这出戏很有发展前途，便将它带回北京交给北京京剧团，要他们改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接此任务立即组成了创演班子，由薛恩厚、张艾丁、汪曾祺、萧甲移植的京剧版本，剧中裘盛戎饰乌豆、赵燕侠饰贺湘、马连良饰郑老万、马富禄饰老地保、谭元寿饰石匠李、马长礼饰温七九子、万一英饰杜鹃妈妈等。改编后的京剧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很生活化，许多唱段也颇有特色，1964年《杜鹃山》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其实，在这次观摩会上，有两台京剧《杜鹃山》参加演出。除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还有一台是宁夏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宁夏版杜鹃山由杨派传人李鸣盛扮演剧中的乌豆，李丽芳扮演贺湘。两台《杜鹃山》的阵容各有特色，北京团名流荟萃，宁夏团角色整齐，又有着长期部队生活的基础。但从总体上看，宁夏版的杜鹃山反映要比北京版更为热烈好一些。特别是鸣盛扮演的乌豆，身高体壮，气宇非凡，他在老生唱腔中糅进了花脸和红生的唱法，体现出一种粗犷的生净结合的表演风格，将乌豆这一草莽英雄的豪放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致北京版中演乌豆的演员裘盛戎也赞不绝口：“鸣盛把老生和花脸的特点融合得这么好，他的乌豆演得比我好得多。” 会演结束后，文化部还曾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宁夏版的《杜鹃山》搬上银幕。后来由于江青将演贺湘的演员李丽芳调往上海演《海港》而夭折。北京版的杜鹃山虽然反响也不错，但由于江青不满意，公演了几场后也就被“封箱”。 文革开始，江青大搞革命样板戏。1968年，江青再次下令修改《杜鹃山》，并将这一任交给了北京京剧院来排演，由汪曾祺、杨毓珉等编剧，周仲春导演，由张君秋、唐在忻、熊承旭、王酩、牟洪等负责音乐设计，并指定由中国京剧院的杜近芳替代赵燕侠出任主演，裘盛戎和谭元寿的角色保留，还将剧名改为《杜泉山》。尽管江青对《杜泉山》的排演作了上述指示，剧组也按照江青意思进行了排演，但1970年8月江青审看了《杜泉山》后，仍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自已所提要求，尤其对剧中女主角仍使用“贺湘”这个名字大为恼火，当时许多人猜测此事可能与贺龙元帅有关，但后经知情者透露实际是江青的内心一直对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的持有忌讳。 江青对修改后的《杜泉山》不满意，毛主席也对这出戏有意见，认为杜泉山只反映秋收起义，而不反映其它根据地革命是不全面的。江青对毛主席的意见虽不好说什么，但她也不甘心自已看中的《杜泉山》就这么无疾而终。于是指派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于会泳负责对这出戏进行改编，并对剧组说：“杜鹃山碰到了一点难题。我们的主席在延安就反对做生日、送礼、命名、立传、拍电影。秋收起义（指杜鹃山）这戏，我偶尔讲了一句，主席说不行。不能违背主席的指示，要写不能光写秋收起义，还要写南昌起义、鄂豫皖、湘鄂赣的革命斗争。主席坚决反对搞这个戏，我也很尴尬。这个戏不是我搞的，是上海话剧团先搞的。我付的学费也不少了，你们剧团一年花不了多少钱，电影一年就得几十万，有意见就给我贴大字报。我要到处还账。” 于会泳接手《杜泉山》后，根据江青的意见立即组织人马对该剧剧情唱腔、武打等进行了全面改造，贺湘名字也改成了柯湘。乌豆改名字改为雷刚。同时对剧组人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动，编剧组除原来的汪曾祺、杨毓珉外，还从上海调来王树元、黎中城；导演组包括周仲春、张滨江、刁光覃（话剧演员）、朱琳（话剧演员）；唱腔和音乐设计由于会泳亲自担任，辅以龚国泰、胡炳旭等人。剧中马永安饰雷刚，其他角色除更名换姓外，饰演者亦全部更换：高牧坤饰田大江，李宝春饰李石坚，张学海饰郑老万，刘桂欣饰杜妈妈，王忠信饰温其久。关于女主角柯湘，江青亲自出马将上海青年京剧团主演杨春霞调来担当此任。（杨淑蕊、阎桂祥分任柯湘B、C角）。江青之所以看上杨春霞，与她此前成功上演《白蛇传》《杨门女将》《拾玉镯》等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拾曾先后出访法国意大利影响深远。 江青虽然交这出戏交给于会泳，但她自已也是非常的重视，常到剧组来“指导”，于会泳更是亲自督阵，决心为江青搞出一出好戏。于会泳这么卖力，剧组之辛苦自然也不必说了。一年的排练简直就是没日没夜地在打一场硬仗，有时为了一个唱腔，常常练到后半夜，中间也不休息，搞得演员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演员们如此劳苦，一年下来，人人都消瘦了许多。身高一米六八的杨春霞体重竟然只有四十六点五公斤，比刚来时整整下降了四公斤！有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陪外宾看完《杜鹃山》后，与剧组演员合影时，对站在身边的杨春霞关切地说：“你怎么这么瘦？排演任务紧，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其实，杨春霞又何不想休息一下，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一个未满三岁的儿子呢！但大家都在忙，作为主演的她又怎么能静得下来呢。多少年后，杨春霞每每对人谈起那段岁月，总是深有感概地说：“今天的《杜鹃山》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整个创作的结果，而很少有人了解它的过程。事实上从杜鹃山剧组到井冈山体验生活开始，整个戏的排练过程是极其紧张和严肃的。剧组里的每位同志几乎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排练，夜以继日，没有假日没有休息，除了吃饭睡沉，剩下的时间都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舞台上度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每一段念白、每一个音符都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这样，我们封闭式地排练了一年多，崭新的《杜鹃山》一炮打响！” 二 一出戏的成功，主角的表演是至为关键的。杜鹃山的成功，杨春霞扮演的柯湘可谓立了大功。杨春霞一到剧组就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普通话不标准；二难是形象距离远，杨春霞是属于才子佳人式的，演白蛇传不错，但一转向文武双全的共产党员就有些强差人意了。排演之初，她每每念到“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时，台下的观众就禁不住发出轻微的笑声。三是戏份过重，繁重的念白、成套的唱段、像武生一样的舞蹈和开打。 尽管困难重重，但杨春霞并没有退缩。党代表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代京剧与传统戏的唱法有很大不同，怎么唱出自已的风格来？如何表现柯湘的英雄气概，尤其是刑场上的大义凛然的风度如何展现给观众？那段日子，杨春霞一有空就琢磨这些问题。即便是在洗衣服时，嘴也不停地唱。她初到剧组时，有人还向剧组报告，说是楼道里来了个精神病人，整天唱个不停，一边唱一边还把头摇个不停。但杨春霞可管不了这些。她在分析自已的角色时说：“传统戏中女性笑不露齿，行不露足，抬手不能超过一定高度，只能是夹着膀子，可现代戏不行，柯湘是劳动人民尤其是党代表，指挥大家要向前的。但是又不能完全将她武生化，因为这个人物毕竟是女性，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自己消化琢磨，比如说柯湘第一次出场，除了目光之外，还要有点侧身，有点儿舞台相，又要美又要显出英雄气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努力，杨春霞终于把女共产党员柯湘给演得到家了。剧中的她扮相雍容大方，表演细腻清新，演唱声情并茂。获得极大的成功。柯湘式发型也一度风靡全国。 看过杜鹃山的人对戏中的杜妈妈的角色一定印象深刻。剧中的杜妈妈虽然扮相老到，其实扮演杜妈妈的演员刘桂欣当时才26岁。说来她还是杜鹃山中唯一周总理亲自指定演杜妈妈的人选。刘桂欣之所以将杜妈妈演得活灵活现，除了自已的功底和努力外，与一些老艺术家的指点也是分不开的。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刁光覃、朱琳夫妇专门教她发声练嗓，当时已经“靠边站”且正在患病的艺术家李多奎也偷偷地指导她唱腔。其实，不仅是刘桂欣，杜鹃山中的一些主要演员都受过前辈们的指导。如饰演温其久的王忠信就曾多次受到著名文武老生李少春的指点，李少春不但给他说朔风吹的唱段，还指导他如何把温其久的眼神活活灵活现地演出来。 主演认真，一些配角也是一丝不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虽然在戏中只扮演了一个农民郑老万的角色，但他却是视现代戏如泰山压顶，对大家表示“非把《杜鹃山》演好不可。” 与同时期的京剧相比，杜鹃山在戏剧冲突的塑造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强化了戏剧冲突，使剧情更为曲折。如第五场《中流砥柱》中关于雷刚下山后一场戏，安排了四个戏剧冲突的浪头：温其久以救应为名，鼓动冒险，被柯湘制止；温其久用“骨肉之情”再次煽动战士下山，又被柯湘拦住；接着，温其久利用杜小山救奶奶急切如火的心情，推波助澜，小山拔出首，冲上隘口，战士也随之涌动。在这严重关头，柯湘又劝止了小山的盲动。最后温其久狗急跳墙，将矛头直指柯湘，恶意挑拨柯湘与群众关系，被柯湘义正词严驳斥。这四个浪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过一浪，将柯湘推向层层浪头的顶端，从而将柯湘中流砥柱的形象宣染到极致。 除此而外，杜鹃山还十分注重利用背景来揭示大主题。如第一场《长夜待晓》，柯湘出场之前，便勾勒出一九二八年前后湘边界杜鹃山一带时代环境：豪绅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压迫，雷刚等在秋收起义影响下，组织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但由于缺少“引路人”三起三落，屡屡失败。这种背景的交待很自然地引出了一段当共产党员柯湘被捕入监消息传来，雷刚决定“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的主题思想。 除了在剧情方面做足外，在舞美设计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第三场《情深如海》，当柯湘制止雷刚欲打犯错误的田大江时，雷刚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与柯湘发生冲突。雷刚踹凳、拍刀怒向柯湘，众战士举刀挺枪、威逼柯湘等一系列动作使剧情的紧张感。而柯湘从容不迫，几句话，一个举手动作，一段“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的唱词使紧张的局面立即冰消，充分体现了柯湘“自有明灯在心头”“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艺术形象。 看过杜鹃山的人，对剧中山上那壮观的瀑布一定有很深的印象，但有谁能想象的到，那山那瀑布竟然是搭在摄影棚里的呢，尤其是瀑布，每天都要吊起好几吨的水，从山上顶上冲下来……。 在语言方面，由于《杜鹃山》产生在“文革”晚期，是交响乐与民族乐的结合，剧中运用大量简炼的韵白，全部诗词化的韵白琅琅上口，音乐也颇为豪迈大气。如柯湘“风里来，雨里走，经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甘洒一腔血，唤起千万人。”雷刚“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杜妈妈：“砍不尽的南山竹，烧不死的芭蕉根”“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所有这些象诗一样的念白大大增强了该剧的艺术感染力。此外，杜剧还将口语的提炼和古典的借鉴有机结合起来，熔铸成新颖的舞台语言，令人耳目一新如“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蝼蛄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这句就是从江西谚语“蚂蚁上高天将雨”与古语“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翻新而来。既有民间歌谣的刚健清新，又有古典诗词的凝炼精警；铿锵和谐，音乐性强；意新辞美，文学性高。 1973年5月1日改编后的《杜泉山》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试验公演后赢得广泛的赞誉（后又被搬上银幕）。唯一不足是对剧名的更改一致持保留意见，好在江青本人也不太喜欢后来的名称，重要的是她对该剧的隆重出台甚是高兴，所以，恢复原名《杜鹃山》也就得到了她的首肯。 1973年6月25日，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审看了片子，并对演出大加赞赏，说：“从戏到演员都有很大变化。这戏很好，很值得看。杨春霞有很大变化，很不容易。”叶剑英说：“面貌大变。大家都说，这是很好的戏，从内容到艺术都好。”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歌剧味太浓。 江青听了很高兴，并就戏也说了自已看法：“柯湘衣服太整齐，要有破碎、血痕、袖子要划破一长条，杜鹃花不红，可以去湖南看看……”“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些，使之有京剧味。京剧还要姓京。京剧要推陈出新，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照顾一下老的人，他们一下子不习惯。” 周总理等审看片子后，《杜鹃山》在全国公映，反响强烈。1974年10月，《杜鹃山》剧组应阿尔巴尼亚布迈丁主席邀请，赴阿参加武装斗争二十九周年庆典活动。剧组前往阿尔巴利亚时，中央政治局十三位委员还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全体成员，临行前政治局委员吴德还到机场送行。这种待遇在文革样板戏中还是绝无仅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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