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及所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文系汉末应劭伪造初考
一、楔子
此文之作，纯为偶然。依吾人研究之领域，本不及《方言》一书，但是在此得感谢了台湾戏曲学界的闻人曾永义了。
因为标示着曾永义着，今年出版的《戏曲学（一）》里提到了一段话，吾人深觉不以为然，因而遍查典籍，穷其真相，意外确认《方言》一书，传为扬雄所着实乃伪造，应系东汉末年学者应劭，将王莽当政的西汉末年召天下儒士至长安，录其心得时之收集之方言资料，而刼后王莽时期之儒者或其门生保留流传于世间及又自已收集兼收录时人如许慎《说文解字》之有关条录，最后订成《方言》一书，并托名为扬雄所著。而《方言》末附有〈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篇，全系为应劭假托刘歆、扬雄的伪造故事及文章，以证明扬雄的《方言》一书为何《汉书》所不载是有理由的，而按个罪名给写作《七略》（汉书艺文志之初稿）者的刘歆，而实非真有刘歆与扬雄往来之此二书信。
标示着曾永义着之此书中之言，指出：『在乡土演出的戏曲，西汉有所谓「歌戏」，可能是文献上最早出现的「乡土小戏」。见西汉末刘歆〈与扬雄求方言书〉』（页四九三）。其书中并注明是引用了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内的《刘子骏集》的『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而敝人则考汉代，『戏』此字直到南北朝或其后，都还十分质朴的表示了大小杂耍游戏类，而依其时代性，根本不可能会与『歌』连用者，也不会是什么民间的戏曲或乡土小戏。故曾先生的『乡土演出的戏曲』、『可能是文献上最早出现的「乡土小戏」』，因为只文抄古书，不去考真辨伪，而只运用像力发挥所得出与真相相差极其悬殊的结论出来。
故连带连想到此所谓今本的刘歆〈与扬雄求方言书〉，因为使用了此语，反呈现出伪貎来了，于是才下手考据此本非敝人研究的方言学门，发现曾永义书中，引用的〈刘歆与扬雄书〉真是篇伪文。连带也考证出今本〈扬雄与刘歆书〉也是篇伪文。而更大的发现，则是确定前人认为有伪的可能，如南宋洪迈认为《方言》是魏晋人伪造、清四库全书馆臣认为真伪可能性皆有、张心澄《伪书通考》里列为『疑伪』，而吾人如下所论，更有十足证据证实《方言》确非扬雄而实为应劭之作，而其功，竟然是二篇伪文——今本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的欲盖弥章所致。
二、今本《华阳国志》非东晋常璩之旧
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到东晋常璩所撰的四川地方史的《华阳国志》时指出：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晋常璩撰。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载劝势降桓温者卽璩，盖亦谯周之流也。《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中，载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唐志》尚著录，今已久佚。惟《华阳国志》存，卷数与《隋志》《旧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传写误也，其书所述，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首为《巴志》，次《汉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孙刘二牧志》，次《刘先主志》，次《刘后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纪汉晋平蜀之后事也。《次李特雄期寿势志》，次《先贤士女总赞论》，次《后贤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序，称吕刻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于残阙之余。李??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刻本，世亦不传。今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吴二家之本，多张佳允所补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为士女共二卷。盖??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镗等仅刻其下卷也。又惟《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并阙。??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宇度本亦同。盖明人刻书，好以意为刊削。新本旣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觌。宇度之本，从??本录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本以序志置于末，而宇度本升于简端。考??序称首述巴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以西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则序志本在后。宇度不知古例，始误移之，又总赞相续成文，??序亦与序志并称，宜别为一篇。而??本亦割冠各传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诗序，李鼎祚之分序卦传乎。今姑从??本录之，而附着其改窜之非如右。其张佳允所续常氏士女十九人，亦并从何镗吴管二本录入，以补璩之遗焉。』
可见今本的《华阳国志》，四库全书据??本，并指出此书于北宋年间，吕大防首度刻印问世，但到了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又有李??的序，表示了李??于嘉泰年间冉度刋刻，但于序文内已指出吕大防本『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即初次问世的《华阳国志》吕大防刻本，竟然是内容不知所云，可见内容已残缺甚多了，于是李??的再刻本又是李??因为找不到其他善本了———『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于是自已改写了，『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于残阙之余。李??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但此一大改特改本，『世亦不传』。而到了清代，『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但是此三本，又有添改处，以致于『新本旣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觌』。其间文内，即指出了，今之《华阳国志》的内容，几乎原璧不存，真伪难辨了。也就是说，今本《华阳国志》内文都已不可当真是东晋常璩的原文，还何况其书内尚有包括了还有小文的加注，更是出自后世何人之手都有可疑了。
而今本《华阳国志》卷十二之〈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里指出了：
『高尚逸民严遵字君平』。小注：『成都人也』及『高尚逸民林闾字公孺』。小注：『临卭人，扬雄师子，见《方言》』
『尚书郎杨壮』。小注：『成都人也，见扬子《方言》』
『右十九人在前汉』。小注：『其侍郎田仪、杨德意无善事在中也。』
而如卷十内也有『林闾，字公孺，临邛人也，善古学。古者天子有輶车之使，自汉兴以来，刘向之徒但闻其官，不详其职。职惟闾与严君平知之，曰：此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岛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闾遯世莫闻也。』内容胡言一通，如后文所考，亦是后之补缀者把《方言》一书神话化的胡绉之言，神乎其不存在于古者所谓的輶车之使，因为不存在，刘向等人当然考也必无。又同书卷十亦介绍严君平，『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太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着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其实也是自出处为《汉书》中抄来。
论者或于是认为提到严遵及杨壮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于东晋时的《方言》就已附入，如《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华学诚：中华书局，2006，页一零三五）即如是说。但一如吾人以上所说明的，因为今本《华阳国志》被后人改添甚多，尤其此谈及《方言》者，都是在附注内的文字，更添其后人增入的色彩，故完全不足为凭。
三、今〈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于唐初确定已写成
而唐初的李善在注《文选》时，也引用了此〈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文内的语句而指出『扬雄为《方言》，刘歆与雄书曰』（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等等，可以说，在唐初李善所见的《方言》为确凿的证据，是为〈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至迟于唐初已面世的真凭实据。而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据李善《文选注》引「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句，已称《方言》。则自隋唐以来，原附卷末』，是也。
四、自东汉末至西晋应劭、葛洪、郭璞皆未有此二文存世之确证
东汉末的应劭（～建安元年，196）在《风俗通义?序》指出：『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予实顽闇，无能述演，岂敢比隆于斯人哉。顾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启之耳。』
东晋郭璞（276年—324年）《方言注?自序》：『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周、秦之季，其业隳废，莫有存者。曁乎扬生，沉淡其志，历载构缀，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着，而独鉴之功显。故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摽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庶以燕石之瑜补琬琰之瑕，俾后之瞻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
东晋葛洪（283年－343年）《西京杂记》卷三：
『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輶轩所载，亦洪意也。』
以上自东汉末至东晋，提到的扬雄着方言，但至于其内容是否是有取自今本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实无确证。东汉末的应劭，是最早交待扬雄的方言的来历者，其《风俗通义?序》提到的扬雄的方言所述之言，于〈扬雄答刘歆书〉去对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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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通义?序》 |
〈扬雄答刘歆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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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 |
………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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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 |
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数岁死。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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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 |
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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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
张伯松不好雄赋颂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训，属雄以此篇目烦示其成者。伯松曰︰「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又言︰「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举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抵粪弃之于道矣。」而雄??之。………… |
而于〈刘歆与扬雄书〉内，有『诏问三代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与葛洪（283年－343年）《西京杂记》卷三：『杨子云………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輶轩所载，……。』亦有文句相似者。然而若认为于是〈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被自东汉末至西晋应劭、葛洪、郭璞引用亦未必，也或后人依这些字句别造出此二文欤。
五、确实于南朝齐梁间有〈扬雄答刘歆书〉一文，被《文心雕龙》引赞
南朝齐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赞美了扬雄的〈扬雄答刘歆书〉一文，此确定了〈扬雄答刘歆书〉一文存在于南朝齐代，被刘勰看到而作评，但未提到所谓的〈刘歆与扬雄书〉。但不提到也并不表示〈刘歆与扬雄书〉一定尚未出现，只或是刘勰见而并未评断而己。
吾人谈有关〈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文，申论未有一定证据明证于《方言》问世之时已被附入，因为明确提到的，要迟到南朝齐朝的《文心雕龙》始明白评价了〈扬雄答刘歆书〉，但也没有提到〈刘歆与扬雄书〉，此二文或有可能会是《方言》问世后，后世有人伪造加添入的吗？或原有〈扬雄答刘歆书〉，但〈刘歆与扬雄书〉实为后人伪造；或有〈扬雄答刘歆书〉但已佚，后人又伪造一篇如今本？这些疑问，吾人预留了伏笔于此。
六、东汉的《汉书》不提及扬雄有《方言》申论
东汉的《汉书》为扬雄单独列传，还分上、下篇，可见十分看重扬雄。连刘歆此一大人物亦只附入于刘向传之后，可见在班固心目中，扬雄的份量了。但是班固的《汉书》，提到了：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班固把扬雄的著作，重要的如《太玄》《法言》《训纂》《州箴》《反离骚》，但独不提及那么重要的方言学的成就的《方言》，岂不怪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提到：『《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一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
按，班固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死于狱中。虽未完成，但已面世，《后汉书?列女传》言：『《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亦即，在永元四年左右，世上尚无《方言》一书之记录。
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对于《方言》一书的考证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迄今为止最详的考证，其言指出：
『我们看到王充《论衡》里面称赞扬雄的文章和《太玄》《法言》两部书的地方很多，可是始终没有提到《方言》。例如〈齐世篇〉说：“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登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这一段话和《方言》后面〈扬雄答刘歆书〉中所说：“张伯松……常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训，属雄以此篇目烦示其成者。伯松曰︰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又言︰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举牛场也。……”很相符合。但是王充没有一字说到《方言》。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间（89~104）死的。其次我们看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用方言解释字义和今本《方言》词句相同的很多,他既没有说到扬雄作《方言》，也没有说到《方言》的书名。许慎的书是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开始作的，建光元年（121）才完成。从这两点来看，和帝的时候还没有叫做《方言》的一部完全的书是很清楚的事情。直到灵帝、献帝的时候，应劭在《汉书集解》里开始明白引用《方言》，而且称为“扬雄《方言》”；他又在《风俗通义序》里更详细地引用扬雄答刘歆书的话，而且说《方言》“凡九千字”。由此推测，《方言》在汉末应当已经普徧流传起来了。魏孙炎注《尔雅》是引用《方言》的，张揖作《广雅》也把《方言》的语词大量搜罗在内，这都是很好的证明。
那么，《方言》会不会是汉末人作的吶？这又不然。因为许慎《说文》里既然有很多跟今本《方言》相合的词句，必然在和帝永元以前就有了跟今本《方言》相类的记载了。从永元十二年（100）推到扬雄的卒年，就是天凤五年（18），中间是八十二年。如果《方言》不是扬雄所作，在这八十年里也就有了最初的底本。这么说，《方言》是不是扬雄所作，很不容易断定。不过，这部书包括了西汉、东汉之间许多方言的材料倒是很值得宝贵的。』不过，周祖谟此论，虽言之有理但也未必。说不定许慎未必真引用了什么《方言》字句，而是今本《方言》是汉末有人收罗了许慎《说文解字》里的内容在内去编出一部《方言》出来？，而且王充未提扬雄着《方言》，也或是当日实有《方言》一书在士大夫间流传，但未题撰人，王充即未提及？
七，应劭有没有可能是伪题《方言》撰人的作伪者？
吾人再结合前所提到的《汉书》，于班固写《汉书》之时，尚未见到有《方言》一书，而在永元四年（92）死后，后来『《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而写《论衡》的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间（89~104）死的，此时《汉书》刚出世，而王充未见《方言》与班固未见《方言》的年代相近同。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开始作的，建光元年（121）才完成，此时已在引用了《方言》的文字，但没有指出引自《方言》。到汉末应劭在《汉书集解》里开始明白引用《方言》，而且称为“扬雄《方言》”。以某种角度来看，或应劭就是因着把《方言》说是扬雄作，而成为伪托是扬雄所作的第一人。而《方言》一书或即应劭所成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依《后汉书》本传，应劭于灵帝时举孝廉，中平二年在朝中议讨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一事，应劭在朝中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而不要朝廷出兵，『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着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又论当时行事，着中汉辑序。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邺。』依史记，称应劭是位当代大儒实不为过。
吾人怀疑应劭和自作及伪托《方言》于扬雄或有关系。也有证据，那就是应劭与《汉书》的密切性及〈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的内容有关。
八、为解决《汉书》无记载扬雄写《方言》而伪造〈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文之起
（一）、伪《方言》出现在东汉末年
在东汉时代，托名扬雄所写的《方言》出世了。但是出世时间，一如周祖谟及吾人所考见，应在东汉末年。东汉时代，皇家官方的《汉书》出世了，《汉书》出世后，也非当日人人可见，是官方书籍，其流传不广，必是当日儒者或官僚始能见到。而也并非当日每一儒者对史书的官书《汉书》一定有兴趣。于是就牵扯到了，如果此一伪托者出，他是个对于《汉书》有兴趣及过目过的或研究的专家，那么，最令他刺眼的就是他伪托是扬雄着《方言》，但《汉书》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因为，《汉书》内容明摆着扬雄并没有《方言》之作。
于是为了要弥缝此一漏洞，他必须想一个法子，那么就伪造个扬雄的方言序之类的方法来交待一下，用个理由把《方言》不被《汉书》列入找一可以说得过法的理由。
（二）、刘歆若要方言数据，其权及其力就足以成事，不必找扬雄
于是我们可以从今本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二文的内容马上就发现到了。今本〈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里的故事是这样的。刘歆写信给扬雄，对他提到有位田仪犯罪了，此案可能牵连到你扬雄。而正好皇帝老子下诏求方言，而你正好研究方言，请你把其简目及简介交出来给我，我好把它献上，暗示你交出方言来，我也可以权在手，给你摆平所涉及的田仪一案。扬雄回书则把命都要豁出去，不受你威胁。这个情节像极了天方夜谭，因此，在后世，到了南宋有位大学者洪迈，就在《容斋随笔》里表示了：
『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
到了清代戴震写作《方言疏证》内反驳洪迈：『此于知人论世漫置不辨，而妄议不轻出其著述为非，亦不达于理矣。』
不过吾人从学术辨真辨伪的角度来看，洪迈及戴震都未搔到痒处。真正关键是刘歆在王莽朝是位国师，即王莽之下，万人之上，所有皇家的儒生儒学，都归他管，而且《周礼》一书，也是他领导诸儒生共着的，一如吾人它文所考。同时，在王莽执政时间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指出：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就说明了王莽就曾招天下各地的儒生，到京城来。而那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的『小学』（含方言）的学术文件等数据存于秘府，含各地方言的数据，即便有所不足，他只要下令辖下儒生，收集整理各诸生其籍贯所在的方言资料，就足以编成一本《方言》，哪还需以扬雄涉及田仪一案来威吓扬雄拿出手上的一人之力收集来的方言资料。刘歆拥有的儒生人力就大过扬雄一人多少倍了，所以此理不合，一也。
（三）、刘歆为世间惟一『敬』扬雄的三个人之一，会要扬雄的命？
其二，依《汉书?扬雄传》，扬雄是刘歆的尊敬的对象，『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而且全天下人都忽视扬雄，而天下人只有刘歆及范逡尊敬扬雄，而桓谭更是推尊倍至。而天下只此三人所敬的扬雄，还被尊敬扬雄的刘歆，给威胁生命，则不只厚诬刘歆，也厚诬了扬雄。而班固写《汉书》，不晓此二封书信，如果知此二书，对于所敬的扬雄难道不语片言为其抱不平，还会写下『时人皆曶之；唯刘歆……敬焉』之语吗。故从《汉书》，亦可以看出根本在东汉和帝永元四年班固死前，都还没有此二书信出现在人间世。
戴震着《方言疏证》，疏于讲求辨真辨伪之学，反而以此二伪文在推求，论刘歆写信给扬雄要方言一书的目录及简介，应在王莽的天凤三至四年间，而两年后，扬雄就去世了。但于此虚无之事，不证其虚，反而又以虚证虚，与学术之道实远矣。
吾人一见此二文及应劭《风俗通义序》，再比对应劭和《汉书》的关系，及查《后汉书》里的应劭传，即知此《方言》及刘歆与扬雄之间的来往的二书信的作伪者，不假外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即应劭此人是也。
九、小谈作伪者的作伪心理及其使用作伪之材料
（一）、补其所专业的《汉书》里未提扬雄《方言》而作伪二书信
《方言》的始见其名，是出自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按：依颜师古《汉书注叙例》，列举应劭着《汉书集解》一百一十五卷、《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汉记注》三十卷。但是否其间有后人伪托者，因已无全书存世，皆不可考）内的引用，而并且在其《风俗通义?序》里说明扬雄此一《方言》作者的创作缘始。吾人一究应劭与《汉书》的关系，即知他是在东汉当《汉书》出世后，第一个对此官方史书深有研究，并写作《汉书集解音义》等。对于《汉书?扬雄传》及《汉书?艺文志》里的没有《方言》，刻骨铭心是十足有理去作伪。但孤疑不信。请看下一证：
（二）、伪造二书以应劭专业的律令为引子
再查《后汉书?应劭传》（在卷三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中），于是真相就大白了，此二书信确为应劭伪造了。因为，此二书信是以田仪涉案为引子的。此二书为何把故事情节的关目设定为刘歆藉由扬雄保举田仪失当而连带有罪，为何不用别的关目展开此二书信故事呢。此就涉及作伪者的专业了。作伪者作伪的心理是他作伪的动机，而他所取材作伪最为上手的，就是他自身研究的领域。查一查应劭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一查之下，原来他是在东汉末年立下律令制度的创律令者，今人有称其为法学家的。《后汉书?应劭传》里：
『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缨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繄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干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十重。夫莺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着《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一见是文，即知应劭熟知汉代的法律。还着有有关法律及刑事案件审判决断参考数据，是位对于刑案很熟悉的学者。有关其于二文内所举来做为刘歆要挟扬雄的田仪事件，是否是应劭实际翻阅陈案旧藉时所找到的一件实有的案件，因这些应劭著作今日已无存，已无法查考。而〈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两书信以田仪案为引子，正是应劭所长的律令方面，但除了应劭是东汉对于《汉书》最有心研究的学者，而两书信和为证明《汉书》里不载扬雄着《方言》，被研究者认为对于《方言》一书被认定为扬雄是一大障碍，故已不是孤证了，现在又出现了第二证，证明此二书信以犯律为关目，又和东汉的律令权威应劭又有了对价关系了。
（三）、注解《汉书》在音义上需收集方言材料
其三，不但如此，为何应劭要伪造《方言》，再查找之下，还是围绕着他的注解《汉书》上了，《后汉书?应劭传》里提到了他『集解《汉书》』，而隋唐的颜师古于《汉书注叙例》，列举应劭着《汉书集解》一百一十五卷、《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汉记注》三十卷。看来应劭于『集解汉书』时必有提到相关于『音义』方面，此就与方言学方面十分有关了。于是应劭为其《汉书》的集解上，必须从事于音义方面的研究，而涉及到四方的方言。应劭收集了他在朝所见的秘府的图书及时人如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里对方言的一些研究，加上他自已的研究及数集，于研究《汉书》的音义时，就作为加以运用的材料。而且他于《汉书集解音义》由也引用了『扬雄《方言》』，知其作《集解》时，其伪造的《方言》已成书了，而已打定主意，把《方言》冠名是扬雄所著了。但此第三证仍可再加其他证据，以证《方言》及二书信实出自应劭所伪撰。
（四）、崇扬雄而把已伪作托于扬雄
其四，崇扬雄，是其《风俗通义》之作的楷模。于《风俗通义?序》里，把扬雄着《方言》抬出人间，伪造一堆虚言伪语，为扬雄着《方言》张目。把自已的功业，投射在扬雄身上，誉扬雄，就是在誉自已。在《风俗通义?序》里，他明白地就要绍述扬雄，而说出：『予实顽闇，无能述演，岂敢比隆于斯人哉。顾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启之耳』，要『比隆』于扬雄的着《方言》。在东汉，扬雄已是一位被认为是学术权威了，如何比翼于扬雄，一样成为典范学者，也是应劭的梦想。于是托于扬雄让自己的著作《方言》的『述作』比翼扬雄，成为后世的经典，也是其于《风俗通义?序》致意者。表面上是希其《风俗通义》效法扬雄，但《风俗通义》又何足当此，其真正致意者是认为其《方言》之作可为名山之藏。
十、《方言》及二书信之伪迹昭然
（一）、张竦鄙视扬雄著作王充《论衡》明言，应劭反而说张竦赞扬雄的《方言》
《方言》当然不是扬雄所著，但应劭于此序里称『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其实也是应劭见到王充的《论衡》。在《论衡》的〈齐世篇〉说：『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登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所以从王充《论衡》明白可见，张竦反而十分鄙视扬雄的著作，对于扬雄的《太玄》、《法言》，都不屑一看（『登观』）。而应劭伪造《方言》及二书信，反而在〈扬雄答刘歆书〉说：『张伯松不好雄赋颂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训，属雄以此篇目烦示其成者。伯松曰︰「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又言︰「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举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抵粪弃之于道矣。」而雄??之。伯松与雄，独何德慧』。而且还在《风俗通义?序》里，亦胡说『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完全背反张竦鄙视扬雄著作的事实，胡乱扯掰，当然，他也知王充《论衡》已明指张竦鄙视扬雄著作，所以在〈扬雄答刘歆书〉里再弥缝之，而指张竦对扬雄说：『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举牛场也』，表示是你写太玄经想比拟易经，犹鼠穴去比牛棚。而此亦说明了应劭是见到了王充的《论衡》，再想弥衡其间。
（二）依史料查证严遵不可能去收集方言资料（并谈三代及秦根本没有輶轩之使之官职）
严遵这个人，在《汉书》里提到的只有：
《汉书?地理志》指出于蜀地：『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在《王贡两龚鲍传》指出：『蜀有严君平，……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于成都巿，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杨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虖成其名。……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
也没有提到他收集方言的事，而应劭增加了严遵的专业，《风俗通义?序》里，说严遵收集了方言『有千余言』。按，以方言的收集，最善者，当然是云游四海，其次交接各地人士。但依《汉书》，他是位不事官禄，而从事于文章，尤其道家老子之学，及算命之术。这些和所谓的方言毫无相关的严遵的从事，而且他以从事算命为业，而且终老于算命及研究《老子》（『遂以其业终』），每天赚了生活费就收摊（『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并收摊后于室内开班教《老子》（『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那么，他是如何去收集到天下方言的。四川是封闭的盆地，非中原辐辏之地。其收集方言『有千余言』，又是天方夜谭。而且，他也未出四川去云游天下，方言又何从收集，也不是其专业的卜筮及《老子》或『文章』。扬雄在《法言》里赞他『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即已明说严遵与世隔绝，乃『久幽』的隐士生活。交接不多，又不云游四海，又何从从四方人士得到方言的数据，故应劭的《风俗通义?序》里的『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又是一派胡言，衡情论理，都是无中生有之言。〈扬雄答刘歆书〉说：『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这又是天方夜谭，前言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藏于周秦的皇家，到了周朝灭亡及秦朝灭亡，于是『遗弃无见之者』，那么深在四川封闭盆地，与周秦不交接的蜀中的严遵，又何由可以『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的『遗弃无见之者』的古周秦的方言收集数据呢，此段文字先后就已矛盾若此了。
再不堪拿史料去证明先代根本就没有輶轩之使呢。先谈周代了。西周时代是封建天下，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其分封的亲戚勋臣在其国都各有独立自主权，对于周天子只有定期上贡及受天子命出征或服劳事。周天子既非真正统治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他又何需设什么輶轩之使，而各地方言究竟如何，也不是周天子究竟之事。而且到了东周，七国并起，而东周天子权卑，连自身都难保，又哪有輶轩之使可派。而当时战国各国，亦无任何史书载有方言收集之史事。到了秦代，立官学，民间不准私学，且从事于武事，不修文，始皇又一意求仙，二世时天下已乱，秦代又何有輶轩之使。而讲夏、商有輶轩之使，更不知所云了。《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一语即应劭谈『輶轩之使』的出处，而『遒人』即『行人』，帝王所派的使者之谓。吾人曾发表一文：〈谈诗经『采诗』说的源头系《国语》『问谤誉于路』及采『谣』〉，其中引先秦古籍之证而证明：『谓的派行人在路上采集的，正如《国语》内所说的，是『问谤誉于路』即其『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注解，加上采集民间的灾异祅祥之『谣』』。故非又有何輶轩之使在采列国方言。
不只先秦史料没有什么周天子的輶轩之使的设置的任何金石古文物或先秦书载之数据及其官职，即便是刘歆参考当时秘府所藏关于周代的官制等今亡诸典籍所伪造成的《周礼》的职官内也没有任何輶轩之使的设置，益见此等胡说只是应劭伪造时托古的借口。也因而，像是在〈扬雄答刘歆书〉说的『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或〈刘歆与扬雄书〉的刘歆所说的：『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颇得其最目。因从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无见文者。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云澹雅之才，沈郁之聪不能。经年锐精以成此书，良为勤矣。……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或《风俗通义?序》里的『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皆应劭之呓语，非史上发生之事。
（三）、虚中来，虚中去的林闾翁孺
应劭于〈扬雄答刘歆书〉及《风俗通义?序》又虚构了一个林闾翁孺，在〈扬雄答刘歆书〉里讲道：
『独蜀人有………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数岁死。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
《风俗通义?序》讲道：『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应劭虚构了一个人叫做林闾翁孺，并且让他生，也让他死而绝后，并且还在〈扬雄答刘歆书〉讲出其绝后了，老婆也失踪了，讲『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倒不是扬雄写给刘歆看的，而是应劭写给后人看的。因为扬雄此书信若系真作，则谈及林闾翁孺，又何须谈其老婆走了，也无子女之类，离本题太远了。而是应劭的目的在于让后人想找凭证者也死了这条心吧。因为林闾翁孺死了，他的老婆也因为没有子女而离去了。于是此一虚构人物林闾翁孺死了，其虚构的老婆也失踪了，而且林闾翁孺还没有后代呢。后世想考证林闾翁孺此人者可以死心了，而此一作伪的人证也就虚里来去一遭了。而所谓林闾翁孺是『临邛』人，『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与雄外家牵连之亲』，『翁孺梗概之法略有』，都是应劭的胡诌而已，虚而无对证。因而，扬雄的得以采用严遵的千余言或翁孺梗概的梗概之法，即无对价关系可成立了。
《汉书》无此人，至于今本《华阳国志》有林闾翁孺此人，一如吾人于此文首所谈，今本此书哪些文字是常璩当日实文，已不可考，或乃常璩依〈扬雄答刘歆书〉及《风俗通义?序》列入，或根本是后世据〈扬雄答刘歆书〉及《风俗通义?序》添加。而非依真自己去考列。
十一、结论
应劭在研读新出世没多久的《汉书》并从事于集解及音义上的研究之时，收集来许多有关方言之资料，不管是取自如许慎《说文解字》或他在〈扬雄答刘歆书〉夫子自况的『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而收集了许多方言资料，整理成《方言》一书，而他自已也以此为一生学术上最自豪之事，希望能传下去。但他是东汉末朝廷一小官，学术上也不是当时的学统传承出身。即便着了《方言》，若以自己名字问世，尤其乱世的人微书轻，习者必少，传于后世之机会也就不大。不如弃名而传书，而假托当时有口碑的学术大家扬雄之名而传世吧。此意既决，但他是儒者里少数究心于《汉书》者，而《汉书》里又明白没有扬雄着《方言》的记载啊。要如何弥缝其间，好让扬雄的《方言》未被班固依刘歆《七略》所损益的《汉书?艺文志》里未有扬雄着《方言》能有合理化的解释呢。于是必得虚构一则故事，讲述刘歆著作未收入《方言》的原因。他是东汉末年灭亡前夕的朝廷一官员，而且是立下东汉末年律令的实际官员，对于法律方面他是专业。于是依据其法律常识，虚构刘歆抓到了扬雄荐举的田仪犯了罪，扬雄当连坐的汉律，刘歆以此要挟扬雄交出手中的研究成果的《方言》十五卷，但扬雄宁死不屈的来往二封书信：〈刘歆与扬雄书〉、〈扬雄答刘歆书〉虚构出来。刘歆拿不到扬雄的《方言》的简目，自然写不进《七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依《七略》，故也写不入扬雄着《方言》了。
只不过，其虚构两书信都内容于理未通。〈刘歆与扬雄书〉里讲皇帝下诏要天下方言数据，刘歆派郝隆去执行，但成效不佳，闻扬雄着《方言》十五卷，向扬雄要《方言》的最目。一如吾人前所言王莽在西汉平帝时就有招天下大批儒者至京，其中包括了『小学』（即含方言在内）的学者，并且保存了其学的记录。刘歆既是国师，则叫人整理一下，也就等同了扬雄的『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一样可以整理出一部《方言》出来。而〈扬雄答刘歆书〉就更不合常理了。刘歆看上了扬雄的《方言》，向扬雄讨该书的简目及简介，而扬雄面对来者之不善，一如开门见盗，必极言自己家徒四壁，以却盗心。人情之常，事理之正，回书时应极言自己《方言》未经整理，尚理不出头绪，怎能又伸言自已有三代周秦之录得自于严遵及林闾翁孺，再加上自己多么努力的收集方言，『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根本就是开门揖盗，使盗心益炽的火上添火的不合常理之举。不是在弭盗心，而是向刘歆自表功，以示自已的《方言》你来要是有理的，我的数据多么有三代及秦之味加上现代的收集，还经过我的细心核察，这象话吗，于是知，南宋洪迈及清载震的说法，都是未搔到痒处，一如吾人前所述，今予以解析之。所以说，〈扬雄答刘歆书〉一见内容，以其不合常情，就已伪情赤炽了，只是应劭在此书信里交待一下，自已是多么努力收集，以增加后世流传的本钱而已，不可能是扬雄弭盗心之作。而且还在信里表示吾宁死不屈，开门向盗贼表示自己家有多豪富，要宁死不给也则必死无疑了。真有此书出自于扬雄，恐怕扬雄早已死于田仪之祸了，《方言》全书终究被刘歆藉皇命而拿到手了。
十一、尾声
吾是看到标名是曾永义所著的《戏曲学（一）》，见其引述〈刘歆与扬雄书〉里的『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颇得其最目。』而指出：『在乡土演出的戏曲，西汉有所谓「歌戏」，可能是文献上最早出现的「乡土小戏」。』（页四九三）。应非应劭的原文内容，被后世所改。一如《方言》，应劭指出，为『九千言』，但今本为一万三千余言；而应劭指出有十五卷，但今本只十三卷，故今本《方言》已非应劭伪造时原本之旧。而附丽于《方言》的此二篇书信于今存最早的宋本《方言》未附，后之《方言》附入者，多为依明代宋管的《古今逸史》所引抄入。而吴管此人，对『戏』字有所独钟。如其书中〈凡例〉里就言及：「琐言敷说、小史戏史之类，或怪或诬，或褒或陋，不重关于纪事，且无裨于□辞」之书，都摒而不录。而今人论者有言其失：『部分书籍的质量却颇为学者诟病，清人所论及「好改篡古书」「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等缺失，如：汉代班固撰《汉武故事》一卷、应劭撰《风俗通义》四卷、唐代韩偓撰《海山记》一卷等，删并篇卷的情形甚为严重，无怪乎学者多言明代丛书有「古书面目全失」「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 之弊，并言其为载籍的一大灾厄。』（赵惠芬：〈明代丛书《古今逸史》初探〉，侨光技术学院九十三年度运用教育部提升师资款奖助教师研究专题案），即明白指出应劭的《风俗通义》『删并篇卷的情形甚为严重』，故有关其所引的〈刘歆与扬雄书〉〈扬雄与刘歆书〉并不是没有被改动成面目全非，如清人所言「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之可能，前人论及此书者已言之。
而有关〈刘歆与扬雄书〉里的『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颇得其最目。』内的『歌戏』的『戏』字，或原作『讴』，应劭在《风俗通义?序》里，提到了『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以『歌讴』并举。如此段文字原字数皆一如应劭原文不变动，那么『戏』字原应劭应作『讴』始符应劭行文性格。吴管于编《古今逸史》时，以『僮谣』之『谣』近于『歌讴』之『讴』，故改以『戏』字，一如其于〈凡例〉中提到的『琐言敷说、小史戏史之类』的『戏』字。而『戏史』亦非惯用之语，吴管或从诗经《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汉代所谓的毛传释『戏豫，逸豫也』，而《管子?君臣上》：『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亦类同此义。『戏史』犹言『逸史』，乃吴管自创之名。而『歌戏』一词，亦吴管自创，似言『逸歌』，即亡佚于民间犹传唱或保留的古歌之谓欤。不言『戏歌』，而言『歌戏』，乃依应劭原文的布词，『歌』在前，故置『戏』于后，取代原应劭原文的『讴』欤。并非曾永义所谓『在乡土演出的戏曲』或『乡土小戏』。此文里的『戏』和戏曲的戏字毫无相关，曾永义引喻失义，未探明此文之后世改者的用文习惯，而致吴管依《诗经》的『戏』字古义的『逸』，而误为戏曲之戏字，而闹出了学术笑话出来了。而更确定今之〈刘歆与扬雄书〉里的『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颇得其最目。』里至少『戏』字，所改之人即明代万历年间的吴管。（刘有恒，台北，2016,11,21初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