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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闻，一般并不在我关注的范围之内，因为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论空间。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评论人士对这个“简单”的新闻，发表了一些很“复杂”的看法。 首先是一个看似知情的人士，批评这段视频“最讨厌”，原因是，“一个新媒体却充满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矫情”，即站在道德和法律的高点去批判童工现象。在讲了一些关于童工的故事之后，他做出了这样抒情性的结论，“你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 在这样一个年代，还有人为童工现象辩护，这让我感到很困惑，于是就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大跌眼镜。圈子里好几个比较熟悉的评论新锐，几乎都对这个新闻持相似的态度。大概意思是，童工现象有着贫困的现实背景、并不那么简单，“粗暴的解救”并不能解决童工的困境，反而可能让他们更凄惨。于是，在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我陷入了雾霾般的自我怀疑之中。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我的想法怎么就跟他们那么不一样呢？ 为童工现象辩护的一个基本理由，是“这里有肉吃”。未成年的孩子被从云南贩到常熟的服装作坊打工，吃得比在家里好多了，还能给家里寄钱。如果没有打工的机会，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还去混黑社会。这种看法有一个不易被觉察的误区，就是用成年人的经济理性去思考童工问题。只要能赚到钱、能改善生活，童工现象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有肉吃”作为一个具象化的、香喷喷的符号，遮蔽了很多抽象的痛苦与不幸。比如，媒体在报道中披露，常熟的童工每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每个月最多能休息两天。他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都被老板没收，防止他们中途离开。有时候，老板还对他们进行殴打，打完之后干活就快多了。未成年人以这种不无悲惨的工作方式，换取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善，竟然还有人为此点赞，难道这就是理性和文明的态度么？ 因为“有肉吃”，就觉得童工现象并不是最坏，这种观点貌似颇有情怀，但在我看来其实是典型的苟且。雇佣童工的罪恶，不仅仅在于其中的盘剥和榨取，更在于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透支。出身贫穷的孩子，一旦过早陷入毫无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作，他们的人生基本就画上句号。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把窘迫和贫穷“遗传”下去。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我发展以及摆脱贫困的机会，都被流水线剥夺了。这样的孩子，你指望他们成年后就能创业当老板，那你也真是浪漫得可以了。 看到黑砖窑就拍案而起，看到“有肉吃”就欣然点赞，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很难让人认同。我的童年也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我也了解西部贫困地区的生存现状，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无法赞同雇佣童工是可以被容忍的社会现象。其实，我很理解这些评论者的困境，即当你无法为这些孩子找到更好的出路时，你就没有底气去批评非法雇佣。但是，思考和言说的道义价值，并不在于为丑陋的现实找到合法性，而是要挖掘其社会根源，并从政治图谱中去寻找解决方案。在我看来，童工现象正是精准扶贫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课题。扶贫扶什么？给八十岁的老农送一百只鸡苗，那种形式主义的做派只能让报表好看。但如果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就有机会切断贫穷的遗传编码。童工被解救之后，应该倒查他们的流出地，在地图上画出一个浓重的标记，那就是精准扶贫的方向。 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反对犬儒化的策略，而坚信应该向普世价值靠拢。尽管雇佣童工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文明社会普遍认为，童工现象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罪恶”。工业革命曾经让大量英国贫困儿童陷入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英国历史学家对此反思说，那是“我们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事情之一”。如果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我们还搞“复杂中国”那一套，那还不如索性沉默。 （文/蔡方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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