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象写作 作者：李霞 意象写作是主观写作，主要运用象征手法，具有内化性、技艺性、神秘性的特点。 意象写作包括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非非写作大部分，学院写作，神性写作，翻译体写作，西化写作等。 从朦胧诗到知识分子写作，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迄今，从北岛到臧棣，代表了意象写作的主要脉络。 北岛仍是汉语现代诗写作的重要诗人，也是意象写作的首席诗人。尽管他的写作状态基本停滞，尽管不时有人想撼动甚至替代他的地位。北岛之后，政治感伤式的意象写作也基本结束，但意象写作发展变化仍在断续着。明显的分支有意象神性写作、意象内化写作、意象概念写作、意象叙事写作、意象状物写作等等。 臧棣，近年的丛书系列，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备受争议的技艺活跃于诗坛，被公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写作的标志性诗人,其实他是典型的意象概念写作。 一路上尽是群山的粮食。
野梨树上遍布着山雀的开关，
不定时但随时可以听到
死去活来。向这些鸟学习
确实让人尴尬，就好像
我们有一个容量更大的肺
但它却从未充过血。 这是臧棣《祖国丛书》的前7行，虽然我们能看出这是诗人从山中经过时的所见所思，但到底表达的什么，用我们现有的逻辑系统的确难以言表。就是我们反复读，“死去活来”地读，最终还是“确实让人尴尬”。“祖国丛书”，是名词，更是一种概念，尤其是“丛书”，几乎成了臧棣诗歌的符号标志，这无疑也极大地扩大强化了臧棣的诗歌形象，策略性也非常明显。 听听臧棣的言说，他的诗“确实让人尴尬”也许就正常了：诗比深远还要深。不过深刻这一关，对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没什么。但是过不了浅这一关，对诗人的成型来说，影响却是致命的。 人们常常以为语言是诗歌的血，其实形式才是诗歌的血。与形式所神秘的作用相比，语言更像是诗歌的肌肉。我几乎不想这么说，感觉不到诗的神秘的人也不会感觉到多少诗。这个原则几乎颠扑不破。我其实想说的是，感觉不到诗的神秘的人，也不会感觉到生命的美妙。 有评论家说，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他的节制、犹疑，使他对事物作出精密测量的同时，也迷恋于词语的独特构造和诗艺的繁复表达。生活深度，物质表象，语言和语言、语言和感觉之间的细微差异，都是臧棣的诗歌主题，他的写作，既是一次内心的辩论，也是一种语言的争吵。 可是，臧棣与北岛，却产生了不小的“对立”。臧棣在《答腾讯文化频道十一问》中说：仔细想来，我和北岛之间的“分歧”，的确非常大。比如，说中华民族都已沦为“物质主义昏梦中”，又比如，说大陆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已在体制陷阱中已“犬儒化”，这些言辞，听上去很像切中弊端，慷慨激昂，但从北岛的嘴里说出来，还是透着一股说不来的味道。我不太知道别人的感受，但在我看来，它们太投机于政治正确，很像文革时期常见的一种整体性思维，且有一种无聊的大而无当。即，把物质视为斗争的对象。物质就是物质，它不是文明的替罪羊。更不是诗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对诗歌这样精妙而伟大的生命的艺术而言，北岛的言谈都太像街头闲话。重申一下，我并不否认他斥责的这些现象。但我的疑问是，这样的批判性是怎么和诗歌发生了那种在北岛看来不言自明的关系的？因为北岛的观念是，我们的诗歌如果不具有这样的批判性，我们的诗歌就“和世界无关”，也就没什么价值。这就有点近似于魔鬼的抱怨。正是这一点，让我深深感到疑惧和警醒。因为我隐隐感到了一种针对诗歌这样的人文实践的纳粹的尺度。既缺乏宽容，也没有幽默。诗歌的介入性，本来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却在北岛那里，反过来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评判诗歌的标准。我不排斥诗的介入性，但我觉得，诗的介入性只是一种诗歌态度，我们不能依据一个诗人有没有这种态度，来评估诗的写作。更不能把诗的批判性变成一场露天的审讯中的政治交底。特别地，我们绝不能依据诗歌中有没有批判性，来确定诗的价值，或诗的责任。 很多时候，我难免觉得，在对待诗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的判断上，北岛及其背后的文学势力太教条，也透露出一种特殊的自我蒙昧。拿北岛和顾城对物质的轻蔑比，就可看得出，北岛对物质的非议太乖巧，也很投机。顾城对物质的淡漠和蔑视才是玩真的。我最大的疑惑是，像北岛这样，拿诗歌挑剔物质的弊端，怎么挑，怎么有，太轻而易举了，也太容易获得廉价的批判性的快感了。诗，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从诗歌观念上讲，我觉得现在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在北岛的态度背后展现出来的那种把“诗歌历史化”的文学意识形态。百年新诗历史上，对现代中国诗歌毒害最深的，就是将这种将诗歌和历史一体化的观念。它让诗歌迷信历史，让诗歌过度依赖于历史。在不涉及“谁的历史”的前提下，它就恐吓性散布：一旦不依傍历史，你的诗歌“毫无价值”。在我看来，搬出“历史”或“现实”，来向我们追问什么是“真正的诗”，是文学上的一种极端的无聊和猥琐。我的基本的态度是，在诗和现实，诗和存在，诗和生活的关系上，诗，有太多的秘密的路径可走。新诗历史上，我们的诗太善于批判现实，批评生活，太善于将生活政治化，将现实道德化。但我觉得，诗的使命，诗人的真正的责任是，发现生活，发现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按现成的意识形态说辞去批判生活，批判现实。在我看来，在当代诗的实践中，北岛们津津乐道的诗的批判性，在揭露出一些皮毛的同时，却对诗与生活之间更广阔更丰富的关系，造成了无限的遮蔽。其实说“遮蔽”，都太轻巧了。很可能是一种无情的绞杀。对诗来说，最艰难的，也最需要耐心的是，诗必须勇敢地呈现生活的可能性，敏锐地揭示存在的可能性。什么叫诗的独立性？总拿着历史的尺度去批判生活，并在这批判中沾沾自喜自己的政治正确，这不是真正的诗人该做的事，这是对历史的投机。对诗来说，批判性，永远是简单的。当人们一味试图凭借批判性获得诗的价值或诗的力量时，可怕的诗的堕落也就开始了。我觉得肖斯塔科维奇说的好：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这差不多也是，请在生活脏的时候爱生活。我也经历过很多现实的丑恶和人生的波折，但我想，我们总要拉开一点距离。这个距离，对我而言，就是，诗是一种特殊的仁慈。 臧棣与北岛的“分歧”，虽然有“弑父”与“篡位”的嫌疑，但也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意象写作的极大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变化前后相互否定，但明显的不一样是肯定的，后边比前边有进步发展也是应该肯定的。 人们对意象写作的最大非议就是读不懂。读不懂源于诗人对主观化神秘化陌生化的过分注重？有人认为这是象征主义这一西方的诗歌瘟疫传到中国的结果，是象征主义杀死了诗歌。其实中国诗歌也有象征主义的传统，如楚国时屈原的诗，唐代李贺李商隐的诗，都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他们的不少作品我们今天仍然难以读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