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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舫斋的记忆

 璇琮坑 2016-11-23

     画舫斋的记忆

画舫斋位于北海公园的东岸,是一处隐逸于山石林木之中、环方形水池而建的独立院落。正殿坐北朝南,名画舫斋,系乾隆皇帝亲题;东西有“镜香”、“观妙”两个配殿,遥相对应;而南面的前殿,则名“春雨林塘”。相互间,有朱漆回廊连通。

画舫斋的记忆作为清代皇家的一个小型行宫,光绪皇帝曾在此居住,慈禧太后也常来这里游宴。尤其是乾隆,多次在画舫斋召见书画名家切磋技艺。也许,有此渊源的缘故,民国时期,这里就开始成为对民众开放的、举办艺术展览和活动的场所,而且,这一传统还延续到了解放以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海公园是我每年都要造访几次的地方。除了冬天溜冰,夏日划船外,主要是去画舫斋看展览。

那些年,在画舫斋举办的画展很多,比如1959年的于非闇遗作展、1960年的卫天霖个人展等。前者以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名世,后者以精研西方的油画见长。巧合的是,两人的画风,竟有相似之处:色彩绚丽,又不失凝重、淳厚。

不过,与我关系密切的是1962年的马晋画展。此时,我拜北京画院画师马晋为师还不久,虽然每个周日都能登堂入室亲聆老师的教诲,但不可能有机会像在画展上那样一下子看到老师那么多的精品。

我发现,老师在成为画马名家之前,很是下了一番临摹功夫的。比如,临朱锐(另说是金人武元直)的《赤壁图》、仇英的《江南春图》、赵子昂一门三代的《人马图》、文徵明的《九歌图》、新罗山人的《苏武牧羊图》、郎世宁的《羚羊图》等,幅幅作品都能做到惟妙惟肖。而且,并非只是画马,乃是山水、人物、走兽都包括,可谓不拘一格、取法百家。

画舫斋的记忆画展上还有一些是老师画于三四十年代的写生作品,如《卧犬》等,让我意识到:临摹固然重要,写生亦不可或缺。正是有了临摹与写生并重的厚实基础,源于郎世宁的工笔写实画法才在老师的手里有了新的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借用行家们的评价就是:“工而不拘,细而不碎”,与郎世宁的“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拉开了距离。比如:完成于五六十年代的精心之作《八骏图》、《骏马图》、《秋菊梧桐鸟》、《秋菊双禽》、《孔雀》等,极富质感和体感;采用小写意画法的《万马奔腾》、《鹿》(指画)等,鲜活、灵动。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长长的展柜里摆放的《临郎世宁百骏图》。画卷纵68.5厘米,横566.5厘米,色彩秾丽,布局复杂;山水、草木、人物,尤其是马匹,无一笔不精细。比例精准,明暗有度,尽显西画特色;讲究勾线、辅以皴染,又有传统中国画的意味。这是老师于一年前特意为此次画展摹绘的。其实,早在1923年,老师就临摹过《百骏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1930年,又二次临摹(现藏于荣宝斋)。所以我所看到的是第三次的临摹之作。虽说是临摹,但此时已62岁,正处于绘画艺术集大成的年龄,故而融入了老师毕生的修为,无异于再创作。而不惜耗时费力,三临《百骏图》,亦体现老师在研习画艺上的精益求精与执著。据前两年报载,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2年秋拍会上,此画拍出了1092.5万元的高价。

19712月底,时值“文革”中期的北海公园突然关闭,画舫斋也难逃厄运。至于公园关闭的原因,无从知晓。但据说,那些年里,江青曾来画舫斋东侧的古柯庭院落住过,不知确否。

      

197831日起,北海公园恢复对公众的开放。随之,画舫斋作为艺术展馆的功能也重新得到延续。到年底,已经举办了8个展览。

翌年6月,北京美协在画舫斋举办了“北京工笔重彩画展”。正是这个画展,直接催生了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于同年9月的成立。

画舫斋的记忆继承和发扬中国工笔重彩画的优秀传统为宗旨,刘凌沧任名誉会长,潘洁兹任会长,田世光、任率英、黄均、俞致贞、万一、马泉、马德春、刘福芳、金鸿钧、金捷中、林凡、蒋采苹、侯长春、陈大章任副会长的画会,成立伊始便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前辈大师于当年底至第二年初,每周一次的讲座与观摩。而这些活动,也都是安排在画舫斋中进行的。

北京画院的徐聪佑老师是画会顾问,知道我在“文革”前曾随马晋老师学过画,即使上山下乡后荒废了多年,毕竟还有根底。所以,她把画会举办系列讲座的入场券送给我,希望我去听讲座,重拾画笔,大胆创作,争取参加19806月将要举办的画会年展。

彼时,我作为77级中文系大学生正在校园里读书,学业的紧张自不待言。但是,出于对绘画的热爱和想回报马晋、徐聪佑两位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期冀,我决定拼一把了。构思、起稿、落墨、着色,把每个周日以及没有课的周二、周五的下午都用来作画。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80年的4月底完成了一幅四尺整纸的画作。原本想以杜甫名句“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作为画题,却被画会的一位领导在观摩草稿的评议时劝止。理由是:“横行”二字,容易让人想起“四人帮”(当时,“横行”一词常与“四人帮”连用),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改题“六骏图”。

开展那天,我拿着请柬前往画舫斋,内心深处依然惴惴不安。因为之前的一次画会活动时,会长曾说过,由于展厅容量有限,不能保证所有会员送交的画作都能展出。而我此时尚未入会,所以更担心自己的画作会率先被淘汰。

展厅里人头攒动,观众还真不少。仗着个儿高,我的目光迅速扫过观众的头顶,环视四壁。也许,是心有灵犀的关系,第一眼就看到了正殿东墙悬挂的《六骏图》上部的柳枝。趋前细看,发现我的这幅画竟然悬挂在会长潘洁滋的画作旁。

这是工笔重彩画成立后的第一次年展,共展出110幅作品,在美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后,几乎每年都办年展,延续至今,为中国工笔画艺术的传承、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影响力辐射到了海内外的许多地区。而我,也于那届年展后正式加入了工笔重彩画会。遗憾的是,多年后因忙于本职工作而逐渐地淡出了画会的活动。

     

也许,是时代使然。新时期之初的画舫斋还扮演过更为引人瞩目的角色。

那时,突破种种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春潮般涌动。诗歌领域有自办刊物《今天》与朦胧诗;小说领域有伤痕反思作品与意识流;绘画领域则有无名画会、星星画会的异军突起。其共同的特征是:政治批判意识、文化启蒙主义和艺术探索精神的彰显。

其中,无名画会与星星画会的展览亦是在画舫斋举办的。

画舫斋的记忆关于无名画会,之前我并不知晓。19797月(7日——12日为内部展,13日——29日为公开展)它在画舫斋的画展,才让我对这个画会有了一点儿了解。原来,画会的主要成员赵文量、杨雨澍、石振宇、张达安等人早在60年代就很活跃了。他们通过户外、郊野写生来感受自然、获取灵感,不受既有理论与画风、技法的束缚,强调自由、独立的意识,着意于艺术个性的自我表现。所以,与当年大一统的时代氛围不相吻合,相互间只能在自己狭小的家中悄悄地观摩、切磋。得益于“文革”的最终结束,以及时任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和老画家刘海粟、王森然等人的支持,他们才临时以“无名画会”的名义申请,获得在画舫斋首展的成功。19817月,他们又在画舫斋举办了第二届“无名画会”作品展。

与之比较,星星画展的面世,似乎有更多的波折。

记得是1979年的927,我去中国美术馆参观《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尚未走到门口,就发现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上,高高低低地挂满了国画、油画、版画与雕塑作品,吸引了无数驻足观看的路人。多少年过去了,许多记忆都被岁月的长河所冲淡。但是,他们的口号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与一件题为《沉默》(王克平)的木雕作品却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只眼被封住,张开的嘴巴被木头堵住的头像。显然,这种富含政治寓意的作品是过于敏感了。两天之后,马德升、王克平、黄锐、曲磊磊、薄云、阿城、李爽、严力、杨益平等23名青年业余画家自发举办的街头展览被取消。

画舫斋的记忆毕竟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经过抗争与各方面的斡旋,夭折的星星画展于两个月后获得了正式展出的权利。而接纳它的,还是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一时社会轰动,盛况空前。从1123日起到122日止的10天里,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前来观展。

转过年去,星星画会在中国美协北京分会注册后宣告成立。随之,于1980820日至97日举办了第二次画展。而展出的地点,改为中国美术馆,观众人数高达十五六万。

尽管,两个画会的展览都正式展出了,但相关的争议并未结束。甚至,在一定的政治气候下,还会升级。但是,从当初只能在家里秘密观摩、街头展出还被取消,到堂而皇之地进入北京美协的活动场所画舫斋与国家级的中国美术馆内展出,无论是过程的曲折还是画作内容与形式的前卫化,都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与节点。

                                

80年代中期,画舫斋又一次停止开放。而且,这一停止就近20年。那些年里,我每次去北海公园,仍会习惯性地往画舫斋走去,内心总有一种侥幸的期盼。待到近前,望见大门依旧紧闭,不禁又怅然若失。

失望之余,我会沿幽僻小径南去濠濮间。

这是北海公园中的又一著名的园中之园。一座青石的小小牌楼,迎面而立,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对联。过了牌楼,便是七曲石桥,静卧于一湾清冽的碧水之上。桥北的水榭,雕梁画栋,黑底的匾额上书有“濠濮间”三个金色的大字。水榭后还有依山而建的回廊,消隐在林木间。

这个园子,格局不大,却精巧、清静。无论是走曲桥还是回廊,都可移步换形,有美的发现。而三面环水的水榭,正是稍事歇脚的好去处。

画舫斋的记忆依旧是不甘心,频频北望。但林木土坡挡住了投向画舫斋的视线;一如紧闭的大门让人无法知晓此刻的园内是荒芜了,还是派作其它的用场。

回头仰视匾额,不免遐想这濠”与“濮”的蕴涵。两典都出自《庄子》。“濠”乃水名,庄子与惠子曾同游于濠梁之上,辩诘:是否能知“鱼之乐”。濮”亦水名,庄子曾持鱼竿垂钓于濮水,拒绝了楚王要他出仕的邀请。显然,二者均体现了古人寄情于物外的超然自得与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

如此想来,还需耿耿于画舫斋的开与不开吗?

1981年始,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的各种展览已经另找场地。从北京办到外地(香港、内蒙、云南、广西、湖南、吉林、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从中国办到美国、加拿大。而无名画会与星星画会的成员们也于80年代初因各种原因流散各地,或出国深造,有各自很好的发展,再没有以这两个画会的名义搞过展览。

不过,曾经的画舫斋岂能轻易被淡忘呢?所以,2002820日,当我闻讯画舫斋在关闭了近20年之后再次重新正式开放时,内心仍然是很激动的。而重新开放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二十世纪初的北京”图片展。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图片是马可·波罗故乡的马达罗先生所收藏的。

当然,如今的北京城里,可以举办画展的场馆太多了,因此,深藏在北海公园里的画舫斋似乎渐渐地不再承担办展的任务了。或许,也有保护古建筑的考虑吧。但它,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起到的作用,必将载入史册。

(说明:大部分图片下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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