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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真不是钱!

 午夜晴空 2016-11-23

近年来,大学排名风靡全球,国内一些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上逐渐崭露头角。国家“十三五”规划更是对高等教育提出明确规划,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推出“985工程”、“211工程”,以此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国的许多大学也曾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

清华大学早在1985年就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目标,2011年,清华大学提出了力争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力争2030年左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除了清华、北大之外,近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高校都曾提出力争202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口号。

中国大学不缺钱 清华年度决算超200亿

近日,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晒出了上一年度财政决算报告。清华大学以205亿的决算额高居榜首,其余还有浙江大学(156亿)、北京大学(140亿)和上海交通大学(127亿)三所高校决算额超过百亿,远远领先于其他高校。

与此相对,排名榜尾的基本是专业类高校,比如语言类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以及艺术类高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其中中央戏剧学院以4.5亿决算额居于末位,与清华大学相差超过两百亿。

决算总额由今年的财政总收入和去年的结余构成。例如清华大学205亿的决算总额中包括了2015年约150亿的总收入以及2014年约55亿的结余。各高校2015年的决算总额与总收入的排位大体保持一致。

我们先看看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拨款收入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真不是钱!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真不是钱!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真不是钱!

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烧钱”么?当然需要,不仅要烧钱,但烧的不仅仅是钱。

什么样的大学算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众说纷纭,前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大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是知识与创意集散地的根基。大师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递者,也正是因为他们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学生创造难得的学习机会,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但这种以大学为场所的知识传播和创造,并非脱离外界环境的单线传输,而是依存于具体环境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可以说,大师能否发挥预期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取决于整个教育体制是否支持大师与英才的互动。因此,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学者——“大师云集”,有一流的学生——“汇聚英才”,还有一流的教育环境:以学生自由促进学术繁荣,通过学术繁荣孕育大师、培养英才。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

人才培养质量和制度文化的差距

美国国际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教授曾这样描述世界一流大学:“谁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觉得不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问题是既没人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也没人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尽管世界一流大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简洁定义,但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进行总结的文献却并不少,而且结论大同小异。这些总结中,世界银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萨尔米博士的提法比较直观,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人才会聚、充裕的资源、良好的治理三组要素,其中人才会聚包括优秀教员的会聚、优秀学生的会聚、优秀研究人员的会聚等,充裕的资源指大学从政府、学校基金、科研基金等渠道获得了足够支持优质教学环境和先进科研设施的经费,良好的治理则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杰出领导、追求卓越的文化等。考察任意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特征都不难得到印证。

中国是最早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一批学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近两年,在科研产出规模和办学经费等指标上,有若干所中国顶尖大学已经可以比肩世界一流大学;在重大原创性成果和高水平师资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学校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水平。

现阶段,中国顶尖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使命,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是领袖,是大师,是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最有潜力的优秀生源,而且需要有一套与培养拔尖人才相适应的培养体系,这样的培养体系应当以学生的个人发展为中心,以学生为本。而中国顶尖大学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投入和进展都不够大,人才培养质量还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例如,国内许多大学在招聘新教师时将在国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作为前提条件,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顶尖大学培养的人才尚不能满足我国大学自身建设世界一流的需求,而如何去培养领袖、大师更都还处在摸索阶段。

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石是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和一套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活力的制度体系。而我国大学的运行管理还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和浓厚的行政色彩,一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对大学工作管得过多、过细;另一方面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仍然是行政权力主导。相比具体的科研管理改革和教学改革,基础制度层面的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显然更大,从目前来看不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大学在这方面都还未能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建设一套适应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需要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尚需时日,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则要付出更大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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