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TPP被谁抛弃?玩这个游戏看懂世界贸易变局

2016-11-24  cat1208



文 | 曹东勃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了他上任后将退出TPP的意向。尽管两党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都多少表示了对这个新贸易协定的“不待见”,这一宣示仍然引发不少舆论震荡。


我是个战略游戏爱好者。战略游戏,多半免不了“地命海心”之嫌,搞得似乎天下大势操控在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闲暇的时候,打几盘游戏,从中管窥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理解视角。



▍一


最近一年,常玩的一款战略类游戏是《SuperPower2》(超级大国2),游戏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治国理政”吧。这其中,也涉及到贸易协定的反复拉锯。


在自定义状态下,游戏的起始时间设定在本世纪之初,2001年1月1日。彼时,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经济衰退的谷底。游戏的数据设定充分反映了这一状态:利率趋近于零但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失业率高企、贪腐高发、通货紧缩。


游戏中可以观测到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通胀率、GDP增长率、人均GDP、各大类产品的产量和贸易额,可以调控的变量包括利率、总税率、个税率和分类产品税率,此外,还包括人口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等定性层面的政策工具。


如果游戏的亮点仅止于这些内政要素,那它与真实的开放经济环境还是相距甚远。难能可贵的是,它还真的设计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外交、外贸政策体系,玩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外事活动来达成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军事、社会或经济协定。


游戏中对于条约的分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大致有几种类型:社会发展协作、经济援助、承担外债、经济伙伴、共同市场。


前面三种大体上是承担义务多于享受权利的,旨在邀买人心,是从陌生关系逐渐改善、走向热络的必由之路。但要达到“全天候”,必须向后两种晋级。


经济伙伴大概相当于现实中的各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起先,这种partner的关系比较金贵,后来越搞越多,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价值。再后来,发现对方国家还可以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前一任总统刚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来者走马上任就可以宣布废止,或者用诸如竞争性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之类替代,实际上是对双方经济伙伴关系降级的共同确认。在游戏中,经济伙伴条约的效用,在于使所有签约成员国的资源生产得到加成,而生产力较高一方获得的产出加成(在数据上表现为GDP增长)要高于生产力较低的一方。这意味着,经济伙伴关系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


共同市场是经济外交的最高级形式,相当于现实中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游戏中的设定是,签署共同市场的各成员国之间将分享其资源,在正常交易前,优先满足其国内需求。如果仍然存在过剩或缺额,资源将优先与共同市场内其他成员分享,通过正常贸易进行调剂。这意味着,共同市场关系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要素在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流动,以此不仅实现“保增长”,更重要的是摆平国内各生产者、消费者集团诉求,实现保民生、保就业,达成某种分配效果。


▲ 《超级大国2》游戏于2004年发售于美国,图为游戏截图


游戏的设定是,可以单独拉拢一个国家签约,这就是双边协定;也可以伙同一大批国家(上限是全部国家)共同签约,这就是多边协定。初玩者都期望能一次拉拢足够多的国家,共同商定一个一揽子贸易协定,但你很快会发现这有着相当的难度。


尤为严重的是,这里还存在着很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殊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共同体的认同范围。比如,根据游戏的设定,当你试图把印度、巴基斯坦同时拉进一个共同市场多边协定框架中时,最终的效果就是,他们的态度都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双双退出。再比如,当你同时把朝鲜与日、韩两国的任何一个拉进一个亚洲自贸区协定,三个国家也都会选择退出。但是当你分别与这些国家签订双边共同市场时(前提是双边关系确实发展到这种水到渠成的高水平),你可能会分别获得成功。


此外,很多社会政策和很多政治制度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比如,是否实施人口强制控制政策,其出发点往往是人口规模过大拖累了人均GDP的数据;是否允许使用童工,其原因往往是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是否允许同性恋婚姻和是否允许堕胎,这两项的经济效果往往是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否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这意味着选举遥遥无期;是否是同一类型的民主和选举制度;等等。基本来说,相同和相近类型的国家达成协定的概率更大。


组织规模越大,内部点对点关系越多、越复杂,达成全体一致的可能性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排列组合问题。此时,撇开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乌托邦,拉帮结伙、三五成群地搞一些小圈子、小共同体,就成为一种既可欲、又可行的方案。


既然大规模多边协定的达成是如此困难,那么游戏中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根据“二八法则”,抓主要矛盾,优先与域内主要大国搞好关系,逐一升级到签署共同市场条约(自贸区协定),在此基础上适时推进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如果很不幸,域内主要大国的关系都搞得很僵,那只有退而求其次,在两个层面上寻求外围突破。一个办法是见缝插针、交叉交友、远交近攻、建小圈子布点,尽可能多地与域外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关联。游戏中的非洲、拉美的大部和中东的部分国家,就具有这种备胎性质,只要前期肯于砸钱,慢慢总有机会升级到共同市场。


另一个办法是自力更生、扩大本国产出、增加其可贸易性,提高本国贸易量在世界贸易总盘子中的份额,让世界更需要你,更离不开你。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种增长癖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相反的风险却始终存在,即这种量本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发展模式,可能因大量消耗本国资源以至于竭泽而渔到不可持续的境地。


总之,绕开整个世界另起炉灶,是一条艰苦且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道路。


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选择全世界193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当然,选择大国与选择小国,发展的策略是不同的。



选择大国的好处是,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旺盛的增长潜力和优越的资源禀赋。大国的弱点也相当明显,因为“人口多、底子薄”,基数较大、转型缓慢、贫富分化问题时不时会凸现出来,如果初始外部环境再不好的话,很难扭转赤字财政的局面,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因而玩家也会有很强烈的冲动进行“国有化”或“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当你逐个行业点选或者挑选战略性行业选择直接国营的话,根据游戏的设定,投资驱动的产量加成,其投入产出比要比私营划算。


这样,实现同样的市场占有率目标,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国营的效率就比较高。在此基础上再抽取高额资源税,缩小赤字的速度就比较快。但是长期大规模的国有国营,不可持续,也没有活力。所以有一个逐步从国有国营转向私有私营、从资源税为主转向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的过程。


选择小国的好处在于船小好调头,很快可以实现产出翻番,在人均数据上的表现也会迅速跳脱中等收入陷阱,但局限在于增长后劲不足、市场空间较小、而且暴富之后很容易进入长时期的滞涨状态。而且玩家以举国模式扶持本国特定产业、走出口创汇道路时,对于小国而言,其比较优势的甄别必须十分精准和慎重,否则实现市场占有率目标所需的投入是没底的,毕竟规模太小了。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谈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一旦选择出错,对于小国财政而言,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二


以上所描述的,只是这款游戏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它几乎涵括了全世界范围内任意国家的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游戏之余,观照现实世界经济与政治,琢磨怎样搞好综合平衡、实现科学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会咸吃萝卜淡操心地偶得一些启发。


2015年10月6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达成。消息传来,举国惊骇。一旦最终达成,则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覆盖全球经济体量40%的巨大经济圈就将悄然浮出水面。这巨型怪兽差不多是现实版的《环太平洋》。


其实,2001年,中国这头“大象”蹦进了世贸组织这潭死水,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未尝没有过这种惊惶、局促和无奈的感觉。这十余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八年,是中国利用世贸组织的便利迅速崛起,同时也是与其他国家贸易纠纷龃龉不绝、痛并快乐着的一段时光。


自那之后,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世贸组织的旧船票却越来越难登上世界贸易的新诺亚方舟。


世贸组织的一项根本规则,就是全体协商一致原则,但凡要制定一项新规则,或者废除一项旧规则,都必须得到160多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实际上,除非是经由全球贸易谈判回合,否则国际贸易规则罕有修订,两次修订的时间间隔往往要长达十年以上。肯尼迪回合在1967年完成,东京回合已经是1979年结束,乌拉圭回合是1994年闭幕,至于多哈回合从2001年(也就是中国入世当年)启动到现在还毫无结果。



当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纠纷时,世贸组织充当仲裁人的角色。在贸易诉讼中败诉的一方,有义务按照规定修改本国法律或惯例。但这一点,在常常发生贸易冲突的大国之间,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得到遵守。作为被告一方的政府可能接受世贸组织的裁决而做出妥协,也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是后者,此时世贸组织无奈地摊手表示,我已经尽力了,你们各就各位,自己解决吧。球被踢了回来,此时原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报复,贸易战开始了。在一旁观战的世贸组织另有一套制度,规定了通过贸易壁垒进行报复所造成的损害,应该被控制在何种程度之内。总之,这些约束,都是弹性极大的、富有选择性的。


这就是当前的世贸组织存在的一个严重失衡:软约束的争端解决机制、低效率的贸易立法进程。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中国人上一次绞尽脑汁、黑发人熬成白发人历尽艰辛达成的谈判成果还没捂热多久,TPP就不期而至,着实悲催得很。


美国是以贸易立国的,贸易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1787年宪法按照三权分立原则组成了联邦政府。宪法规定国会和总统分享贸易政策决策权,贸易立法权赋予国会,对外谈判权赋予总统,对外缔约权则有国会和总统共享。具体来说,众院负责商业政策,有权设置关税,参院则以同意权的方式参知政事。


美国宪法没有给任何政党设定权力,但两党政治兴起后,政党通过选举成为多数党,进而通过严格的政党纪律统一步调共同行动,随即夺取各专门委员会的控制权,贸易政策逐渐演变为带有一定政党色彩的政治博弈。上世纪90年代后,民主共和两党在贸易政策上基本都向贸易保护主义退步。劳工标准和环保政策纳入贸易谈判议程,实际上成为两党默契推动的一项共同事业。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加紧了另立新规的步伐。TPP的三项核心约束背后,都有这种考虑。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的客观效果,是增加贸易对立方的生产成本,进而限制其产品出口。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并扩大服贸出口,旨在以此增加美方出口项,改善贸易赤字状况。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标准,有利于加强美方技术优势。


从美方邀请参与TPP的一些国家来看,多集中在亚太,而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有八个来自这一区域。中国当然不宜插标卖首,简单地将之视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经济组织。相比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对TPP规则的异议以及在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内对美国的反对,甚至还要远甚于闷声发财的中国。应当说,美国固然有借TPP表达对中美贸易关系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还是对现有WTO架构和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至少是无法贯彻美方意图的一种不满。



换个角度说,中国也确实到了要认真评估和反思现行世贸组织规则对于本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综合影响的时刻。积极影响无可怀疑:融入世界,大国的规模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外部市场准入条件广泛改善;推动国内法律体系的重新清理修订,出台了《物权法》等一批标志性的市场经济法规;国内相关产业基本经受住国际竞争的考验,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步伐(农业、汽车制造业、金融业)。


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深陷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产业链末端);深陷低工资、低人权、高国际竞争力的陷阱(“资本文明化趋势”问题);深陷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的陷阱(招商引资);深陷技术依赖的陷阱(模仿、山寨,创新乏力);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环境、能源作价问题)。


这里尤其需要说一说创新的问题。熊彼特有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说法。创新,总是蕴含着无数的试错和失败。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需要获得足以抵补之前的摸索和失败所付出巨大代价的收入补偿,这一定体现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相应的定价机制上。所以我们在现实中很常见到的,是一种阶梯性的新产品定价模式。打个比方,当苹果一代出厂时,定价为两个肾的价格,这时会有一批土豪杀进场来砸钱购买;当苹果一代卖不动的时候,获得的销售利润已经支撑其研制出苹果二代,进而,苹果二代定价为两个肾,苹果一代降价为一个肾,并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如是往复。


这种局面是在中国没有进场的前提下达成的。当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以举国模式山寨和模仿的时候,它不仅会影响自身,也会搅得全世界周天寒彻。所以,当中国的山寨商很快山寨出苹果产品并远销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美国的苹果再也无法泰然自若地高位定价了。长此以往,直至创新者获得的补偿不足以抵补创新者研发的投入,创新的源头活水也就趋于枯竭。这就是为什么大国需要创新,至少大国不能山寨的外部性原因。



一方面,特朗普对TPP说不,共和党掌控的两院也推迟和停摆了对TPP的审议。另一方面,日本国会通过了TPP,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也表现得十分热情。“挑头的”突然摆出了冷屁股,参与的却热情不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群众基础”还在,对现状的不满还在,另起炉灶的需求还在。对于外围吃瓜者来说,目前这种局面,值得庆幸吗?恐怕还不能盲目乐观。


这一年来亚太十几个国家的这种“异动”,本身就有重大的敲山震虎之意。它至少显示了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不满,在现有规则之外抢占了高地,树立了标杆。反过来,可以据此倒逼多哈回合谈判向TPP看齐。如果是这样,那TPP就将成为多哈回合谈判难产乃至失败后的备胎,世贸组织被架空的命运无从扭转,世界贸易格局重回各国捉对厮杀、合纵连横、诸侯会盟、轮流坐庄的春秋战国时代。到那时再回望2008—2016,我们也许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旧秩序走向衰落、大变局正在酝酿的关键阶段。


原标题:游戏中的世界贸易变局



 

    来自: cat1208 >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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