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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非洲锥虫病——人类病例通常被称为昏睡病——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由锥形虫属的寄生原虫所导致。在所谓的采采蝇带，它是一种地方流行性疾病；该地带跨越了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位于撒哈拉沙漠和喀拉哈里沙漠之间。采采蝇带是采采蝇的主要栖息地，采采蝇叮咬后会将锥形虫注射到人或牛体内。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发病时最主要的症状是昏睡困倦，最终导致昏迷和死亡，所以被称为“昏睡病”。时至今日，非洲锥虫病仍然会在人类或动物中暴发。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6个国家的6000万人处于风险当中，采采蝇的恶劣影响使得畜牧业陷入了疾病、贫穷、饥饿和死亡的循环当中。 撰文 | 玛丽·道布森（Mary Dobson） 翻译 | 苏静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讲师） 责编 | 朱策英 ●●● 14世纪后期，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听闻西非马里帝国统治者马里·贾塔（Mari Jata）死亡的消息后，写道：贾塔苏丹被昏睡病打垮了，它是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常见的疾病……那些患病的人们很难保持清醒或警觉状态。这种病使得患者逐渐虚弱直至最终死亡……贾塔患此病大约两年，随后死于回历775年。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当欧洲人沿着非洲西海岸探险并开展贸易时，他们也发现在非洲人当中有一种会导致极度困倦嗜睡的疾病。他们称之为“嗜睡病”，法语为 la maladie du sommeil。该病的奇特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的症状，引发了人们对其原因的各种猜测。一些人认为这种疾病是由于喝了太多的棕榈酒，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当地人吸食大麻或吃坏掉的食物导致的。在奴隶贸易期间，很多研究此病的医生认为，非洲黑奴被强制从家庭中带走，结果会导致某种心理“性情”，进而出现“非洲嗜睡症”。 种马病、那加那病和飞蝇病 很多早期在非洲的欧洲探险家向欧洲报告了“新型”的致命的人类疾病，他们是在非洲雨林和草地上碰到的，某些探险家也描述了在动物中所见到的类似疾病。苏格兰传教士医生、探险家大卫·列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年），于 19 世纪 50 年代深入非洲腹地探险，途中发现马和牛的死亡率极高，注意到采采蝇的叮咬“对于牛、马和狗而言在，产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死亡”。
19 世纪 90 年代，一匹患有“种马病”的公马，其实是锥形虫感染。这对于牛等其他牲畜而言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可能意味着死亡。 这种疾病对于马的影响尤其令人困扰，马患病之后很难再用于运输，而马是赤道非洲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列文斯顿使用砷剂治疗患有“种马病”的病马。他和搬运工们不断受到嗡嗡作响、肆意叮咬的昆虫的影响，就像采采蝇一样，当地人警告他们尽量在晚上行动，那时昆虫不像白天那么活跃。然而，列文斯顿认为，只有动物会因采采蝇叮咬而患病，人类并不会因此患病。 在接下来的欧洲殖民者时代，农民们开始报告一种袭击牲畜的致命疾病，杀死了他们众多的牧群。这种疾病在祖鲁兰（现为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北部）被称为那加那病，意为“消耗病”。它对于牲畜生产的影响巨大。到19 世纪后期，不论是为了挣钱养牛的欧洲农民还是过着田园生活的非洲农民，都依赖他们牲畜所产的肉奶补贴生活，但是现在都面临着极大的灾难。 猎人们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们的坐骑被消耗病所困扰，当地的祖鲁人认为那些患有那加那病的牛是吃了被猎物污染的食物后中毒导致的。这些猎人开始像列文斯顿一样，怀疑他们的马匹生病是由那些无时无刻不在的采采蝇导致的。他们称之为“飞蝇病”。确定这种疾病花了 50 余年的时间，但是科学家们最终确定了人类昏睡病、牛那加那病和种马病之间的关系。 最初的线索和缺失的联系 19 世纪 40 - 80 年代之间，在鱼、青蛙、老鼠、骆驼和马中发现了一种“新型”寄生虫。1843 年在法国巴黎，大卫·格鲁拜在青蛙中发现了这种寄生虫，并称之为 le tire bouchon，法语意为“螺旋体”——以该寄生虫在宿主体内卷曲、旋转的运动方式而命名。这一属的科学名称源自希腊语 Trypanosoma， trupanon 意为“钻孔器”（用于环钻术中，这种方法是用于在颅骨上钻孔的古老手术），soma 意为“身体”。 1891 年在阿尔及利 亚，古斯塔夫·内普弗（Gustave Nepveu，1841— 1903 年）在疟疾患者的血涂片中观察到了“带有鞭毛的寄生虫”。毫无疑问，这就是锥形虫，但当时的科学家们普遍忽略了他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下一个重大的发现出现在 1894 年， 当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动物，而不是这种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英国军医大卫·布鲁斯和他的夫人玛丽（1849—1931 年）受南非祖鲁兰总督沃尔特·赫利–哈钦森爵士（Sir Walter Hely-Hutchinson,1849—1913）的委派，开始到乌邦博调查牛群中那加那病流行的情况。据说，患病的牛会像苍蝇一样死去。这对夫妇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到达目的地。
图为中非采采蝇，在中西部非洲地区是主要的传播虫媒，大都生活在森林边缘潮湿的湖泊和水流中。东非采采蝇是在东非干旱的大草原上发现的。有很多种传播锥形虫病的采采蝇，可能会把锥形虫传播给人或是牛。
图为显微镜下显示的锥形虫。 布鲁斯在他们小屋的阳台上搭建了一个临时实验室，在这里，他在妻子的协助下观察到了病牛血液涂片里的锥形虫。他将这种寄生虫描述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尾部较钝，带有一根长长的鞭毛”。随后，布鲁斯把狗和牛送到“采采蝇地带”——这些动物被送回之后再次接受检查，发现它们也感染了锥形虫。接下来，布鲁斯从采采蝇地带收集了数百只采采蝇，并带回了乌邦博。他把采采蝇放在棉布做的笼子中，让其叮咬马匹，结果发现这些被叮咬的马匹一个月后发病死亡。这些有力的证据表明采采蝇很可能是导致牛和马患病的病因，同时，野生动物可能是这种寄生虫的宿主。 1899 年，布鲁斯在患那加那病的牛身上发现的寄生虫，被命名为布氏锥形虫，但是人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寄生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19 世纪 90 年代，大卫·布鲁斯在祖鲁兰，他的暂居处所前拍照留念。布鲁斯将导致昏睡病的原生动物寄生虫和采采蝇这一虫媒联系在一起，为人类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最终的关联 之后的 10 年里，谜底被一点点揭开，虽然有些迟缓。1901 年，在冈比亚一名昏睡病患者血液中发现了锥形虫（参见文本框“凯利先生和S夫人的病例”）。与此同时，英国的保护国乌干达暴发了一场昏睡病大流行。门戈教会医院的阿尔伯特·霍华德·库克医生（Dr. Albert Howard Cook, 1870—1951 年）和他的兄弟约翰·霍华德·库克医生（Dr. John Howard Cook, 1871—1946 年）使人们对这场疾病重视起来。 1902 年，英国外交部和伦敦皇家学会派遣三名研究人员——阿尔多·卡斯特兰尼伯爵（Count Aldo Castellani，1878—1971 年 ）、乔治·罗（George Low，1872—1952 年）和卡思伯特·克里斯蒂（Cuthbert Christy，1863—1932 年）到乌干达恩德培市，解决人类昏睡病的问题。这三名科学家都试图寻找该疾病的致病细菌——错过了其真正致病因素：寄生原虫。研究小组一无所获，这让伦敦大为光火，伦敦再次派遣大卫·布鲁斯到恩德培指导这项研究。 到 1903 年，锥形虫被证明是导致牛消耗病和人昏睡病的病因。随后，关于是哪个人发现了哪项成果，是谁先发现的这一话题，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之后的问题就是确定这种寄生虫是如何传播的。1903 年，乌干达采采蝇（中非舌蝇）被确定是一种虫媒；1912 年，罗得西亚北部发现的另外一种采采蝇（东非舌蝇）也被确认是一种虫媒。此外，还发现存在两种布氏锥形虫：布氏冈比亚锥形虫（T.?brucei gambiense，导致了慢性发作型锥形虫病，最终导致昏迷和死亡，在非洲中部和西部是地方性流行病）和布氏罗得西亚锥形虫（T. brucei rhodesiense，在东非流行，为急性发作型锥形虫病，如果不经治疗，在几周之内便会死亡）。作为这两种病原虫的发现者，布鲁斯的姓氏被人们用来命名这两种病原虫，而他本人也被授予了骑士身份。 雌性采采蝇、锥形虫与人类昏睡病、牛那加那病和种马病（或飞蝇病）之间的关系最终被查明确定。水羚羊、大羚羊、羚羊等猎物可能都是锥形虫的中间宿主，可能会被锥形虫感染而不发病。锥形虫可以感染哺乳类宿主，也可以感染非哺乳类宿主，与采采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且对动物宿主危害很小，这些因素使得锥形虫传播过程得以循环不息。 凯利先生和 S 夫人的病例 1901 年 5 月，时年 42 岁、在西非冈比亚河上开蒸汽轮船的凯利先生，开始 隐隐觉得有些不适，还有些低烧。后来，他就诊于殖民地外科医生罗伯特·迈克尔·福德（Robert Michael Forde，1861—1948 年）医生处。医生怀疑凯利先生得了疟疾，将其收治入院。不过疟疾的可能性被很快排除了——凯利对奎宁没有反应，并且其血液中没有发现疟原虫。然而，福德医生的确在凯利先生的血液涂片上发现了某种奇怪的“蠕动虫子”，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寄生虫。在凯利先生发热时所采集的血液涂片上，这种虫子的数量尤其多。福德认为这些“虫子”和凯利先生的疾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但有什么联系呢？ 当年 12 月，一位来自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年轻寄生虫病学家约瑟夫·埃弗里特·杜顿（Joseph Everett Dutton，1874—1905 年）医生抵达冈比亚，打算开展一项针对疟疾的调查。当福德请他帮忙看一下那几张令人感到疑惑的血液涂片时，杜顿医生立刻认出这些“虫子”是锥形虫，但当时人们只知道锥形虫与牛那加那病相关。杜顿给利物浦学校发了一封电报：锥虫，欧洲人，奇怪的症状，杜顿。 凯利的病情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1902 年他被送回英格兰。英国医学会在 利物浦召开的会议上报告了他的病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凯利发热的症状更为明显，并且表现出昏睡病典型的“满月脸”，主要是由于微血管渗出引发的水肿所致。这最终使凯利的心脏丧失了功能，在 1903 年 1 月 1 日去世。 同时，伦敦的帕特里克·曼森研究了另外一例昏睡病患者，一名在刚果传教的传教士的妻子——S夫人。1902 年，S 夫人首次就诊。随后的一年 S 夫人病情加重，她的中枢神经系统开始受损——昏睡病末期的典型体征之一。S夫人死于1903 年11月。 凯利先生和 S 夫人是20世纪早期最开始受到热带医学家关注的两例昏睡病患者。之后对于这种疾病研究的焦点转变为，确定人类昏睡病和牛那加那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
约瑟夫·杜顿（ 右一）、罗伯特·福德（ 左一）与凯利先生（ 右二）合影，余下一人不明。 昏睡病——“殖民地病”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早期，英国、比利时、法国、葡萄牙和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中，昏睡病流行情况极其严重。1896—1906 年之间，英国保护国乌干达有 25 万非洲人死于昏睡病，刚果盆地中有 50 万人死于这种疾病。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流行中，成千上万非洲人的生命被该 疾病夺走。昏睡病——如果不经治疗，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死亡——这使得殖民地官员极度关注它。在欧洲，该疾病带来的恐惧也让大众恐慌不已，引起了殖民地当局的高度重视，大量科学家被派去厘清疾病的病因，找出解决方法。 确定此种疾病的病因之后，人们开始采取大量措施控制疾病的流行。不同殖民地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强制远离采采蝇栖息地重新安置家园，系统性监测和将患者隔离于检疫所中，使用砷剂衍生物氨基苯胂酸钠进行治疗（该药 物可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包括致盲），清除灌木丛，以及试图终止传播过程的努力——如使用捕蝇器等。其中某些措施与传统行为有冲突，遭到了当地群众的排斥。历史学家回顾过去 100 年的历史时，一直强调昏睡病与殖民化过程致使生态失衡之间的关系。随着新的地区和人口中心对外开放，贸易路线已拓展到采采蝇地带，由于环境的改变及更多的人迁徙到采采蝇栖息地，当地小部落数百年来与采采蝇、锥形虫和平相处的生活习惯受到破坏，这些都是促进昏睡病传播的可能因素。有人认为，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对于动物和人类患锥形虫病的担忧，一方面是该病对于殖民者及其健康、经济活动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其对于当地原住民的影响，而且两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我过去曾经访问肯尼亚内罗毕城外一个装备良好的研究所，它专门研究锥形虫病，但是我第一次访问时就很吃惊地发现，它主要研究牛锥形虫病。因为该病对他们影响最大，是导致他们肉类短缺的主要原因，造成大众的营养不良。 ——约翰·普莱菲尔（John Playfair），《带菌生活》（Living with Germs，2004年） 昏睡病再次出现 20 世纪 60 年代，人类与昏睡病之间的斗争取得了部分进展，到 70 年代，人类感染昏睡病的病例数下降到一个令人倍感欣慰的较低水平。但是之后——随着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不稳定、内战、大规模人口迁移、经济水平恶化、卫生服务体系崩溃以及疾病控制项目被取消的情况——该疾病的威胁再次浮现。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安哥拉等国家再次暴发大规模昏睡病流行，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还使得很多人落下残疾。甚至在某些以前没有发生过昏睡病的地区，也首次出现了病例。 时至今日，锥虫病是非洲十大疾病之一。它也是影响世界贫困地区的“被忽视疾病”中的一种，这些疾病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医学所忽视。人们认识到昏睡病对于经济和公共卫生的影响，但近几十年来，对于这种重要疾病的研究经费仍严重不足。
2000 年，医护人员在一个非洲村庄里筛查非洲昏睡病。一个流动工作组在此开展工作，他们采集每位村民的血样，进而检测他们是否患有这种疾病。在寄生虫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破坏之前进行早期检测，对有效治疗该疾病十分必要。 捕蝇器、锥形虫耐受奶牛及前景期望 目前，对非洲锥形虫病的防治存在一些希望。2005 年 7 月已经完全解码了锥形虫的基因序列——使得科学家们可以找出预防治疗该疾病的新方法。最新发明的带有杀虫剂的捕蝇器，目前效果很好。在桑吉巴尔岛上，人们通过向野生蝇群中释放绝育雄性采采蝇，已经将该岛上的采采蝇完全消灭。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名为 n’dama 的非洲奶牛，它虽然不像传统的奶牛那样高产，但却能够耐受这种疾病。研究人员试图培育一种“耐受锥形虫”的奶牛。现在针对人和牛已经有很多杀灭锥形虫的药物，其中一种是依洛尼塞，它对终末期人类昏睡病较为有效——因此该药物也被称为“重生药”。 然而，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疫苗，某些基于砷剂衍生物的老药物，有很多令人不适的副作用。依洛尼塞是唯一一种能杀灭布氏冈比亚锥形虫的药物，但是它给药比较麻烦，需要每天静脉滴注 4 次（持续 1—2 周）。采采蝇主要在白天叮咬人群，所以蚊帐没有用处。针对该疾病，流行病学和免疫学上仍然存在很多疑问，至于如何控制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有 6000 万人处于风险当中，每年有 50 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可能高达 6 万例。每年有 300 万头牛死于该疾病，超过 600 万平方英里（155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由于采采蝇而不能饲养牲畜。消除该疾病——曾经对世界最为贫穷的大陆产生如此恶劣影响的疾病——必须成为维护全球健康的重中之重。 本文节选自《疾病图文史》一书，《科学春秋》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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