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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一生被贬过三次，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远，一次比一次贬得惨，一次贬得比一次冷酷。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是有点办法的，什么办法呢？黄州它是在长江边上，还是在中原地区，他开了一块地叫“东坡”，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东坡居士，带着家里头人种大麦、种蔬菜、收割、吃粮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还做东坡肉，做东坡羹，参与生活、热爱生活，恢复他的生命力。他何以能如此呢？在黄州？其实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时候的苏轼还不到五十岁，他的精力和体力都使他能够重新来过，朝廷也没打算这次就把他整死，神宗皇帝只是想把他放在火上烤一烤，但没打算把他烤焦，也没打算把他烤糊了，只是烤一烤，让他知道疼，以后说话要注意，所以在黄州的时候，苏轼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反省自己、来恢复自己。 结果没过几天好日子，元佑时期他回到了朝廷做大臣。后来宋哲宗继位，新党的人物重新掌握了政权，他又被贬到了惠州。惠州的概念跟黄州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它远离中原，虽然还在大陆，但是它远离中原，苏轼当时从河北的定州出发到惠州走了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到了惠州之后他知道，已经五十九岁的他断无可能再返回朝廷，更不可能回到中原地区了，怎么办呢？只让他的侍妾朝云并两个女仆，还有他的小儿子陪着他，其他的人，你们都住在江苏宜兴吧，别跟着我在这儿受罪了。他给朋友的信里边说，走一步看一步，跟着缘分走，别的都不想了，什么恢复生命力、恢复政治生命这都甭谈了，在这儿就是坚持着顽强地活下去。 惠州和黄州的情况不一样，结果在这儿待了三年，本来想在这儿扎根落户呢，又接着贬到儋州，去了海南岛。这回情况更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朝廷没想杀你，但也没想让你活着回来，他是在元佑大臣里边被贬得最远的一个，所以呢，这回朝云也去世了，谁都不让跟了，就小儿子苏过跟着他过海，他在海南岛、在儋州就根本没想着再回到大陆，用他自己给朋友的信里边说，我就在这儿挖一个坟，把自己就埋这儿了，你们也用不着把我这坟迁回去，从此就变成了海南人。那说明这时候他连生活下去的这种勇气都开始怀疑了。那大家说，那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是，看上去是死路一条，但是你要让苏轼那么痛痛快快地死掉不太容易，他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有一天晚上，月出东山，儋州虽然是偏荒之地，但是也有几个读书人、老秀才，知道苏轼是大学者，邀请他出来看月色，他就出来了，拄着手杖，跟着这几位老秀才，转转东街、转转西街，看看爆炒栗子，再看看说书的，然后再看卖瓦盆的，总之看一看街市上的市井生活，转了一大圈，小儿子陪着他，回来之后苏过就倒头睡着了，苏轼一个人拄着手杖站在院子里站了半天，突然，哑然失笑，笑出声来了，把孩子给笑醒了，苏过就问他爸爸说，您笑什么呀？苏轼说，嗨，你问我笑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起唐代的诗人韩愈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韩愈抱怨命运的不公平，说要钓大鱼就得到大海里头去钓，你在这小水洼里什么也钓不着，意思是说要想获得更多的机遇，你得有更高的平台，是这意思吧？他现在笑，笑谁呢？笑韩愈还是没悟透，现在我都到了海南岛了，四面全是海，要多少海水有多少海水，还是没见着大鱼。钓大鱼不一定非得到大海里去，人生的大鱼就在自己的心中。此时此刻苏轼心中的大鱼是什么呢？就是舒心自在，只要我舒心，只要我自在，你就逼不死我，我也不打算把自己逼死。你面对一个非常舒心、快乐、自由的人，你用各种办法折磨他，除非你给他上绞刑，他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贬他的人越来越愤怒，被贬的人越来越放得开，就这么矛盾。我讲这意思就是说，本来是要把他贬死的，但是他置之死地而能后生的原因是抓住了自己内心的那条大鱼。 苏轼不是到海南岛之后写了很有名的一组诗叫《谪居三适》吗，就是在这儿待着有三大快乐：第一快乐是早晨起来梳头，无比的欢乐，晨起理发。第二大快乐是什么呢？午窗坐睡。太热了儋州，中午的时候靠在一个破茶几上，用手肘拄着自己的腮帮子，昏昏欲睡，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要让你达到境界比较难，为什么呢？一会儿就热醒来了，就物我分离了。第三大快乐是什么呢？夜卧濯足，洗脚丫子。海南岛这个地方虽然淡水资源并不缺乏，但是陶制品比较少，那种大盆比较稀缺，所以他要洗澡难，老得干洗自己。所谓干洗就是干浴，就是自己搓自己，给自己搓得浑身发红，其实就是为了疏通经络。那你全身不便洗，洗个小腿、洗个脚丫子总是可以的吧？那行，打点凉水，放到瓦盆里头，放在火上那么烧着，咕嘟咕嘟的，一会儿水就开了，然后弄一大盆，高脚的盆，把脚和小腿都放进去，然后倒点热水进去，凉了再掺一点，凉了再掺一点，过了一会儿，整个的腿和脚就泡进去了，泡得软软的，再泡一会儿吧，然后就给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用擦脚布擦得很干净，然后就开始剪脚趾甲。大家说，康老师您有点啰嗦，洗脚的事我们比你精通。但是苏轼洗脚的事我比你精通。剪脚趾甲的时候，那个脚趾还动，特舒服地自我按摩着，然后剪着脚趾甲，一边剪着一边想太自由了、太舒心了，那一刻内心世界感觉就像万里晴空一样，有一只苍鹰在飞翔。我这不是瞎编的，《谪居三适》是三首诗，是一组，《晨起理发》是一首诗，《午窗坐睡》是一首诗，《夜卧濯足》是第三首诗。你今天晚上要是回家，弄一盆水把脚丫子放进去泡，捞出来擦干了剪脚趾甲，如果边剪边觉得自己变成雄鹰在万里翱翔，那你肯定跟苏轼有点说不清楚的关系，这是必定的。 你想一个这样的人，时时刻刻在生活的细微之处甚至是庸常之处，甚至是让我们觉得无聊之处，都能感发出一种别样的欣慰，那是一个多么快乐而有趣味的人，是一个多么能够战胜无聊的人，战胜寂寞的人。要么人家是苏轼，咱不是呢，心理素质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苏东坡三次被贬，越贬越贬得叮铃咣啷的，为什么呢？越来（越）什么都没有了，开始还全须全尾的，后来就半须半尾的，现在是一无所有，精光。贬到儋州之后，一切欲念全都没有了，就剩下面对赤条条的自己，本来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现在面对的是最真实的苏轼，他既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了，也不是什么画家了；也不是什么书法家了；也不是什么“苏门六君子”的老师了。那“苏门六君子”早都已经凋零不堪，有的都已经去世了。他也不再是什么吏部侍郎了；也不再是什么科举的状元了、百年的第一了；也不再是少年成名的苏轼了，什么都不是，此刻在儋州待着的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苏轼苏子瞻，一个读过书、中过科举、做过官，现在一无所有的老头。 解说：苏轼被贬海南，虽然生活困顿，但是他却苦中作乐，他不但和当地父老乡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完成了几部大作、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三年之后，苏轼接到了朝廷的召唤返回大陆。此时，弟弟苏辙力邀他到河南同住，以长叙兄弟之情，那么，苏轼是否会答应弟弟的请求？他还能不能和苏辙再见上最后一面呢？ 过了一阵子，贬谪他的宋哲宗死了，宋徽宗继位，朝廷的气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像苏轼这样的人纷纷地开始朝内陆“量移”。“量移”就是说把被贬的人朝内陆挪一挪，是一种什么呢？善意的表示。在宋哲宗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苏轼晚上乘船离开儋州回大陆，在海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写得超棒，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我就是死在这蛮荒之地，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点都不仇恨这一趟差，为什么呢？“兹游奇绝冠平生”，我看尽了人间奇绝的风景，老子在这儿玩儿了一趟，免费的旅游啊。 你想想看从黄州开始种庄稼、做东坡肉，然后再到惠州，然后再到儋州，洗脚，然后现在坐在船上，回去路上说，这回不后悔，该看的都看了，旅游了一趟，人生本是一场游戏，在游戏当中又还旅游，那是增加值，超值享受。你说你拿这人怎么办？你再给他贬到月亮上去？那他能跟嫦娥谈恋爱。不可战胜的意志，强大的自我养育的能力，这正是苏轼非常可贵和伟大的地方，是他超乎一般人的地方。 苏轼回到了大陆，就存在一个问题，他住在哪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回家乡去？不现实。他的弟弟苏辙已经决定住在河南的颍昌，弟弟意思说咱们俩年纪都大了，他六十多，他弟弟比他只小三岁，也是年过花甲，算了，咱哥俩儿就个伴儿吧，原来都说好的，只要不当官了，咱们俩生生死死都是兄弟，得守在一起。苏轼当然愿意，但是也当然不敢，为什么呢？因为这河南颍昌离开封太近了，他这次回来的时候的路上，就知道他最喜欢的弟子秦观已经死了，这对他打击非常大，他就想，我离开封越近目标越大，可能带来的麻烦越难以解决，我现在就是一麻烦的综合体，我走到哪儿都是麻烦。虽然朝廷现在不再把我贬谪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给他的待遇是你可以享受七品的俸禄，随便住哪儿没人管你，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善意的待遇，但是朝廷没说你不是麻烦，我可以善待一个麻烦，但我不可以长久地容忍一个麻烦生出新麻烦。苏轼多聪明，能不知道这个？ 后来经过反复地斟酌，他跟他的好朋友钱世雄等人商量说，算了，要不然就住常州得了，这地方地处江浙一带，鱼米之乡，供应丰足，而且是事先有基础的，苏轼原来就在常州置过房产，所以经过几个回合的商量，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弟弟的邀请，打算去常州。 在宋徽宗的建中靖国的元年六月份，他从江苏的真州打算出发去常州，就在这个当口，苏轼生病了，大家说苏轼这种人还会生病吗？当然会了，他在精神上是无敌的，但是病毒和细菌是所向披靡的，尤其是像苏轼这样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长期住在儋州、海南岛，后来又换了居住的地方，沿途一路跋涉回到中原地区，中间其实经过了很多气候地带，这对这样一个老人来讲，营养又不良，这么多年又没有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很容易生病，加上这时候是六月份，江浙一带非常炎热，闷热潮湿，不知不觉当中，苏轼已经染病。 那天晚上六月一号，他跟朋友嫌这船舱里头热，就坐在外头乘凉，吃了好多“冰激凌”，宋代没有冰激凌，史料上说，喝了些凉的、冷的物品，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当是冰激凌吧，或者是冰棍，吃下去了之后，当天晚上就痢疾了，折腾了一晚上，早晨起来喝了点粥，稍稍地恢复了一下，第二天还应米芾之邀吃了一顿饭。本来头一天就拉痢疾，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饭，那饭根本就存不住，使得病情更加地加重，消化系统完全紊乱，到了六月十二号的时候，这都过去两个礼拜了，他病情没有见好转，苏轼觉得自己这身体是每况愈下。他有个好朋友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叫钱世雄，对他非常好，我们关于苏轼的病情，关于苏轼去世的前后的具体的情况，钱世雄给我们留下了第一手的材料。他就跟这钱世雄说，我从万里之外历尽险阻回到中原，没想到现在却要以后事相托，心情十分难受，心里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到死可能都见不着我弟弟一面，本来想着兄弟两个到老了要住在一起的，但没想到现在这个愿望很可能要落空，然后他就跟钱世雄说，说我在海外，就是我在儋州写了几本著作，这几本著作很重要，我把它收藏起来，现在我把它托付给你，你现在不要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你再把它公示给大家，那时候才有人看得懂。一边说着一边就找这小铁箱子上的钥匙，半天找不着。钱世雄赶紧说别急别急别急，不着急找，不到那一步，回头你自个儿藏着吧，你三十年后再给别人看吧。这不是朋友吗，得安慰他。到了常州，钱世雄给他租了一处房子，孙氏人家，他就住在这里头，这时候苏轼已经非常虚弱了，很难起床，有时候钱世雄去看他，他就把以前写的诗文拿出来跟钱世雄共同欣赏，说到有趣的地方他会朗声笑起来。钱世雄写的回忆里边说，这时候就看见东坡的眉宇之间英气飒爽、光亮照人，就是他虽然生病了，但是眉宇间的那股英气依然能够让别人感觉得到。到了七月十二号，苏轼突然觉得身上非常轻松，觉得这个病好像好了，然后给身边的人说，我今天特别想写字，你们拿些笔墨来，旁边的人拿了笔墨来之后，他就书写了一组诗，又写了一篇《跋桂酒颂》，把它送给了钱世雄。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东坡的病好了？是不是好转了？大家都替他感到高兴。 解说：作为人见人爱的文化巨星、全民偶像，苏轼的健康状况让所有人为之牵肠挂肚，大家盼望他能够继续书写豪迈的人生诗篇，然而，巨星就要陨落，东坡终将乘风归去，那么，在生命的尽头，苏轼为我们展现了什么样的心胸境界？而东坡先生的一生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这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七月十二号感觉病情好转，甚至能够起来写字，写了字送给钱世雄，到了七月十四号晚上就一夜高烧不退，苏轼给朋友还写信，说自己牙龈出血，就跟那蚯蚓似的，出血很多。发高烧，牙龈出血，这说明病情非常严重，而且不仅仅只是肠胃的疾病，也不仅仅只是心肺的疾病，可能还有血液的疾病，也就是说他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知道苏轼是精通药道的，他不看大夫，自己给自己诊脉，自己给自己看病，还开药，但毕竟不是正经拿过医学博士的人，没有执照啊，自己给自己看，他光知道自己是吃了冷凉的物品发生了痢疾，他觉得我是因为什么呢？受了凉，然后身体就下降了，那凉了我就应该热补，但是他没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如果你补得猛了，就把身子补垮了，就跟盖房子一样，地基打得都不牢固，你上面盖一个一百层的楼，那肯定得倒，就是楼不倒地基也得倒，所以自己用药失误了，导致病情加重，这病情加重什么症状呢？就觉得这个气往上顶，一直往上顶，顶得他就睡不成觉，就没法平躺，躺下之后就顶得他睡不成，怎么办呢？朋友给他送来一种躺椅叫“懒板”，其实就是现在咱们那种平躺的椅子，他就躺在这椅子上，躺了一晚上，但是眼睛合不上，为什么呢？这气冲得特别难受。他觉得自己时间不久了，就把孩子叫到身边，说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说我平时没做过什么坏事，你们别害怕，我死后不会下地狱的。醒过来之后，这是七月二十三号的事情，醒来之后看到他原来在杭州的老朋友叫维琳方丈，专门来看望他，他见了维琳方丈，他说我本来万里投荒，没想着回来，既然回来了，就想着退隐野老，再也不出山了，好好地颐养天年，没想到现在一病不起，这是上天所定，并非人力所能。我是不行了，你保重身体，好好传法。然后写了一首诗赠给维琳方丈，诗是怎么写的呢？说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答径山琳长老》 这话什么意思啊？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到今天他生病这一天算起，他已经在世上活了两万三千四百六十多天，所以他说什么呢？说自己“各已三万日”，他跟维琳方丈年龄差不多，我们在这世上已经活了三万多天了。如果每一天都有一千首偈子，这个偈子就是说佛教里边写的那样一种智慧之语，那应该说我们对于佛法的领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有一样，他说什么呢？“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我可以告诉你，生病这个事很简单，死亡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有这付臭皮囊，如果没有了这臭皮囊，人就不会生病，所以对待生死一定要看透。这是苏轼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待生死一定要看透，就是如果有身在，就有大患在；如果没有身子，他就没有大患，所以生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死亡也是很自然而然的，没什么可怕的。他举了个例子说，最可笑的是鸠摩罗什，修行的高僧，临死的时候不甘心，让僧人给他念咒语，希望挽救他的生命，所以他说什么呢？“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看来就是像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也不能脱俗，没有看透生死。 你注意，这就说明苏轼在对生死的问题上他不是孤立的，我们前面从黄州一直说到现在，其实从黄州被贬，儋州被贬，惠州被贬，他所讲的那些话，他谈到韩愈，他后边早晨起来梳头，晚上洗脚，你注意他的这些言论，都是逐步地在放开自己的心灵、放开自己的枷锁，要让自己非常宽松地、放松地、自如地来对待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磨砺，没有前面的这些领悟，就不会有现在的这首诗。那么我们会想说，既然生病了就要治好，反正我不想走，治好了我还能再活三万天。但苏轼觉得说，缘法已尽，缘法已散，所以要解决根本的苦难，那就是什么呢，臭皮囊就消散了，自然就没有苦难了。 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这一天，苏轼就进入了弥留的状态，弥留的状态就是说生命的气息还在，但是听觉、视觉可能还有触觉，以及一切的感觉正在慢慢地离开他的身体。这时候他这两位好朋友没闲着，这维琳方丈就在他的耳边大声地喊，说什么呢？ “端明宜勿忘西方”——周辉《清波杂志》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您这会儿还不赶紧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你想着你就到那儿了。 苏轼的意识尚存，苏轼喃喃自语地说 “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周辉《清波杂志》 什么意思？西方世界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但是靠您这办法使这么大劲儿去，恐怕是不灵光，我估计用劲儿可能是到不了的，这不是个用劲儿的问题。钱世雄又出现了，钱世雄也凑他耳朵边说，说什么呢？ “固先生平生履践至此，更须着力。”——周辉《清波杂志》 说您平时不是吃斋念佛吗？不是信佛吗？您现在还不努把力啊？再多念它几遍，您就到了极乐世界了，您就得了大自在了。 苏轼麻溜儿地回答了一句 “着力即差。”——周辉《清波杂志》 这事用了劲儿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苏轼的回答再次印证了他的人生观，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就像他写文章，随物赋形，行于所可行时，止于所可止处。他回答完了钱世雄的问题，周围一片寂静。他的长子苏迈走上前去，把一段羽毛放在他父亲的鼻息的地方，那羽毛再也没有动过，苏轼溘然长逝，这一天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公元1101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东坡去世时的实足年龄是六十六岁。 苏轼一直到死，都只相信自己，从来不肯把希望和信心寄托在虚妄的西方极乐世界，更何况他还不知道这西方极乐世界有还是没有，就是有，苏轼也从来都不把希望寄托在缥缈的、不可预测的、不存在的事物上，所有的人生的问题都必须依靠人生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两位好朋友是好心，想着让他们最好的朋友能够得到一个极乐世界的待遇，能够到一个欢乐的天堂，但苏轼可以念天堂，他不会真的去天堂，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天堂只在脚下和人间。 所以我们说，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有足够的才情，有足够的情趣，有足够的对生活的领悟，有对于生活的理解，所有这些就是他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也是他能够一再地回归自我，从自身的修养当中来寻找人生乐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苏轼受苦受难，讲到苏轼经历了三次贬谪，讲到苏轼最终面对死亡非常地坦然，而且还回答了朋友们的最后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无比鲜明地展示了苏轼对于境界的理解，境界从来都不在天上，也不在别人的身上，只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有多少理解，你就有多少境界；你有多少希望，你就有多高的境界。你没有了高度，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把握，你的境界也就消失不存在了。苏轼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境界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过。 我自己感觉，苏轼很像是一段溪流、溪水，它在我们的面前流淌，流淌在草丛当中，流淌在山石之间，有时候它会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我们相信这一段溪水它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它最终会流向大海，所以它永远都不会干涸。我有时候也在想，苏轼的生命就很像是明月，月亮有的时候会有缺，有的时候会圆，但是碰到阴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月亮，但月亮还在那儿，这就像苏轼的生命一样，他永远都在那儿，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我想苏轼是永生的，他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他永远都会流淌在中国文化的长河当中，也永远都会存在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永恒的苏轼、苏东坡。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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