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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与学书 少年的时候，我和同辈人一样，写过柳公权、欧阳询，大抵以唐楷起步。到了二十几岁，受当时风气影响，也写过魏碑、汉碑、秦篆等等，不过那时我所知道的一点点书法知识，都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大多是“五指齐力”、“笔笔回锋”、“横平竖直”之类的口诀。对于书法史和清以前的书论，以及锺繇、王羲之、宋四家、赵孟頫、晚明诸家陌生得很。文革中这些都被视为粪土，当然距离更是遥远。老一辈的书家，多从晚清一脉出，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初叶的书展上，要找地道有家数的行草书，百不见一二，这是时代使然。今天回忆起来，我青年时目见既少，观念也模糊，尽管热爱书法，却看不懂，更不用说入门了。 1982年起我进入艺术院校，攻读硕士学位，以后执教书法，有较多的时间读书和研究，但真正清楚怎样走自己的书法之路，是伴随着读史开始的。读史大约使我有了这么几点认识。 第一，了解了许多书家的成功之路。像祝枝山受他的外祖父徐有贞影响，绝去学近人书，目所见皆晋唐帖。这使他眼界一下子跳出元人以上，而当时书家或为赵孟頫笼罩，或染于沈度，眼目为近代书家所障。他既直追本源，自然笔下高出时人许多。同样，米芾集古字，不知以何为祖；黄山谷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董其昌三年学古人，便敢置文徵明、祝枝山于眼角，都是走的一条路子。王铎曾有妙言，说学书“譬之登山，所跻愈进，愈峻愈旷，已经崇峰，顿俯于下。”直追本源的结果，如同登及崇峰者，自然能一览众山小。在历史上这些大书家的成功经验中，我认识到寻其源头、察其流变，将学书的自己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是重要的学习方法。如此选帖、寻师、择立场，均能头脑清醒，志向不移。如明人周公谨《印说》中所说：“变化便是揣磨自己明白，明得自己，不明古今，工夫未到，田地未稳；明得古今，不明自己，关键不透，眼目不明。要知古今即是自己，自己即是古今，才会变化。”读史使我眼光逐渐清晰，并学会在古今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二，是读史使我以历史的眼光怀疑以往接受于近人的知识。历史是面镜子，观之易辨谬误，因为历史有循环往复的规律，往往今人迷惑不解的事情，历史已类似地出现过。我在读史中，最初怀疑的便是笔法问题。如近人沈尹默先生的“笔笔中锋”论，争论最多，其实明以前人早已讨论过了。然而读史之前，我则奉若神明。有了怀疑的眼光，不难从《兰亭》、《丧乱》、《书谱》等墨迹本加以对照，王羲之、孙过庭不仅绝不笔笔中锋，相反，侧、偏之锋用得很多。如王世贞言所言“正以立骨，偏以取态”。于是神话被打破，我开始以“即中即侧，即侧即中，而归于中”的运笔认识来实践我的学习和创作，我坚信这是真理。至于近代常听到的“笔笔回锋论”，由于了解了清代的书法史，便知道它与“笔笔中锋论”一样，其源盖出于清人在碑学中写篆隶时使用的笔法，并以这种审美派衍至碑派中的其它书体用笔，这其中虽然完善了碑派的用笔方法，并使金石气审美得到普及，却也因异化清以前的书法理论，给后人带来许多认识上的偏差，至今影响甚深。如米芾所说：“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到清末、近代则解释为笔笔回锋，再由笔笔回锋演绎为笔笔着实，求厚求实，如吴昌硕写《石鼓文》、康南海写《石门铭》。这在写碑当然合拍，但对于行草岂不是大错特错？直到读董其昌的《容台别集》，才恍然大悟。董其昌说：“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又说：“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米元章所云，以势为主，不使一实笔，是从上口诀，手授密印也。”原来米芾所说八字诀，主要指笔势有往有复，收放来回呼应，因此气贯韵满。完全不用实笔，当然以势为主，而绝非今人所谓笔笔着实者。再以米芾墨迹印证，真使人豁焉心胸，顿释滞疑。同样，从读古代书史书论中，我还释疑了颇为流行的“五指齐力”说，“大笔写小字”说和“秃笔”说等等，我称之为“伪功力论”。这些观点长期以来阻碍着人们正确看待书法发展的历史，并误导许多学习者在临古时产生不正确的方法。 第三，读史还使我认识到，每个时代的书风，都有一个先被前代笼罩而后经扬弃前代的转变过程再得以形成，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唐初崇王，到盛唐张旭、颜真卿出，书风一变；南宋书风式微，学时人成风，所以元初赵孟頫力振古法，书风又一变，明中期以前为赵所障，到明末在个性解放思潮下群雄并起，蔚为大观；清代康、雍、乾时赵、董风靡，经前碑派和碑派不同阶段的努力，方有清代碑学之鼎盛。然鼎盛背后，也存在危机，若草书扫地，金石气之外，其它传统的书法审美意趣几欲殆尽。观碑派首领邓石如写行草正可谓一败涂地。今天的书坛，自然也在上述历史发展规律之中，所幸的是印刷术的发展和社会的昌明，足使我们见到无数历代内府秘藏和私家收藏的法书精品。要超越清人的笼罩，就不能不去想如何扬弃碑学的得失。 历史教会了我许多，当然也必须付诸实践，我愿与同代人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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