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笔意从淡水到海上2016年11月27日 胡建君
我对台北的最初印象，来自于电影。从侯孝贤、杨德昌到易智言、钮承泽，从《恋恋风尘》《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蓝色大门》《艋舺》，几乎是台湾青春版的浮世绘，贯穿着风花雪月又遍布了刀光剑影，常常让人在笑与泪中看到温暖的风景和前行的道路。青春记忆明媚而忧伤：那一辈子都没有拉过的手，夜间部教室不曾黯淡的灯光，月色中少年依偎的青青荷塘，阳光下枪声不歇野草金黄的靶场，台北师大附中的蓝色制服，贴在衣柜的明信片上的血色樱花，如此飞扬不羁又悲喜交集。 终于来到影片中的艋舺。台北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三百年前，泉州人在淡水河边开垦打捕，繁衍生息，第一个汉人村落出现了。每当阳光铺满淡水河，缓缓照亮远方的山冈，汉子们就荷锄而出，女人们则在河边淘米洗衣，用唐时的乡音唱起闽地的歌谣。或许是悠远的歌声和袅袅的炊烟吸引了从两千年前起就世居于此的平埔族“凯达格兰人”，他们欣喜地划着独木舟来了，用番薯和汉人交换文明物件。独木舟渐渐云集，平埔族人称独木舟为“艋舺”，这个素朴而生动的地名就此定下。由此小小市集展开了台北的市井繁华，几百年来，一直不疾不徐，轻歌曼舞地演进着。 漫步在昔日艋舺的街巷间，可以看到充满前尘故事与旧日阳光的佛像店、绣庄、线香行、旧货店，还有芳草漫天的青草巷。这个地藏王庙对面的青草巷中，草药种类多达一二百种，多为台湾本地所产。那些山间、田野遍地可寻的闲花野草，如艾草、茅根、芦荟、薄荷、苦菜花等，在阳光下恣意舒展、熠熠生辉，行走巷间，如同穿越一部草木摇曳的诗经。得益于比邻龙山寺药签的灵验，青草巷可以安静地维系至今。秋末的蝉鸣声中，喝上一杯草香浓郁的青草茶，那是悠长岁月的古早味，一时江湖俱远，生活很近。 许多美好的平民小吃遍布在艋舺的街巷，就像东升西落的平凡日子。花枝丸、蚵仔煎、猪血糕、甜不辣、乌梅小西红柿，听听名字也让人垂涎。《艋舺》片中的蚊子，就是在华西街夜市买到了鱿鱼羹。一份好吃的料理，往往深藏功与名，隐匿于民间。很多小店在此做了几十年生意，一门手艺传了几代人。台北的生活在忙碌中透出一份平淡与沉着，不用担心多年以后，会找不到那家熟悉的旧日小店。即便生意寡淡，它也会依然故我，在尘世中延续一份安宁和自足。原乡的情结，俗世的生机，人间的烟火，寺院的念祷，药草的芳香，经年之后融汇成台北特殊的味道，如同人间的寻常草木，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如此安定、舒缓、温暖、平常，正是台北人品性与精神的写照。 穿梭在台北赤峰街的巷弄中，也随处充满草木的情怀，颇接地气，让人踏实又飞扬。陪同的台湾朋友一路上告诉我，这个绿意参天的是小叶榄仁树，来自马达加斯加，倔强的根部裸露于地面；那红红火火的是台湾簇树，树梢上像有不谢的阳光；沿街的某店面用坚硬的旧铁路枕木做门面，木头泡过柏油，可以防水；街边庭院里有高大的茄冬树，叶子可用来煲鸡汤，便是名菜“茄冬鸡”的由来；路遇姑婆芋，汁液有毒，却可以以毒攻毒，治愈蚊叮虫咬的伤口，大叶还可用来包裹肉菜食物；而一边茂盛的鸟巢蕨，扒开嫩绿的新芽，可以直接拿来食用。 沿路房屋的木窗框、立柱大多来自台湾桧木，分台湾扁柏和红桧，有的已逾千年。桧木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大约十年左右才长出一公分。台湾桧木经过千年岁月流转，吸收日月精华而长成，因而质性坚致，纹理通达，小山小水般的木纹，恰如台湾的风景。日本平安京时代诞生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曾多次提到桧木扇。日本人掠走大量珍贵桧木，也影响了台湾的建筑风格和日常审美，使之更加简洁、隐忍而质朴。台北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的整座房子都由桧木打造，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为了让木材独特的芬多精香气得以充分释放，故意不上漆，木头便可以自由呼吸。后来在草山行馆又看到了被火烧焦的桧木梁柱，纹理依旧清晰。桧木制器古已有之，文化承载深厚，上至达官贵胄之亭台宗祠，下至庶民百姓之家宅院落，屋舍内外无不见桧木的踪迹，似乎如岁月般永恒。 木质性的台北，又流动着水一样的灵性、记忆和乡愁。“我遥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我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 我怅然俯吻那悠悠的碧水，它依稀流着楚泽的寒凉。”这是余光中笔下的乡愁，一边是摇曳的湘草，一边是悠悠的碧水，从天上走到人间，将楚国的汨罗江与台北的淡水河相连。淡水的前方是心思浩荡的海，身后是可以忘记的一切。 从汨罗江到淡水河，从海上到台湾，这些带水的字形，始终汩汩而滔滔，任凭记忆之河漫延流淌。20世纪50年代的台北衡阳路周边及西门町区域，历历街景就如同老上海的经典再现，曾经是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怀念老上海的情感凭藉。旗袍、钢琴、舞步和月份牌中的老上海转到了新台北，那亭子间的知识分子、老克腊、小开、白相人、洋行大班等，在台北层叠出上海的身影。云蒸霞蔚的海上旧梦，在台北重新升腾。那天路过台北邮局，惊鸿一瞥间，依稀浮现前世今生的记忆，旧事影影憧憧，可能来自小说、文学、电影、月份牌、旧海报的叠加。想手写一封书信，也不知递往何方，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他们的乡愁，能顺着淡水河，投递到上海吗？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小四父母在言谈中，总感慨着“从前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并与现实生活作对比，不知今夕何夕。台北依旧有“黄金窟”和“美人邦”，在白先勇的笔下，金大班抱怨台北夜巴黎舞厅的舞池，都比不上昔日上海百乐门舞厅的厕所那么大，但总庆幸上海舞台歌榭的风月传奇，在台北得以延续。金大班与尹雪艳们忘我地旋转在台北的夜巴黎里，这是一段由衣香与鬓影、朱颜与白发、灯影与霓虹、西装与旗袍、金钱与爱情交织而成的醉梦人生。那也是白先勇一脉传承的张爱玲的气息，是中西杂糅新旧嬗递的上海文化，既有小市民的世俗气，又有一种女性化的优柔和贵族式的骄矜，既上海，又台北。老上海借助于新台北的躯壳获得重生，新台北则借助于老上海的灵魂而获得历史，一衣带水的双城记交相辉映、互为印证。只是台北，在车水马龙滚滚红尘中，更沉淀下一份淡定和从容。 恰在深秋完成台北之行，并有幸在诚品书店买到了自己几年前的散文集——由时报文化出版社再版的台湾版《飞鸟与鱼》。曾在卷首写道：“飞鸟在天鱼在水，风云有续不相违”，我与台北的鱼鸟之约，刚刚开始。 偶然看到我喜欢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写了一首关于秋天的诗 《霜降早发》：“降泊新霜洽晚秋，青深不见海潮头。藏山雾市牵衣草，载籍天涯拂晓舟。冷对心观推物格，轻从云屐受风流。茫茫浸老知何似，残月随人人看鸥。”读来满纸秋意，便戏和一首，也写客地晚秋：“无边霜月醉成秋，陌路闲花吹满头。客地无言生白醉，青山有意送归舟。侈谈旧岁多萧散，却忆当年足风流。踪迹天涯谁会得，滩前留得一沙鸥。”张大春先生回复道：“颈联有妙趣。”一时凉秋也平添了另一种暖意，从淡水传至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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