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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宇宙新边疆 2016-11-30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这位哲学家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反之,对论题所进行的逻辑论证却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假设和推论的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同意假设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接受了假设就必须接受结论,假设真但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而支配这种接受关系的就是推论关系。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因此,哲学家们在提出一个思想的同时,都会殚精竭虑地论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从安瑟伦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到休谟关于神迹的证明,从斯科姆斯的社会契约演化的博弈论证明到嘉登弗斯的拉姆齐检验的不可能性证明,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再到克里普克后验必然真理的论证,哲学史中这样的范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独立性、完全性、逻辑真等这些与哲学、数学、科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当代各种经典逻辑的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非单调性逻辑,其产生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有效性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逻辑史上的一流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波尔查诺、布尔、施罗德、弗雷格、希尔伯特、罗素直到当代的哥德尔、丘奇和塔斯基等都毫无例外地深入思考和研究过有效性问题。

  对逻辑研究对象和使用方法的考察,充分揭示出这门学科的科学特征。它是求真的科学,尽管它探求的不是实在的真知,但它探求负载知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逻辑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却涉及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特定的科学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对象,而逻辑的对象是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探索领域,它对所有的学科都一视同仁。换句话说,逻辑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知识,也不是论证和推理的结构的知识,而是识别和判断思想和思想的联系正确与否、有效与否的科学。逻辑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研究对象,其对象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是只以心灵所赋予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此外,逻辑的科学性质还在于它与科学一样,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研究的。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创造。但是,它的艺术判断的真理性是由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好坏来衡量的。逻辑这件艺术品只有在它们是根据逻辑法则的确定规则而被设计和制作时,才能够体现它的科学的目的。因此,如果逻辑要适合于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目的,那么这些逻辑法则的规则本身便需被精确而娴熟地掌握起来。因此,逻辑艺术恰好是在科学地掌握逻辑规则时发展和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逻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而且逻辑只有在它同时是科学时才会是它所成为的艺术。作为艺术,逻辑指导理性生产出定义、划分、推理和证明的规则,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作品。作为科学,它又是一种有论证的、关于逻辑规则、关于思想的正确性的知识。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构成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不仅是几何学的一种逻辑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组织知识的程序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立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产生了一系列实用而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的知识形态。这种新的知识形态能由几条相对简单自明的公理演绎地推论出数百条定理,人类知识仅靠推理就能获得,而且还如此的精确无误,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受这一成就鼓舞,人类将理性应用于其他领域,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物理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仿效,从此演绎的公理化方法作为表达、组织和构造人类知识的典范形式,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到演绎的公理化的理论模式。

  逻辑的一个总体特征是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希腊逻辑诞生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在逻辑产生之前是希腊理性精神的代表,在逻辑产生以后是希腊逻辑的精神母体。逻辑与哲学也有着很强的互动,每当哲学(形而上学、语义学和心理学)观念出现变化,逻辑理论和实践也倾向于相应的变化;反过来,每当逻辑的方法和程序发生变化,也倾向于引起哲学探索方法和结论的变化。逻辑透过哲学而与科学、宗教、伦理和法律等理智活动联系起来。在逻辑史中,我们甚至能够看到,逻辑的活跃期和沉寂期是如何与相应的西方文明微妙地互动。可以说,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借助于这种文明的推动,而逻辑本身主动地融入这一文明之中,才能获得活力。

  逻辑与哲学的这种相互联系主要与哲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当代哲学研究中有大量不同的方法被使用,然而,演绎论证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哲学方法。哲学作为一门理智学科,对演绎论证仍有重大的倚重。哲学中的概念分析、定义构造、论证建构、一致性检验、辩护和反驳、支持和削弱、假设和预设、归纳与类推、蕴涵与推演、句法与语义、内涵与外延等这些基本方法,都是逻辑杂货店中供哲学家所用的必备品。逻辑之于哲学犹如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犹如显微镜之于生物学家。一个对逻辑精确性缺乏敏感的哲学家,就像一个对色彩或旋律缺乏敏感的画家或音乐家一样,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批判性思维为培养和强化逻辑思维能力提供了一种途径。按照批判性思维,人的思维素质的差异本质不在于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批判性能力的高低。它要求给出一个人的信念或行动的各种理由,分析评价一个人本身或他人的推理或论证,设计构造更好的推理和论证。

  在逻辑与伦理类比的意义上,逻辑具有价值功能。逻辑是理智的伦理学。对待逻辑的态度是一个人理智良知的体现,一个人冒犯逻辑,其后果犹如冒犯了公认的道德信条。遵循逻辑是理性人的最低限度,逻辑的界限就是理智的界限,逻辑与理智如影随形。有逻辑的地方就有秩序,逻辑的缺失,就是无序和混乱。为非逻辑或反逻辑的思想辩护是无法想象的。正因为这样,在人类思想上有轻视甚至批判逻辑的,但从未有否定和反对逻辑的。

  (朱建平,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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