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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新县谷保公是否为大冶庄才大公后代的几点疑问 陈儒然 2009年10月1日，我与谷保公迁移竹山县的陈建泳宗亲，结伴到陕西山阳县寻找清代乾隆中期迁移去的族人。途中建泳宗亲跟我谈到：谷保公之前的世系，据说是从迁移四川的才大公后代处打听来的，他对这事持疑，想去四川考证。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思大公有后代迁移大冶，至今都没找到，说不定你们是我们思大公的后代呢！说笑之间，我认真翻看了随身携带的思大公迁移大冶的千八公家谱资料，之后在陕西也留心查看了谷保公后代保存的清代老谱，通过对比分析对谷保公有关情况有重大发现，对谷保公是否为才大公后代产生了疑问，现成文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四点疑问 （一）才大到谷保公的14代老谱无记载，阳新老家新谱补加进去的14代世系是否真实存疑？ 我在陕西看到两本谷保公老谱，谱中对谷保公以来的世系记载得很清楚，但谷保公之上只提及他的父亲福一，祖父秀山，并说这是在一块祖宗牌中看到。 建泳宗亲说，阳新老家大概在1988年参加江州义门陈大乘谱，据说从四川某县才大后代处打听才大到秀山之间14代世系，所以补加进去了这14代，但1988年之前的老谱并没有这14代的记载。当时是电话联系的，无人见到原谱，故此世系是否真实存疑。 笔者认为：四川才大公后代的家谱，除非记载有谷保公或其父福一、祖父秀山等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名字，或与之有联系的其他佐证资料，才能确定谷保公为才大公后代，如果没有相关记载，则不能确定谷保公为才大公后代。 （备注：2010年，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我在崇阳县看到《崇阳庄知升公宗谱》，从中发头现才大公之后十代世系、2012年又在咸安区大幕乡马鞍头小坑发现《新仕公宗谱》才大公之后四代世系，奇怪的是崇阳、咸安、阳新三支陈姓记载的才大公世系各不相同，这恰好反证出阳新1988年14代世系的不足信。） （二）"谷保公是大冶才大公后裔"这个结论可能是推测出来。 1、老谱关于谷保公源流的记载。 在迁移陕西的谷保公后代保存的谱序中，有几段关于谷保公这支源流的话，如："太祖兆一公原居德安，才大公庄迁大冶，其裔秀山公、福一公居铁山，福一公之子谷保公始迁兴国。"又如"义门有曰始祖兆一公居江州，又曰厥后迁居大冶，夫由江右迁移大冶铁山者，才大公也，才大分庄时公裔未云为兆一公裔。" 2、"兆一公"是谁？ 以上家谱资料反复提到"兆一公"这个人，根本没说才大公是谷保公的始祖。关于这个太祖"兆一公"，家谱似乎想向后代交代两点：一是兆一公是德安义门陈；二是兆一公生活的地点在德安，所处的年代在才大公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谷保老谱对"分庄祖"才大公仅作简单交代，简直可以说是一笔带过，"才大公庄迁大冶"，并无其他记录。但是对所谓的"远祖"兆一公，却不惜着墨渲染，还有专门的《兆一公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连"分庄祖"才大公以来的情况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在才大公之前有个"远祖"叫兆一公呢？这一切似乎既不符合一般逻辑思维，又有悖常理，令人费解！ 反过来说，假设这个命题成立，就算"兆一公"是才大公的祖先，那么才大公的祖先自然也就是光大公的祖先，所以，只要去查阅才大公之弟光大公的家谱，看有无"兆一公"其人，如果光大公的家谱记载分庄前在德安有个太祖是"兆一公"，则谷保公毫无疑问就是才大公的后代，反之则不一定是才大公的后代。 "兆一公"是个关键的人物，"兆一公"到底是谁？是否真有"兆一公"这个人？确实值得推敲。笔者分析"兆一公"这个人也许就根本不存在，而是后人在不知其宗的情况下虚构的一个"太祖"。至于家谱之所以重点突出"兆一公"这个神秘的人物，主要是说明"祖先来自江州义门陈"、"本支人是江州义门陈后代"。 3、综合以上资料，关于谷保公这支陈姓跟大冶庄才大公的关系，我斗胆得出这样一个推断："我们谷保公的祖先自江州义门陈迁移大冶，因为大冶是才大公的分庄地，所以谷保公应该是才大公的后代。"显然这种因果关系是推断出来的，一些事情古人之所以不明说，甚至是打谜语给后代猜，自然是心有苦衷。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大智慧，他们总是以这种隐含的方式，向后人交代一些难以明写出来的问题，真可谓是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但是洞察古人有意留下的破绽和蛛丝马迹，探究和领悟他们的真实意思，还原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后人要去做，而且是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历史责任。 （三）宋代以来不止才大一支迁移大冶，还有其他义门宗亲迁移大冶。 才大公宋代从江州义门陈奉旨迁移大冶，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从宋代到元末明初，这数百年一定还有其他义门陈迁移大冶，大冶也绝对不止才大公一支义门陈人居住，这当然也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是在研究考证谷保公源流时不应该忽视一个问题。 比如，我地家谱就记载：约在元代，我分庄祖思大公之12代孙陈千八迁移大冶，千八公有两子四孙，其孙辈之后无记载。我们通山北山庄目前是千八公之兄千七公这一支的后人，包括外迁的估计人口数万，那么迁移大冶的千八公的后代也应该不少，这些人怎么可能神秘消失了呢？这些在才大公迁移到大冶之后，不同朝代从各自分庄地陆续转迁到大冶的其他义门陈人，不能笼统地说就是才大公的后代，都归并到才大公名下吧？也不能说凡是在大冶居住或祖先在大冶居住过的义门陈人，都是才大公后代吧？所以，谷保公是才大公以外其他义门陈人后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为什么祖先源流会出现混乱和错误？ 一是祖先迁出时估计未带家谱，也许老家根本无家谱，后来或因战乱、或因贫困，或因路远等原因与老家失去联系，以致多年后这个移民家族人丁兴旺，其后代编修家谱时对一世祖、世次等无法查证，或道听途说，或家传口述，对家族情况无文字资料可查，故出现错误。 二是后代编修家谱时，在对家族源流无法查证的情况下，通常会联系当地陈姓旺族，要求参加修谱，并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祖先嫁接到当地陈姓门下，时间一久便被当地陈姓同化。这种情况各地修谱是都有发生，如今年我地修谱，就有一支不知源流的陈姓，要求加入我地家谱。 二、问题的延伸：分析我支迁移大冶族人与谷保公的某些联系 一是我们在元代确实有族人迁移大冶，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以上说的：陈千八有两子四孙迁移大冶，迁移大冶的时间在元代。我地有无族人迁移大冶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家谱根本无族人迁移大冶的记录，则另当别论，之下的分析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二是我支与谷保公支第15代和16代均为"福"和"秀"字辈。字辈是一个家族特有的标记，也是区分其他家族的符号，有无"福"和"秀"字辈是个很关键的证据。我们第15代和16代为"秀"和"福"字辈，而谷保的父亲和祖父也是"福"和"秀"字辈，并且都是第15代和16代，代数相同。而且，谷保老谱说到太祖叫"兆一"，我们迁大冶陈千八公一孙名"德一"，"德、福、秀"属于祖孙三代，不知"兆一"是否为"德一"之误，如果"兆一"就是"德一"，则谷保公是思大后代无疑。 但必须指出的是谷保谱"秀山"为"福一"的父辈，而我们"福"辈为"秀"辈的父辈，存在辈分倒置问题，估计是年代久远，后代修谱或立碑，出现混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作为移民来说，必须待到子孙繁衍旺盛才有能力去修谱，所以修谱时都是时过境迁许多年后的事情了，并且古代读书人少，书墨金贵，一般农家对祖先的情况都是靠大脑记忆，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对许多事情的记忆自然模糊。 三是我们"福"字辈堂兄弟中，有"福二"、"福四"等，唯独缺"福一"；"秀"辈堂兄弟中，有"秀四"、"秀三"、"秀五"等，没有"秀山"。在过去，只有有亲缘关系的兄弟或堂兄弟之间才会取有一定联系的名字，比如：按数字顺序取名等。需要说明的是，发现谷保谱对"秀山"公，还有写作"秀三"的，这估计是同音字之误，据我了解大冶还一地名叫"秀山"，所以正确的名字应是"秀山"。 四是17世谷保公估计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与我们17世祖先年代相符。且千八到谷保为六代，一百年多年，人口估计已得到繁衍。如果年代不符，假设我们17世祖是清代的人，你们17世祖是元代的人，则命题不成立。 三、结论：尊重祖先，尊重历史，尊重实事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上述资料和证据并不是空穴来风和捕风捉影，也不单纯是巧合这么简单，有些疑问也不能从逻辑上予以合理的解释，所以，笔者认为从历史、时间、字辈、世系等因素来综合分析，我认为：义门分庄时才大公领受大冶庄是事实，但不能说凡是从大冶迁移出来的陈姓一定就是才大公后代，故谷保公是才大公后代的说法证据不足。 什么都可以错，但错认祖宗岂能容忍？在不能辨别真相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尊重实事，将问题留给后代研究是最好的选择。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当之处，还请包涵！谢谢！ 附我地家谱资料 ： 十二世 千七 生 仲才、仲智 千八 生 仲文、仲武 俱迁大冶 千九 生 仲仁、仲义、仲礼、仲信 十三世 仲才 生 德华、德祥、德信 仲智 生 德亨、德荣 仲文 无传 仲武 生 德一、德二、德三、德四 俱迁大冶 仲仁 迁兴国 仲义 迁广济 仲礼 迁富川教化里 仲信 迁富川朝阳里 十四世 德亨 生 福八 德荣 生 福六，字如享，自殿林返迁故居北山下 十五世 福八 无记载 福六 生 秀四，字子元 十六世 秀四 生贵祥、贵华、贵和 十七世 贵祥、贵华、贵和 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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