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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收藏的元代红绿彩瓷器，在中国文博专业体系编著的中国陶瓷史中，属于空白；在中国所有博物馆的古陶瓷藏品系列中，亦属于绝对空白。 自从蒙元帝国的末代君王和臣民被朱家人马竭力赶尽杀绝，逃回草原后，在后世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元王朝红极一时的红绿彩瓷器一直属于世间罕见、鲜为人知的瓷器品种。所有的元代红绿彩瓷器实物，几乎被毁灭殆尽；而所有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文字记述，在当时也许就鲜有记录，历经数百年沧桑变迁后，今世就更难寻觅了。 一个历史存在的事实如果能够持续存在，任何人也无法撼动它的历史根基；而当一个历史存在的事实湮没在岁月长河中，其未来的遭遇就不可叵测了。不幸的是，元代烧制的红绿彩瓷器，就是一个久遭历史遗忘、遗弃的倒霉蛋。
目前能查到的、关于元代景德镇窑场烧制红绿彩瓷器的古籍资料，只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古饶器”条目中，可见到一小段记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五色花”应是多种颜色的统称，自然也囊括“红绿彩”。 曹昭生活的年代距离元朝最近，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到元代有“五色花”品类瓷器，应该不是刻意杜撰、或随意编造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像当今某些专家学者们那样为了一己私利去“伪造出版物”、伪造证据；因此这个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上列文字作为证据而言，虽然少，却可称为“铁证”。只是由于后世的人们一直没有见过确属于元代红绿彩瓷器的实物，至少是没有见到更多的有人见到此类瓷器的文字记载，因此多年来，人们对这几个字一直漠然视之，终至茫然无知。 元代红绿彩瓷器最早被公开披露的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只元代红绿彩狮球纹玉壶春瓶，大多数中国人得以知晓它，是因为这件公开披露的馆藏实物，刊登在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中。此外，日本的根津美术馆还藏有一只红绿彩宝相花纹玉壶春瓶；这是人们认识元代红绿彩瓷不可不知的物证展示。 日本研究者是这样认为的：“纹饰中互相独立的变体莲瓣带有元代风格，而蕉叶中茎双线勾成且不填色又有明代特征，因而属元末明初作品。” 当这本画册出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眼前时，耿先生认定：它们是生产于元代的红绿彩瓷器！ 这是自明代曹昭之后500多年间，世界上有人再一次公开肯定确认元代的红绿彩瓷器。耿先生的这一明辨，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可惜，这一藏品是东洋人公示的，在众多国人的心目中，似乎也只有东洋人手里的东西才是真的。 1993年，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编纂的《中国陶瓷》出版发行，直到这时，在这部官方权威部门推出的、作为培训中国文物专业工作者的古代陶瓷史教科书的元代瓷器章节中，只字未提元代的红绿彩瓷器。 究其原因，依然是官方器重的文博专业体系的专家学者们谁也没有见过元代红绿彩瓷器的实物，谁也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1980年，江西景德镇市的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元代瓷窑作坊遗址时，就已发现了一块元代以釉上红绿彩形式烧制的折枝菊纹残片；此外，在景德镇中渡口、曾家弄、落马桥等元代窑址遗存中也相继出土了一些红绿彩瓷片标本。但是，这些零星的碎片除了给人们带来困惑之外，作为元代红绿彩瓷器曾经存在事实的物证份量确实是有点微不足道了。 时隔近十年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松原江北沿江一带的农民在翻地耕田、或挖地基、建房屋时，经常会从地下挖出一些青花和五彩瓷器的残片以及整器，器身颜色多的可谓是“五色花”，有红、绿、黄、黑、蓝等色；釉面颜色少的只有红、绿两色，由此，当地人皆称其为“红绿彩”。 1992年，松原市江北的岱吉屯元墓出土一件碗底以汉字书写“至正年制”款红绿彩花卉纹碗。此后，沿江多处地方也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带汉字款识、八思巴文字款识、梵文款识，或不带款识的红绿彩（五彩）瓷器与瓷片。这些红绿彩瓷器与瓷片有的进入到博物馆中，有的一直在民间流传。
进入博物馆的那些红绿彩瓷器标本，经主持发掘的考古队长张英先生与同事们数年研究考证，认定是元代景德镇官窑制品。 1994年，《文物》月刊第2期，时任吉林省博物院副院长的张英先生发表了《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的文章，如实披露红绿彩瓷器在元代确有烧造的事实。 但是，很快就有人撰文提出否定意见。同时，国内一些名声显赫的古陶瓷权威专家们也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带“至正年制”款识的瓷器是明代正德时期烧造的，另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明代嘉靖时期烧造的；因此认为这个元代的年号款，应是明代正德或嘉靖时期工匠故意书写的“寄托款”。 为了回应各路专家的质疑，在同年的《文物》月刊第9期，张英先生又发表了《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一文，并配发了“至正年制”彩瓷碗的照片。 张英先生不同意那些专家把元人年号强加给明人“寄托”的观点，为了考证一只瓷盘底款八思巴文字的确切词义，追求真实的他曾经不辞辛苦地特意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向研究西域文字的权威学者当面求教。经古文字专家翻译释读，证实瓷器底面书写的八思巴文字词义也是“至正年制”。 积多年研究探讨，张英先生撰写了一本《元代青花与五彩瓷器》的专著，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公布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人们深入认识元代五彩、红绿彩瓷器的真实面貌。 下面，摘引一段2005年张英先生在接受《艺术市场》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今日的治学，在市场经济大潮形势下，已经有些变味了。这些年，四面八方围攻我的专家不在少数，对此我已经习惯了。从事文物工作多年，我的一切工作均以科学为指导，对古陶瓷的研究也一样。关于这件‘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出自扶余岱吉屯元墓(M1:1)，证据确凿；加上江西景德镇珠山官窑出土的八思巴字‘至正年制’款青花碗盘及高足杯，都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历史是不容逆转的。” 在此，谨向这位已故的正直的古陶瓷研究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由于张英先生重事实，讲证据，敢于在文博业界权威们打压否定的逆境中坚持真理，中国元代红绿彩瓷器的考证与研究终于迈出了稚拙的第一步…… 而本人也愿以天赐机缘的所得所见，继续深入探讨，为元代窑工烧制的红绿彩瓷器验明正身、树碑立传。
本文作为《中国民间珍藏略影》的最后一篇，在此略展示一些长期沦落沉隐在民间的、秘不示人的元代红绿彩瓷器实物照片，供大众参考，权作躬身谢幕的最后一揖……
先展示几个元代早期的红绿彩大罐，这些大罐也像早期的元青花大罐一样，绘有多种题材的纹饰。 元早期红绿彩八棱四开光荷塘鸳鸯纹大罐
元早期红绿彩凤凰牡丹纹大罐
元早期红绿彩李逵下山大罐
元早期红绿彩蒙恬将军大罐，及肩部金彩特写。 由此，可以推断此罐的生产日期，应早于元世祖下诏“瓷器不得用金”之前。
为防假冒，这个大罐只以背面的辅助图案做展示，请见谅！ 因为只要我不公示此罐的主题图案，造假者们即使竭尽全力、绞尽脑汁也绝对没有能力猜想出大罐的主题画面。
下面再展示几个元代晚期的红绿彩罐。 相对于早期的红绿彩罐而言，元晚期的红绿彩罐在材质与工艺方面更精准一些，造型品种更多一些；只是绘画却显得有点拘谨了。
这几只小罐是海捞瓷，长期海水浸泡，已使绿彩受到严重损伤。 在这对小罐底面，已出现“至正年制”的标准年款。
元晚期红绿彩狮球纹大罐
元晚期红绿彩荷塘鸳鸯纹大罐
元代红绿彩瓶壶类器物
元晚期红绿彩八仙人物梅瓶，底部亦有至正年款。
元早期红绿彩玉壶春瓶（荷塘鸳鸯
元晚期红绿彩玉壶春瓶（狮球纹
元早期红绿彩龙凤纹葫芦瓶 这个元代葫芦瓶的构图实例可证明：凤在上、龙在下的纹饰形制并非像某些文博专家学者说的那样始于慈禧当权时期。
元晚期红绿彩蒜头瓶
元红绿彩麒麟图执壶
元红绿彩碗盘类器物
元红绿彩鸳鸯纹大碗及底面至正年号款
元红绿彩莲花纹大碗
元红绿彩花卉纹碗
元红绿彩内莲花芦苇外鱼纹盘及底面至正年号款
元红绿彩内凫鸭外鱼纹盘及底面梵文款识
元红绿彩花卉纹盘
元代红绿彩瓷器中还有一种极为珍罕的釉下红绿彩产品。 因本文已经很长，对此就不再细述了，仅公示两张实物照片，以供有兴趣研究者参考。
元釉下红绿彩龙纹梅瓶
元釉下红绿彩凤纹梅瓶
本系列《中国民间珍藏掠影》写写停停，发了12篇，拖了近10个月，越写越觉得徒劳、觉得没劲，即不想再继续写了；到此结束。正所谓乘兴而发，兴尽而止。 三年多前，我曾在自己的博客日志中以《国宝不如流浪的猫狗》为题，发过几篇介绍古陶瓷珍品的图文。在开篇中写到： “古往今来，从历代民间收藏者、拥有者手中传续的，从各种途径破土而出的、不计其数的珍稀、珍贵的古陶瓷们，由于自身价值得不到真实的认定，甚至真实的身份和血缘都不能得到公正的认可，竟如荒茫大地上四处流浪的猫狗那样，不知流向何方，不知命之所终。 这些沦落在村野农宅或城市蜗居中的国宝，由于无人赏识，自然无人珍重，以致它们的数量、它们的容貌、它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它们所融汇的千古之谜、它们客观真实的真品真相，甚至永远不能被世人所知……” 我深深地知道：有些绝美的古代珍瓷，只要我不展示，就永远不会被世人知晓，就会永远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 而本人只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些长期沦落飘零在民间寒舍陋室的古代遗珍撩开一角面纱，让世人欣赏她们的美丽，让业界知晓她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曾经蒙尘蒙屈、饱受冷眼冷落…… 只是在当今这个泥沙俱下的现实环境中，不要说数千万之众的民间藏者，就是在文博专职机构吃皇粮、享津贴的专业职能者们，又有几人是真心在为传承保护祖先的陶瓷遗珍而尽职尽责、而自甘寂寞苦研？ 此刻，人已沧桑，古瓷犹神采奕奕；天缘将尽，愚夫也仅只虑及她们将浪迹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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