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忆的永恒》，1980，铜雕
然而, 在同一时期，达利艺术作品的过度神化曾受到艺术界的质疑，那时深受达利生平和艺术思维启发的波普艺术和高度写实主义艺术的影响力日渐衰落，即将崛起的新一代极简主义和概念主义艺术家们对于达利的态度则非常暧昧，普遍认为其艺术价值已经被桎梏在过去的时代中。达利，这位公然宣称‘自己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没疯’的狂人的晚年创作，也因他欣然接受佛朗哥独裁政府的资助而受到指责。直到今天，达利在20世纪艺术发展史中扮演的戏剧性的角色依然备受争议。
狂人的冷静画笔
达利在他那部举世闻名的自传中写到，他精通无数种绘画的笔法。在展品中，为数众多的版画和插画作品佐证了他的话。在《鹰头》（L’Aigle）画稿中，情欲以一种半兽化的，肢体扭曲的男性形象出现，线条有如油烹过一般稠腻。而在《龙》中，达利描摹的龙在鳞爪之下长着女性的胸脯，虽然笔触狂暴，画面却有着奇妙的时间静止般的凝重。在另一张充满童话色彩的简笔插画《大法官狩猎仆人》中，达利以极具动感的轻盈针芒笔触描绘了从城堡窗口蹿出燃烧着的长颈鹿，由身披神袍的宗教大法官指派追捕不远处焦黑干枯的仆人。《不朽神迹》构图、布局古典而精确，透视深远，色感独特，达利用色彩晕开的边缘表现了光。在《王妻》中，金发王妃周围的空间被碾压，在古怪的构图里，女人的头发和薄纱飘舞及海水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 《时间之女》，1973-1984，铜雕
达利插画中的半人半兽，猎杀和神迹，虽然表现手法不同，却共有着童真与死亡、爱欲与毁灭、美丽与恐怖并存的内核。人们可以看到童话的碎片，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意象。在版画《巨人厨子点心师》中，红色背景上勾画着四肢错位，面孔如同腐坏火腿一般，头顶骨架手持锅铲和小刀的厨师。从馅饼皮以及肉的质感中透出一种不详的气息，仿佛厨子便是食物。达利给《象鼻小丑》、《致敬左腿的仪式》等插画同样赋予了残肢和死亡的暗示、杀戮、恐惧、平静与日常相伴。
从《美人迪欧内》等画作中人们可以看到达利对古典绘画中的希腊神话、寓言故事和世俗歌剧人物题材的熟悉，但这种田园诗的美感，某种程度上宣示了战争末期达利超现实主义艺术思维正在渐入绝境，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1945年前后，那时距离德国占领西班牙已有五年，达利作为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师避走美国，创作主题开始逐渐向宗教和神话过度。达利曾将精神分析学和科学作为摒弃信仰和抛弃资产阶级许多传统生活方式的媒介，却无可避免地在晚年默默回归这种生活方式。和很多战后移居美国的欧洲艺术家一样，他开始逐渐对外部世界失去好奇心，更多地投入到个人神话中。无论怎样有力的笔触，无论怎样痴情地描绘信仰、故土和爱情，也掩饰不了精神上的彷徨和消极。同时，美和希望，这些使20世纪初经历过战乱的艺术家们普遍抱有负罪感的主题，竟逐渐回归到了一位一直善于表现恶意和残忍的画家的笔下。
梦的模式
柔软的钟表是达利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之一，在外滩18号画廊展出的雕塑作品中，《记忆的永恒》和《时间侧影》中的软钟像一片即将溶解的金色黄油饼一样垂挂在枯枝上。《融化的钟》将水蓝色的流态表盘挂在一副黄金色衣架上。在《时间之舞》中表盘更像是变作有机物与植物生长在了一起。在《时间之女》中，软钟像布片一样搭在女神的手臂上。达利认为流逝的时间约束着人们的记忆和行为，时间的概念是抽象和理性的，而达利的软钟，是可视的时间，是因艺术家个人的意志而软化变慢甚至消融的时间，是个人体验和意识对理性世界的质疑。这些软钟指针有纤细的线条，数字是古典的拉丁花体字体，表盘有精致的装饰细节 、写实的艺术语言，赋予了臆想古怪的存在感。
左> 《爱丽丝梦游仙境》，1977-1984，铜雕
右> 《燃烧的女人》，1980，铜雕
女性是另一个贯穿达利一生的艺术主题，达利梦境中的男性往往是野兽化的，女性则更多是物化的，在铜雕《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达利手中的爱丽丝的头与手都是花朵，仿佛这是她曾经在梦中历险留下的证据。在《燃烧的女人》中出现了达利最喜欢的精神分析学符号：火和抽屉。火吞噬一切和锻造的活力代表女性外放的情欲，在女人身后的金色裙摆上静静燃烧，而女人腹部和胸前的抽屉，代表着女性隐藏的情欲，开合之间，彰显秘密的隐瞒与公开，是一种必须被支撑的、活跃却不稳定的女性特质。与带着火种燃烧的女人不同，在玻璃雕刻《抽屉维纳斯》中，爱与美之神的全部秘密之匣都关着，然而玻璃身体和抽屉金属材质的强烈对比，让隐秘的情绪浮现在女神的肉体之上，这便是人对女神的臆想的根本。
据说达利是在吃乳酪时脑中浮现出的软钟的影像，观者从这些软钟中各取所需，他们感受到的，或是梦境，或是人心不受时间约束的隐喻，可能是那唇齿间的柔软，更可能仅是一块镶嵌着皇冠的钟表的装饰性美。而达利的女神们的隐秘的情欲，在或合或开的抽屉中，是达利自身对于未知的女性元素的恐惧和好奇、崇拜和否定。
超越日常世界
达利的艺术生涯涉猎广泛，外滩18号画廊展出的巨幅油画《意乱神迷》高达5米，是达利1945年为希区柯克的影片《爱德华大夫》创作的电影布景原画。肉色的梦境中漂浮的帷幕中生长出密密麻麻的巨大的眼珠，仿佛面孔腐烂的百眼巨人阿耳戈斯般，有些瞳孔已经失去焦点，有些则带着丧失了肉体肢干的无力感窃视着四周。2001年，艺术家村上隆创作的丙烯画《水母眼》，其灵感正是来自于达利的这幅作品。作品中被赋予了其他的涵义，艺术家希望观者从中感觉到的，是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的心理能量，如果我们从巨大的密集的眼球中感受到了恐惧和焦虑，那么艺术家便能证明人们共享着一种超乎理性之上的“更为重大的现实”。
> 《梅维斯的唇》，1974，流行沙发
达利的青铜雕刻作品《爪哇模特》创作于1969年，与他1934年的油画名作同名，半具巨人的躯体上嵌着一副残碎的骨架，右侧手拉着孩子的女子,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达利妻子加拉的形象，有些则说这是达利的母亲，正在告诉达利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达利创造了一种探索现代社会行为的无意识动机的艺术思维，他的残缺肉体和其中蕴含的精神寓意，影响了如萨拉·卢卡斯 雷·特雷卡廷等当代艺术家。萨拉·卢卡斯2003年创作的《讨厌鬼》装置作品里，细瘦的女性残肢和巨大的男性器官的对峙呈现出性意识、暴力和强烈的感观刺激，而雷·特雷卡廷 2006年的《长臂亚伯拉罕》，一位面目粗俗的人物右手因过分纵欲而日渐畸形，长得垂至地面，愚昧空虚的当代人的隐私变作直观的畸形形体。
> 《勒达》扶手椅，1930-1990年代，流行灯饰
达利作品中人的形体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和几近矫揉造作的可疑情色意味，将想象力和幽默感投射进各种载体中, 另外展出的一款沙发，名为《面对面》，达利将女性的手臂变为功能性的沙发靠背，金色的手臂在粉红色的沙发上延伸出流畅的曲线，两只纤长的手垂落在沙发扶手处。在茶几和扶手椅《勒达》的造型中，女性的四肢再次成为桌腿和椅腿，而在《梅伟斯的唇》沙发中，一代歌姬的两片红唇成为沙发的座椅和靠背。这些将人体和有特殊功用与寓意的物品结合的幻想，曾给予当代雕刻大师乌尔斯·菲舍尔灵感，他2009年的作品《钢琴》, 借助物品和人体形态的对换，雕刻材料在动态与静态，软与硬间为观者创造了共存却矛盾的视觉和触觉体验。
时至今日，大批当代艺术家们虽然不曾在画布上延续超现实主义画派的表象视觉风格，却从达利那里领悟到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如何面对日常世界的感知和表现，从物质和时间定律的桎梏中解脱出去。
> 《面对面》，1930-1990年代，流行沙发
达利的展览从不会令观者失望，因为在那里人们能感受到他的运笔像扇扇子一样灵巧，像手握圆规操作一样精确，能表现绿宝石颜色的秘密和黄蜂尾针般的纤细敏感；画善则得善，画恶则恶，即刻浮现的精湛艺术手法。他所在的时代使他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集体性焦虑和狂躁的演绎者，令他用画笔将精神分析学的符号以及奇思异想塞入每个画面，在那其中沉淀着某种20世纪战后欧洲文明的普遍性悲剧：暴力和生活的所有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成因果，即使在战后日趋平静的生活中，艺术家仍要向自己施暴，以无限接近死亡的方式来感受生命。在今天，达利的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魔力，正是因为在那里混杂了疯狂的猎奇、恐惧与情欲、进步的尝试、破坏的欲望、挣脱理性束缚的野心、失控的自我塑造，和无可辩驳的精致，以及一个相较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更容易被大众理解的、半梦半醒的时代剪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