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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正的叔父吕龟祥，先在朝中官居殿中丞，以后又迁寿州知州，从此定居寿州，子孙遂以淮南为籍。 宋代寿春地区设有寿春郡，有郡王，并设有州治和府治。州治是一州之地的行政机构，知州是主管、掌管治内一切军、民事务，通判副之，其次还有主簿等官员。 吕龟祥有三子入仕：吕蒙亨、吕蒙巽、吕蒙周。 ( 李兆洛《凤台县志·人物志》之吕氏家族部分：宋吕龟祥，殿中丞，知寿州。子蒙亨，举进士高等，既廷试，以蒙正居中书，故报罢。后历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课州县官。蒙亨引对，文学、正事俱优，命为光禄寺丞，改大理寺丞，卒。见《宋史·吕夷简传》。吕氏世居城北门外，为今县地。) 吕蒙亨，科举中进士高等，曾登殿接受皇帝面试。因当时堂兄吕蒙正在朝中主政，为避私嫌而未能入朝为官，外放为下蔡县主簿。 宋太宗至道初年（公元995年以后）朝廷考量州、县官吏，吕蒙亨以文学、政事兼优得以升迁。入朝先为光禄寺丞，后又调为大理寺丞。 《宋史·职官志》载：“光禄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会、宴飧酒醴膳羞之事，修出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 大理寺则相当于我国现代的最高检察院，主要负责对官员犯法案件的审理以及全国各地重大刑事案件的终审，卿为主官，丞副之。 吕蒙巽居官至虞部郎中。 宋代虞部实为工部属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据《宋史·职官志》载，主要负责“掌山泽、苑囿、场治之事”，以郎中为主官。 吕蒙周于宋太宗淳化年间进士及第，无宦迹见载于宋史。 吕蒙亨有二子入仕：吕夷简、吕宗简、 吕夷简为吕氏家族第二位宰相。 吕夷简，字坦夫，以进士及第，补绛州推官。大中祥符四年，得到伯父吕蒙正的推荐，入朝为大理寺丞。（注：吕蒙正对宋真宗所说“有侄夷简，任颖州推官”，可能是“绛州推官”之误。）以后又历任通州通判、濠州通判，再入朝为太常博士。 河北水灾，吕夷简出任滨州知州，发现农用器具收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农事发展，即向朝廷上书请免。于是，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下诏，免除天下农器税。擢吕夷简提点两浙刑狱，不久即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 当时宋真宗大兴土木，在京师营建官室、观院（宋代皇帝执迷教，崇尚登仙之术，营建观院是为道士们提供作法的场所），大量征集木材于南方。有司催逼甚紧，命令工役们必须按期输送，工役有在中途累死者，官吏以为逃亡，竟收捕死者妻子。吕夷简将自己了解到的这一悲惨事实反映给朝廷，请求缓行此役，避开不利季节，给工役们以生路，朝廷从之。 宋真宗赞许道，我看吕夷简的奏章，总是有为国爱民之心的。因此又予加官，擢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授予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向皇帝奏报的权利。 四川自宋太宗时期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等人的民乱。淳化四年王小波被捕杀，李顺逃脱，而后继续为乱于四川，还建立了年号，自称“大蜀王”。至宋真宗时期，李顺之乱终被平息，有人献俘于阙下，说是贼首李顺，朝中大臣为之称贺。但是，后经御史台勘验，发现这个被执送来的人根本就不是李顺。多数官员认为，既然大臣们已向皇帝称贺，影响已经造成，翻案总有不妥，干脆就将此人按李顺处置算了。吕夷简坚决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欺骗朝廷，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俱实向宋真宗奏报了此事。 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受灾之地人民悲惨万状，苦不堪言。素有爱民之心的吕夷简又乘机上表，奏请宋真宗责躬修政，并严饬辅相，所思所行都要顺天意、合民心，以此促动皇帝罢斥了个别不良之臣。 吕夷简也与寇准同朝。寇准是宋代名臣，主张富国强兵，以武力抗击外敌，曾三度入相，乃是国家栋梁式的人物。因性情严正刚毅，多得罪小人，经常遭人诋毁陷害。第二次罢相后被贬为河南府通判，后又徙为永兴军通判。永兴军有人犯法，被寇准流放湖南，此人途径京师时，为了报复，竟向朝廷诬告寇准谋反。吕夷简为保护贤臣挺身而出，向朝廷奏称：“准治下急，是欲中伤准尔，宜勿问，益徙之远方”。（见《宋史·列传七十》）宋真宗纳其所奏，未将告反寇准之事立案。 四川发生饥馑，朝廷遣吕夷简为安抚使，事毕返京，迁龙图阁直学士，再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 宋代开封府如同我国现代的最高法院，负责裁断各地呈报上来的重大狱讼案件，也负责颁发朝廷的禁令，对民众进行律法教育。以府尹为主官，“权知”即是代理主官。 吕夷简入知开封府后，以严治有力、速办有方而闻名，大受宋真宗赏识，将其姓名题写于宫中屏风之上，准备加以大用。 宋真宗于乾兴二年（公元1022年）驾崩，宋仁宗即位。迁吕夷简为右谏议大夫，又迁尚书礼部侍郎、修国史，不久即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为宰相。 宋仁宗继位时年仅十四岁，由皇太后刘氏主政。刘太后以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著称，虽在垂帘听政，揽权称制，却能坚守妇道，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上书请她效仿唐代的武则天推开幼主自立，有人献《武后临朝图》蛊惑她，都遭到了她的呵斥。她不仅能够妥善处理宫闱内和朝廷上的诸多事务，还能正确对待各类大臣。她对正直、忠贞的吕夷简尤为器重，立之为相也是她秉承先帝遗愿做出的决策。 官员刘涣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刘太后大怒，令将此人流放到最远的地方去，吕夷简以宰相的情面将此人留住。 刘太后为真宗皇后时一直无子，恰好身边侍女李某生下一子，即以其身份卑微不能自主而夺之，充作自己的儿子养在宫中。宋真宗不知内情，以为是皇后亲生，当然十分重视，在此子六岁时封为寿春郡王，九岁时立为皇太子，从而得以继承帝位。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3年），李某被进位为宸妃，随后病死，刘太后令以普通宫女的礼仪下葬。吕夷简向刘太后奏称对李宸妃应当“礼宜从厚”，刘太后见他知道内情，心中甚是不安，生气地质问他是否想离间她与皇帝的母子关系。吕夷简恳切地进言道：此事非同小可，待到将来太后身后，一旦皇帝得知自己生母的真实情况，若是怨恨于您，必然对你的刘姓家族不利。刘太后猛然省悟，乃下令以一品礼仪对李宸妃殡而不葬，吕夷简也叫人以水银殓之，使尸身不腐。后来刘太后去世，有人将其生母是李宸妃的事告之，宋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迁梓宫陪葬先帝。迁梓宫时，宋仁宗开棺视之，见母亲盛装如皇太后，由于水银养护而面色如生，心中甚慰，不但没有怨恨刘太后，反而更加厚待刘姓家族，当然也感恩于吕夷简。 这件真实的宫闱秘事，后来被小说家演绎成了“狸猫换太子”的离奇故事，成为一场血腥的宫廷争斗。 刘太后死，宋仁宗得以亲政。吕夷简对这位恰当盛年的皇帝寄予厚望，即以八事上疏，叫他“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辩奸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见《宋史·列传七十》） 此八事言简意深，包罗广泛，吕夷简希望君主贤明、正身对待国家大事、体恤大众疾苦之心昭然可见。 宋仁宗与吕夷简密议，准备撤免几个刘太后的亲信之臣，回到后宫却将此事告诉了皇后郭氏。郭皇后是个有野心而乏远见的女人，她没有刘太后那种知人善任、重用贤臣的雅量，只是乘机说吕夷简也是一个依附刘太后的人。宋仁宗因此被动摇，一时不加考虑就免掉了吕夷简的相位。 由于吕夷简居相位日久，朝廷事务一向由其主持，宋仁宗感到没有他很不习惯，未过多久就又恢复了他的相位。宋仁宗也重用了敢于维护皇权的刘涣，并且知道了吕夷简当初不怕得罪刘太后、保护刘涣的事，由此而认定吕夷简确实是个可以信赖的贴心臣子。 郭皇后在后宫十分跋扈，经常与尚美人、杨美人等嫔妃争宠，公开争斗。有一次当着宋仁宗的面打尚美人的脸，宋仁宗看不下去，亲自上前阻拦，竟也挨了郭皇后的打，颈部还被抓伤。宋仁宗龙颜大怒，意欲废黜郭皇后，以颈上爪痕示吕夷简，问他应该如何处置。吕夷简知道自己被罢相的事是由于郭皇后的谗言，心中对她正有不快，即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的故事说宋仁宗，固其废后之心，郭皇后遂被废黜。 宋仁宗封吕夷简为申国公。 同列大臣王曾与吕夷简不睦，指责吕夷简有“纳赂市恩”的行为。吕夷简与之对质于帝前，王曾因言有过实之处而理屈无语，于是两人皆被罢相。吕夷简出任镇安节度使、许州通判，后徙天雄军节度使，不久又一次恢复了相位，改封许国公。 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一向积弱于国的赵宋王朝始终没能出现强盛景象。腐软无力的国家机器一直无法解决北方民族的侵扰问题，一味地只是以议和、纳贡的对策做着退让。在吕夷简为相期间，党项人李元昊称帝于西北，建立了“大夏国”，屡屡加兵于宋境。当时“四方久不用兵”的宋廷几乎无力应对，由吕夷简着手组建了一支“万胜军”，其中却被夹入了皇亲贵胄和市井无赖，致使这支军队徒耗高额军资，“浮脆不能战斗”，结果是几次交战都被夏人打得一败涂地，死者逾万。 是时辽国也乘人之危，聚兵于幽、蓟二州（今之北京、遵化、蓟县一带），声言将入寇宋境，还提出索要关南土地。宋廷上下一片惶恐，为了防备辽人渡河南下，有人提议在后方洛阳再筑新城以作避敌之备。吕夷简独持不可，认为避敌于后方是一种非常错误的下策，如果让辽人渡过黄河，即使我方有洛阳的深沟高墙也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辽人是“畏壮侮怯”的，后方筑城是示怯于敌，不如建新都于大名（今之河北大名、魏县一带），让皇上“示将亲征以伐其谋”。大名地区在宋之北方，而且还地处黄河以北，若辽人南下，是必经之地。吕夷简此计是杜敌于国门而不是国内，具有积极主动的意义。宋仁宗予以采纳，即将大名建为宋廷的北京，做出了示强于敌的姿态。 《宋史》云：“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宋史》又云：“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3年），肩负着国家重任的吕夷简因患病而上表请求辞官。由于长达二十年的依靠，刚刚进入中年的宋仁宗一时无法离开这位始终辅佐有力的老臣。他不但没有批准吕夷简的请求，反而因为听说髭毛（上唇的胡须）可以治病，竟剪下自己的髭毛派人送给吕夷简当作药用，望其及早康复。 庆历三年，宋仁宗在延和殿召见吕夷简，特准他可以骑马直至殿门，并用肩舆抬入殿内，免参拜之礼。复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吕夷简确实身体不行，固请辞官养老，宋仁宗无奈，只得诏准以太尉身份致仕。是年吕夷简病故，宋仁宗召见群臣，为之泣下，曰：“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吕宗简进士及第，无宦迹见载于宋史。 在吕夷简的儿子中，吕公著为第三位宰相。 吕公著，字晦叔，幼年嗜学，经常为之废寝忘食。其父吕夷简为此特别器重他，认为此子将来做官也必然位极人臣。起初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后为颖州通判。与郡守欧阳修结为学友，学识品行甚受欧阳修的赞赏。宋仁宗也非常喜爱吕公著，累次予以升迁，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使之成为专门保存御用珍玩和图籍、符瑞的京官，并成为陪伴皇帝、皇太子学习的近臣。因此，后几代的宋君对吕公著都比较熟悉，甚至关系十分密切。 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加吕公著为龙图阁直学士。宋英宗因议论之事罢言者官职，吕公著明确反对，认为作为新君，应当听取众臣之言，开兴纳谏之风才对，而不应该这样做。为此表示不肯再作京官，请求外放。宋英宗先是不肯，耐不住吕公著屡请不已，只好外放为蔡州知州。 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召吕公著为翰林学士，入知开封府。是时夏、秋淫雨不止，京师又发生地震，灾象不断，人心不安。吕公著借时上书，劝导君主正确面对灾异现象，不要回避，并以诚待下，同心同德，不要以佞人之语为听。其言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唯恐不合于义，则其势宜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见《宋史·列传九十五》）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迁吕公著为御史中丞。次年参知政事王安石入居相位，开始强制推行所立新法。 王安石是一个“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人。初入朝未成名时，先是奔走于高等朝士富弼、韩琦等人门下，与韩绛、韩维、吕公著交往密切，借重韩、吕两家当朝巨室的名气而渐起。后又与名臣司马光、范镇等人为友，并得到了负有重名的欧阳修、文彦博等人的荐举，逐步攀上高位。其所立新法，是针对当时宋廷外扰内困的境况，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由于宋廷腐败政治造成的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推行新法对高层的官僚、地主有所不利，同时官吏们的执行不当又在不断地伤害下层民众的利益，于是就导致了强烈而普遍的反对。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反对最力，吕公著也是其中之一。 吕公著认为：“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岜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见《宋史·列传九十五》）此语既出，便彻底得罪了王安石。 著名奸臣吕惠卿是在王安石的大力推荐下得以重用的，此人奸诈阴险，为人反覆多变，在朝中投机取巧、营私舞弊，行事不择手段，声名狼藉，为士大夫们所不齿，唯独王安石引为亲信。宋神宗依王安石意见授其为御史，吕公著反对，直言此人虽有才能，然奸邪不可用。宋神宗将吕公著之语告王安石。王安石认为这也是故意与他作对，益加憎恨，竟以恶语相诬，将吕公著贬为颖州知州。 接吕公著之后，王安石一发不可收。无论地位高下还是亲朋故旧，凡是反对新法或对新法持有不同看法的朝中大臣，他都一概予以贬官、罢官、流放，或是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对那些曾经荫护过他，他曾经投靠过、依靠过的名人、名臣，也是同样地决不容情。 这种一概打击、四面树敌，甚至是化友为敌的盲目、强霸政策，不仅给王安石个人造成了种种麻烦，也使得新法的贯彻、落实始终存在着极大的阻力，根本就无法深入人心。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乱象滋生。宋神宗忧心如焚，召王安石与语。王安石不以为意，认为发生水灾、旱灾都是平常之事，有人可能夸大了饥民的情况。监门官郑侠将所见饥民扶老携幼、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惨状绘成《流民图》上达朝廷，王安石将其流窜数千里之外的岭南。直到两宫皇太后出面，泣告“安石乱天下”，宋神宗不得不将王安石罢相。 王安石离京前再次向宋神宗推荐了吕惠卿，吕惠卿乘机欲谋相位，惟恐王安石复起，即重提郑侠冤案和另外一个与王安石有关的李士宁案件坑陷王安石。大臣韩绛知其意，密告宋神宗，宋神宗立即下诏令王安石复相。但是，此后王安石便陷入了与吕惠卿没完没了的私斗之中，新法的继续推行受到了最为致命的影响。天长日久，宋神宗对无能为力的王安石逐渐生厌，终于又一次免去了他的相位。 熙宁八年，彗星现，宋神宗应天变下诏求直言。吕公著上书论政，再次应召入朝，累迁翰林学士承旨、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宋神宗经常与之交谈，听其谈古论今，广征博引，君臣关系甚为密切。未几又擢为同知枢密院事。 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夏国发生内乱，宋廷以夏主秉常被囚为由，兴问罪之师举兵伐夏。吕公著认为兴师必先择帅，若无良帅不如暂不举兵，朝廷不听。兴兵后，果然由于将校无能，宋军屡战无功，死伤惨重，还引发了夏国的强烈反击。自此战衅大开，西北边境再无宁日。秦、晋地区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唯吕公著数言此次兴兵种种弊害。 元丰五年，夏人攻陷永乐城（今之陕西米脂西北），杀死宋军将校数百人，兵卒、伕役二十万（自李元昊侵宋以来，至此夏人共杀死宋朝军、民六十余万）。宋神宗临朝痛悼，叹息道：“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 加吕公著为大学士，位列三公，有意由其入居相位。以后立皇太子，又下诏令吕公著、司马光二人同为师傅。 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吕公著与司马光即以三公身份同时为相。吕公著上表宋哲宗，献十事之议：一、畏天，二、安民，三、修身，四、讲学，五、任贤，六、纳谏，七、薄敛，八、省刑，九、去奢，十、无逸。 此十议尽含倡导仁政、勤政爱民之意，也表达了一代贤臣导君向善之心，对新君的良好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吕氏家族做官之人优秀的传统作风。自此，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执政。司马光病死，由吕公著一人为相。 在为相期间，吕公著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调整，删改了王安石所立的纲目，恢复了贤良方正这一科。他不主张打击说了错话或过头话的言官，认为皇帝身边敢说话的人越多越好，多言可以正视听，“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为了蓄养国力，他在边境上采取了弥兵省戎的政策。吐蕃首领认为宋国的边备削弱了，便勾结夏人一齐侵宋。吕公著选派有能力的大臣去前线，令与诸将便宜行事，不足一个月就生擒了这个肇事的吐蕃首领。 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担负着军国大事的吕公著在忙碌中逝世，享年七十有二，入仕以来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太皇太后为之垂泣，有吕公著去后朝廷无人之叹。宋哲宗亲临其家祭奠，赠太师，追封申国公，御书碑文“纯诚厚德”赐之。 《宋史》赞曰：“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天凛然。其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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