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六年修建，成都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不仅展出了与李冰治水相关的石犀、刻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字样的汉碑、改写医学史的经穴漆人、填补世界纺织史的一勾多综提花织机模型等一批近年来成都的重要考古文物，更是通过多种艺术展示手法，撩开成都数千年历史的神秘面纱。 一、 锦绣之都   二、 汉碑传奇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在地表下5米处挖到两块石碑。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方形，大的一块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石碑高2.37米、长1.1米，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它们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李君碑》亦有800多字。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块碑的内容都是叙述碑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儒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武双全。他是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133年秋天，李膺调离蜀郡。在李膺离任3个月后，蜀郡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兴学，以石头修建教室，振兴教育，从此，文翁种下的教育火种在成都代代相传，源远流长。 三、 南朝遗珍 南北朝——成都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开创性地引领了中国佛教造像之风，也暗示着南北朝时的成都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古诗。南朝的江南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以万佛寺、西安路、宽巷子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阿育王像、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观音、天王、力士、伎乐等，让后人一睹“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之风。  成都的南北朝石刻，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育王、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西安路发现的一个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为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为“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阿育王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握着袈裟一角，头顶有着硕大的束发状肉髻，留着八字胡须，眼睛圆睁，带有浓烈的异域之风。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阿育王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样，即所谓“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一种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秀骨清像”正是对尚玄学、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形象概括。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北方羽檄纷飞、金戈铁马，百姓民不聊生，佛教恰好在那个嗜血的年代走进了中国人的心灵，那些马背上的少数部族，也试图借佛教巩固统治。南朝佛教之盛一点也不落下风，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庙中当杂役了，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北朝造像与壁画；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有少量龛窟外，在中国已不多见。这便是成都南朝造像的价值，它通过实物让我们走进杜牧诗里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四、 东晋奇俗 东晋——成汉为五胡十六国时以成都为中心的一个割据政权。成都出土的成汉俑，眼睛外鼓，造型独特，这类陶俑出土地域主要在成都。随着考古研究的进展，成汉俑之谜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解答。
成汉政权公元303年建立于成都，347年为东晋权臣桓温所灭。统治范围包括今日之四川全境、云南北部、陕西汉中地区等，统治中心在成都。 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69件、青铜面具22件和金面罩3件，其造型奇特诡异，“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粗且凸起……”与收藏于成都博物馆的成汉俑面容相似，对眼睛强化到了近乎崇拜的地步。 西晋元康六年氐人齐万年起兵反晋，关中大饥，天水等六郡十万余人口进入巴蜀就食，李特成为流民领袖之一。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在绵竹聚众起义，两年后死于战事。305年李特之子李雄攻下成都，即皇帝位，史称成汉。 李氏家族在氐人的传统居住区略阳居住了83年，很大程度上羌氐化了。 强大的古蜀王国是由鱼凫酋邦征服蚕丛酋邦和柏濩酋邦后建立的。鱼凫氏也是氐人的一支。“通过对成汉俑和三星堆器物坑人像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极其相似。”成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索德浩大胆提出假设，“二者的相似性是由于有着共同族源。”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对古蜀第一代蜀王外貌特征的描述，给解开成汉俑之谜提供了新线索。古氐人的发祥地甘肃陇南地区仇池山，传说着“立眼人”的故事。 成都是道教诞生地和早期最重要的传播地，成汉政权一开始就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李氏家族建立成汉政权的过程中，道教领袖范长生起到重要作用。李雄称帝后，立范长生为丞相。 成汉政权带来奇特的墓葬文化，也为道教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这样的环境产生了远承三星堆古蜀文明、含有蜀地觋文化和道教底蕴的成汉俑，不足为怪。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塑像体现的眼崇拜文化，尽显古蜀文明的独特性。 五、 街市繁华 唐代成都城内花木扶疏、阁楼高耸，张仪楼、散花楼、锦楼、筹边楼，俱蔚为壮观。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白敏中先后开凿解玉溪、金水河。唐代成都城内水网密布，还有湖泊摩诃池、江渎池。 人口因城市繁荣持续增加，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万户、74万余人，仅次于长安。天宝元年（742年），成都有16万余户，以户数计为全国第三大城市。晚唐元和年间，“扬一益二”的记载开始出现。 公元876年高骈调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878年他新筑周长25里的罗城，并最终形成成都郫、流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 江南馆街遗址中发现的21条大小排水道均为砖砌，道路、排水道纵横交错，地面地下构成独立而相互关联的系统，呈棋盘格局。下水道系统最早建于唐末，多次维修，沿用至南宋。地面排水系统主要由主道路两侧的排水道构成，与道路同为南宋修建……它们折射出城市的繁盛和管理的智慧。 唐代推行里坊制，居民住坊内，商品交易在市内，坊与市用围墙隔断，不利于商业活动。富有商业精神的成都人从唐代中后期逐步冲破里坊制的桎梏，还兴起夜市。蚕市、草市、锦市、花市、药市等专业化市场也陆续出现。 北宋中后期市场交易扩大到全城。江南馆街街坊遗址中发现的房址都以砖砌房基，室内垫土或铺砖，墙体为木（竹）骨泥墙结构。房屋有单间或套间，分布于道路两侧，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既有住宅也有小商铺，坊与市已融为一体。 宋代成都的夜市和各种市场更兴盛，包括江南馆街在内的大慈寺周边成为名噪一时的商贸集中地。 宋代成都为全国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中心，商业持续繁荣，让成都发明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的交子。交子约出现在公元982年后，1024年4月1日“官交子”正式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诞生。 六、 西蜀名窑 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陆游任嘉州代理刺史，他在《老学庵笔记》里写道：“《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省油灯当时在读书人中炙手可热，官员也将其作为礼品馈赠友人。
唐宋时期，临邛的商业、手工业十分繁盛。当时邛崃是长江水道、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古道的交汇处。浓厚的文化气息，水陆交通便利，铸就了邛窑的辉煌。
七、 花间之音 五代——2010年1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发现一座五代时期的大型砖室墓，一支千年前完整的歌舞乐队重现天日：20余件伎乐俑色彩鲜艳、神态各异，手执陶质乐器，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 后蜀宋王赵廷隐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卒于后蜀广政十三年（950年），享年66岁。赵廷隐位列三公，受封宋王，家族显赫一时。 公元940年，赵廷隐长子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问世，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欧阳炯作序。孟昶好舞文弄墨，能赋诗填词，赵氏以此投孟昶所好。《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内容香软柔媚，风格绮靡曼艳，开启了北宋词坛婉约派的先河。 赵廷隐墓出土的50余件彩绘陶俑件，包括文官俑、武士俑、伎乐俑、神怪俑等，俑高0.5至1.4米，俑表面施彩，部分描金。最让考古界惊叹的是一整支歌舞乐队：20余件伎乐俑高约0.6米，皆为立姿，按装束及姿态分为乐俑、歌俑及舞俑三种，服装鲜艳，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乐俑所执乐器有琵琶、筚篥、羌鼓、齐鼓、笙、排箫等；歌俑神态尊贵，头饰金簪，位于众乐俑中部；舞俑中2件为女装柔舞俑，姿态柔和优美，1件为男装健舞俑。这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部分俑所着服饰有典型的异域风格，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五代女性服饰、五代音乐史的宝贵材料。 当年，赵廷隐这样的王侯将相家中，养了庞大的歌舞乐队。这组大歌舞俑出现在他墓中，是其生前生活的写照，也印证了《花间集》的流行。著名学者饶宗颐指出：“观孟昶昵于舞倡，赵廷隐家养有伶人，时教坊部头且以徘优为乱，《花间集》之编成，正为教坊歌舞演唱之用。” 婀娜多姿，宛转悠扬，歌伎使词这一全新艺术形式迅速风靡。从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到赵廷隐墓伎乐俑，为我们勾勒出音乐之都成都的繁华景象。唐五代时期，成都成为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北进中原与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枢纽。中原战乱频繁、经济衰微、文化没落，乐工散落民间，此时的成都，不仅保存了唐代音乐文化（尤其是宫廷歌舞音乐）的精髓，更为宋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八、 金银窖藏 1993年11月，彭州市西大街出土了350件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震惊天下。这批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规模金银器窖藏，代表宋代金银器最高水平，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 在彭州出土的这批宋代金银器，形制精美，纹饰精湛细腻，有金器27件，银器316件，其中115件成为国家一级文物。800年前中国人的精致艺术与优雅生活，重现于世。 ▲银勺 从铭文看，它们绝大多数属于一个姓董的家族，少量属于一个姓齐的家族，显然是两个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力的官宦或大户人家。这批器皿多是日常生活用品，碗、盏、杯、碟、盘、瓶、盒、壶、钗、炉等。那把银凤头形盖执壶工艺考究，制作精美，构思奇特，宋代成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跃然于上。 这批稀世珍宝中，金银器上的铭记落款成为研究宋代工商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可辨别的铭记有250多件，铭文为“罗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商家、地点的名款，只出现在某种或某套器具上，表明当时分工很细，一个作坊只打造一种或少数几种金银物品。很多金银器上标明了成色、重量，如“王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可见当时人们对质量和技术充满自信，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数量既多又很成熟。 ▲莲花形银执壶及菱口温碗 宋代成都是全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工商业与农业发达，人口繁盛，人文荟萃。但是，从公元1227年至1279年，宋元之战战火燃烧半个世纪。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八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统军50万攻蜀，十月攻入成都，大肆烧杀抢掠，成都城成为废墟，蜀人匆忙逃亡。元军“屠成都，焚眉山，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丧七八矣。”（虞集《道园学古录》）。 彭州的董家和齐家秘密将金银器埋藏好，逃难而去。精美窖藏数百年后重绽光华，给今人打开通往南宋的一条诗意秘径。 （内容经授权整理自成都博物馆公众微信号） |
|
|
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志、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