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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有五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均作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这十年之中。它们不止一次地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黑塞研究者的注意，并被他们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在文章中作者的思路经常别出心裁，“变化无常”，不无矛盾，而从他行文中撷取的某些思想可使人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了正确评价黑塞文章的激情和历史意义，必须回忆一下黑塞的前辈是怎样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并且还要弄清，同前辈比起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释为德国社会意识引进了什么新东西。 一九一五年为《少年》（他于一九零五年第一次读完）而写的第一篇文章中，黑塞就已经形成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的一种论战性思想。有一种观点认为，吸引西方读者的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侦探”情节的趣味。黑塞在反驳这一观点时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作线“情节性”理解的强烈要求将会减弱。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东西——巨大的精神内涵，将更加清晰地向西方呈现出来。 黑塞声称：“像《白痴》、《拉斯柯尔尼科夫》（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书，在将来，当它们外在的东西全部老化后，它们将在总体上被人类所理解，就如同我们现在理解但丁的作品那样：在上百个个别的细节上，但丁的作品未必是明白易懂的，但它们永远是有生命的，并永远能我们震惊不已，因为在他的作品上铭刻着世界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的艺术形象。”（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这一评价始终未变）。 这位德国作家继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紧张性是由下述原因决定的：他的主人公不仅是为个人的生存和痛苦而活着并受折磨的，而且也是为他这一代人的生存和痛苦，甚至是为自己人民的生存和痛苦而活着和受折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会把读者引进一个野蛮、残酷、丑陋的世界，引进真正但丁式的‘地狱’，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里，读者也会遇到人民的代表——心地纯洁、聪明而幼稚的香客马卡拉·多尔戈鲁基，还会遇到维尔西洛夫——他能‘为大家分忧’，并肯定地说，贵族的义务就是帮助人（哪怕只帮助一个人），就像农民的义务是种树一样。” 黑塞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主人公所特有的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当代西方丧失殆尽了。在作家看来，如果世界大战（我们要提醒一下，文章写于一九一五年，写于黑塞住过的瑞士，他曾与罗曼·罗兰一起在那儿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作过斗争）的后果之一是加速俄国的发展，使它欧化并向西方靠拢的话，那么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人民面前，就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任务，即用智慧和心灵去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国作家的人道主义，否则，欧洲就不可能从战争把它引进的那条死胡同中走出来。 尽管在黑塞论《少年》一文中反映出来的那些就欧洲文化的悲剧命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的“教训”所作的沉思是多么富有朝气和激情，但是文中也显露出了当时的抽象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立场所固有的弱点。由战争引起的对欧洲文化的失望情绪导致黑塞把“欧洲”文化世界和“亚洲”文化世界按独特的乌托邦方式对立起来。同时，如果当代欧洲在他思想中是顶着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或者缺乏创造力的实用主义的标志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黑塞则情愿把亚洲人认作人类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发祥地”。由此产生了黑塞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和整个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同欧洲以外的、与“旧”欧洲相对立的“亚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意愿——关于欧洲渐趋“没落”的想法，在那些年头，不仅为奥·施本格勒这类反动分子所常有，而且也为黑塞这类有人道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作家所常有。 黑塞于一九一九年写的论《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章是他对被战争震惊了的欧洲的悲剧命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战后德国和人类精神复兴中的意义进行思考的继续，这些文章收入了《混乱世界一瞥》（1920）一书，从该书出现的时间来看，这个书名是有所指的。 上述两文是于十月革命以后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黑塞在这两篇文章中肯定了关于新的革命的俄国和德国、欧洲及亚洲的历史命运是相互联系的思想。黑塞和里尔克不同，他由此出发力图提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内涵及其“预言性”的意义。 黑塞强调说，由于几代人长时期顽强的文化工作，资产阶段的欧洲建立了稳固的秩序，创立了文化价值的稳定尺度，形成了“善”与“恶”的固定概念。但是，实际上它建立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它们已失去了自己的稳定性，变成了一种流动的东西了。在那种世代被尊崇并被世人毫不犹豫地公认为“善”的东西里，恶被揭露出来了，在被认为“恶”的东西里面，善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对欧洲社会来说，混乱纷扰和自我认识的时代，即取代“井然有序”的时代的“混乱”时代，也就合乎历史规律地降临了。 然而，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消逝，为它已失去其往昔的威风和“庄重”而哀伤，可能是极大的迷误。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世界的传统的有价值的东西，不仅合乎历史规律，而且它最终当会给人类带来补偿，并当促使人类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的“混乱”乃是向前进了一步。从这一步开始，才能有今后的路程，这条路已不是通往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通往一个被改造过的新欧洲。 俄国作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他们从未被资产阶级文化的准则所局限。他们向世界提示了价值的另一个尽度，衡量人的另一种标准。对当代西方来说，他们的特殊意义就在这里。 梅思金公爵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们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一个有着固定善恶观的二十世纪初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说，是非同一般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喜爱的每一个主人公身上都在进行着接连不断的内心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段意识所习以为常的善恶标准的相对性就会暴露出来，因为这些标准常常因地而异。通过大胆地认识自身和认识自“我”的内心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从隐藏在他们自身和周围世界中的恶中净化出来。 这一点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塑造的主人公是与那种推动自然和历史发展的、永恒的、“最初的”、既无形又无序的创造力有关系的。这种创造力同当时欧洲人的狭隘的“欧几里得”式意识相对立，并在某种意义上与古代的混乱沾亲带故。但是，只有在这种创造力中才有革新、运动、发展的保证。 欧洲文化的任务就在于对“混沌”开始新的研究，即研究大自然的创造力。只有研究自然界，研究存在的最深层的永恒内核，欧洲文明才能认识自身，得到新生，具有新的面貌。但是，这也意味着面向亚洲这“人类的始祖”，也就是说，面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即那种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是“混乱的”、无形无序的“奇异”灵魂的代表者，但同时这种灵魂又尚未被资产阶级意识所毒害，还充满着原始的创造力和自我否定力量。黑塞很赞赏这位俄国小说家主人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些主人公向一个现代西方人所显示的并不是另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文化世界，而是他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些主人公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原始的混乱状况（他已向着这种混乱迈出第一步）的象征，是呼唤他们深入自我并作无畏的自我认识的号召。 黑塞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写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实质就是如此。稍后，即在一九二五年，黑塞再次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上，道出他对伟大俄国小说家创作的总意义和总思想的结论性评价。但是，黑塞的这最后一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并不具有他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发表的那些对德国当时经历的历史时刻来说是很有所指的演说所具有的社会反响。 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刚刚遭到失败。在这种条件下，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临一个尖锐问题：德国应不应该后退，即退到熟悉的旧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去，或者说它的任务是前进，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渡过一道允关——旧价值的毁灭和“混乱”。黑塞这位人道主义作家虽然采取抽象喻义的形式，但还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而且是明确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是胸怀整个世界、并力图无畏地进行自我认识的人，而不是一个坚信已建立起来的秩序及其价值的规规矩矩的资产者——这就是黑塞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写的那些文章中所推出的理想。尽管作家当时的世界观极不明确和含混，但这一点一方面是号召西方和东方、德国和革命的俄国在文化上要相互靠拢，另一方面早是承认不安分的“乌七八糟的”俄国人优于西方资产者，并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欧洲所必不可少的道德新义和道德力量的第一个榜样，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动荡不定的“无秩序性”和“混乱性”。 赫尔曼·黑塞发出的欧洲文化要同亚洲的、东方的“原始性”（这种原始性的象征，在二十世纪初对他来说，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佛教、印度教和其他东方民族文化现象）相结合的号召，不仅是空想，它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弱点。当黑塞把未受资本主义世界损害、与大自然原始创造力近似的人类灵魂的“混乱”同资本主义文明的毁灭所产生的混乱等量齐观时，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他就自觉与不自觉地混淆了这两种“混乱”。对他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和尼采笔下的人，以及东方经典思想家的宗教和学说同弗洛伊德论“潜意识”深度的学说都是融为一体的。黑塞直至很晚才察觉这种类经的错误。在长篇小说《荒原狼》中，黑塞在分析了自己的两重人格的主人公海里·海勒在其病态和“混乱”的心灵处于黑暗时所经历的悲剧性迷误之后，赋予自己的旧思想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深刻的涵义。只有非常深刻地认识了自身，同时也感觉到自身有着作恶和犯罪的潜在能力，并对此感到害怕之后，黑塞的主人公才走向自我净化，才有了抑制自己灵魂中黑暗势力的能力，并因而达到了他所探求的最高的仁这的人道主义高度。这不仅仅是对他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写就的文章思想所作的简单的艺术图解，而是他发展前进的一步，而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和其他作品中，他还没有完全从无道德主义中解脱出来，因为他在这些文章和作品中往往顽固而徒劳地力图让人道主义和尼采学说彼此调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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