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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传承的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特征。历朝历代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主要指人的诗书的文才。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科举及第，步入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关，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便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久而久之，书斋便从居宅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清静的环境，具备相关的用品，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的司马迁身受奇耻大辱，满怀孤愤，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这独特的“书斋”，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至此，又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是书斋发展成熟的时期。成都的杜甫“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两宋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大兴文化事业。文人墨客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忙于读书做学问。加之“程朱”理学的创立及影响。因此，这是书斋平稳发展的时期。
书斋发展到明代，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小说的诞生、话本的兴盛、书法与绘画的发展，与之相伴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不断完善，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的书斋印更加盛行。 元代，王冕首使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使印章的内涵从重实用性到艺术性的深刻变革。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结合在一起，开启了印章的载体和广阔前景。正可谓：印小天地宽，方寸知千秋，大大丰富了书斋的内涵，成为书斋发展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小说的诞生、话本的兴盛、书法与绘画的发展，与之相伴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不断完善，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的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文人学士虽受“文字狱”的恐怖影响，转向研究考据的文人多了，但文学、书画艺术还是得到发展。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文人书斋的发展得到充实与提高。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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