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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境遇 ——花木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变迁 陈亚淑 作者简介 陈亚淑，2009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年被保送至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王林教授。现为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高一历史教师。 导语：花木兰是我国最为著名、影响最广泛的女性英雄形象。自《木兰诗》开始，中国文人对木兰的传说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改编和演绎，形成了女英雄故事的叙述模式。我国众所周知女中豪杰，比如樊梨花 、穆桂英 、孟丽君 ，在她们的身上都可以发现花木兰的影子。现代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新时代的女战士们高唱着“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的歌曲走上战场，还是以花木兰作对比。但是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她的态度褒贬不一，因为不同的理解总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与语境有关。通过对花木兰形象的变迁进行历史解读，可以借此重新审视女性在现实文化中的处境。  花木兰的故事原型来源于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木兰诗》。为了不让年迈的父亲再承受军旅之苦，木兰宁愿顶着冒名顶替的危险，冒着战死沙场的考验，毅然做出了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决定，在对父母尽孝的同时，也是完成了对国家的尽忠。其体现出的忠孝观念与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相违背，即承秉忠孝观念，又符合礼教纲常，木兰成了封建社会尽忠尽孝的典范，所以被封为“孝烈将军”，各地也多有祠庙供奉。 《畿辅通志》卷四十九载“孝烈将军庙在完县东，即木兰女也，……有《木兰词》载艺文，唐封为孝烈将军”。各地方志中对木兰也多加赞赏：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卷十九载有多位文人对木兰的赞叹，“将军女儿身，戎装雄且武。不是爱从军，代父心良苦。”（杨文淳《题木兰祠》）“十年血战生全父，一片贞心死谢君。”（陈文组《题木兰祠》）。清同治十年《黄陂县志》卷七《木兰志》：“以女子代父从征，立功异域，上赏不受，复归故里。烈性奇勋，流传千古，谓之忠可也，谓之孝可也。” 但在《木兰诗》中，木兰的英武气概是在女扮男装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寄托了男权社会人们的理想追求和道德审美，并非颠覆了父权中心文化，更非开辟了所谓男女平等的新纪元，而是一个被封建礼教道德所规范的女性英雄形象。 明末清初木兰从军故事最重要的一次改编是明万历年间徐谓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整部杂剧分为两出，第一出为征前准备，第二出为旗开得胜和回朝成亲。剧极短，其中重点描画的主要为木兰的换装过程和重回女儿身的过程。 ▲《雌木兰替父从军》 《雌木兰》在从军情节上和《木兰诗》基本一致，只是增添了未婚夫的角色因为木兰的孝行感动了青年王郎，定要娶她为妻，但蕴含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内容。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参加社会交往的活动机会相对增多，客观上使女子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剧中其中还有“木兰放脚”的场景。为了从军，她必须放脚，但又觉得惋惜，后来想到家中有个“漱金莲的方子”，才大胆地放了脚。表明了一种进步的女性观念，即女子具有同男子一样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社会的压制而不能得到发挥，身为女子，便只能枯守闺房；扮成男装，可成就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明清女性走出家门，像男子那样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就仍是梦想，花木兰只能是女性心中用于观照自身命运的镜子，却不可能成为现实。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宣扬新观念的报刊《女报》、鼓动女权的《女子世界》、介绍新小说观念的《新女界杂志》等纷纷创办。伴随着妇女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晚清人心目中的英雄女性形象也开始更新。柳亚子在《女子世界杂志》为花木兰立传，名为《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用现代语汇，强调了木兰的女军人身份。 如果说之前所塑造的木兰形象是伦理纲常所赋予的不得不为的忠臣孝女，那么晚清的花木兰们则是为了国家民族，努力地化理想为实践。秋瑾女士是此间的佼佼者，郭沫若于1958年9月12日为《秋瑾史迹》一书写序，称她“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在与夫家的斗争中，秋瑾认识到“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已有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倡过“男女平权”，但在秋瑾之前，像她这样明确地把妇女解放事业同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的还极为罕见，而且她本人首先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这种思想。从空羡木兰到投身实践自我完成，展现了晚清女子由柔弱到刚强的人格塑造。 ▲秋瑾 蒋智山为《批荼女士传》的译稿润色，对批荼(斯佗夫人1811-1896) 的推服也在众人之上。他比较木兰、贞德与批荼，将其英雄豪杰之行分为三等。分别命之为“身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代表。比之贞德的“奋臂大呼，身先士卒，累战克捷，尽返法之地，而国以不灭”，木兰自然落于下风。批荼与贞德相比又更胜一筹。“夫批荼之与黑人，不同种也，一白人而一则黑人也；不同国也，一美洲而一则非洲也。而批荼一视同仁，不分珍域，此可谓知有世界主义者也。”蒋智由为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演讲时称：“今开学堂，则将使女子为英雄豪杰之女子”，自然要“取法乎上”，其作《爱国女校开校演说》：“木兰能为之，吾何不能为之？贞德能为之，吾何不能为之？批荼能为之，吾又何不能为之？” 以上这种比较反映了在近代人们心中对花木兰赋予的新的期冀与理解，即爱国救亡的女豪杰。花木兰作为爱国救亡的时代话语，不再是妇女们所做的白日梦幻。木兰从军的意蕴由明清妇女们所认识到的“女人可以同男人一样”而变成“女人应该同男人一样”男女平权平等的进步女性思想。斗争反抗的终极目的不再是“为父为夫”而成了“为自己”，从思想上为摆脱自己对男人的附庸身份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电影《花木兰》剧照（豫剧） 花木兰形象的变迁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值得考究，这个女英雄的故事经《木兰诗》定型后，虽然经历过几次重写，固然鼓舞了女性实现理想的勇气，但是没有一次脱离了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一个女英雄形象塑造的变化，同时也映射着文化传统的不断发展和改变。探究这个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重塑的女性英雄，不但可以反思传统，而且有助于在强调两性平等前提下，建构与弘扬女性主体价值，建立一种平等、公正、合乎人性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 编辑：高梦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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