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2017年征订已经开始，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初，唐太宗朝发生了一连串的事变：四月一日，因齐王李佑反叛事牵扯出太子承乾谋反事；唐太宗废黜承乾，面许嫡次子魏王李泰为太子；仅隔一天，四月六日唐太宗又下令拘捕李泰，同时与重臣们商议选立太子；四月七日，下诏立素来不喜的嫡三子李治为皇太子。 因贞观时“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没有人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隐情，都认为是“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司马光还赞扬说：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但短短三五日内，太子废－立－又废－又立，一件关系皇朝继承兴替的国本大事竟颠来倒去转得疾似风车，让人目瞪口呆。期间李世民还悲痛得扑倒在床，拔刀要砍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一代英主痛不欲生又神昏志夺？事件的主角之一褚遂良后来因反对李治立武媚（则天）为皇后被贬逐，上表乞怜说；“往者濮王（李泰）、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立储大事为何不是李世民而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所定，表面波澜不惊的过程下面，又隐藏着何等诡秘，凶险得要不顾死亡？ 李承乾是嫡长子，少小聪敏，很受宠爱，李世民即位就立为太子。但承乾年纪稍长，行为悖逆又患了足疾，李世民便有换嫡次子李泰为太子的想法。承乾怀恨在心，召揽了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及壮士百馀人，刺杀李泰未果，便和叔父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勾结，割臂盟誓喝血酒，由掌管宿卫的李安俨侦伺唐太宗动静，阴谋引兵入宫篡位。 李泰是李世民的嫡次子，封魏王，又加封左武侯大将军等。李世民将他留在身边不去封地，就有必要时代承乾为储的意图，讲：“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李泰爱好文学，唐太宗特令在魏王府开设文学馆。当年嫡次子李世民与嫡长子太子建成争夺大位，便是开设文学馆招揽人才，作为顾问决策机构，如今嫡长子承乾患足疾又失德，让嫡次子李泰开馆引士，用意不言而喻。 李治是李世民的嫡三子，贞观五年封晋王，懦弱，智商略低于正常水平。 我们先来厘清史料所记载的废立事件过程： （1）贞观十七年三月，李世民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叛乱，很快就被平定。追究李祐叛乱事，牵连到太子承乾的门客纥干承基，论罪当斩。 （2）四月一日，纥干承基为赎罪告发承乾谋反。 （3）诏令一干重臣和三省、大理寺会审，认定太子承乾谋逆属实，应在四月二日。 （4）承乾被捕后，李泰天天侍奉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建议立李泰为储；国舅长孙无忌则坚持立李治为储。 唐太宗李世民像 （5）李世民和侍臣（兼知起居注事的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昨青雀（李泰小名）投我怀云：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褚遂良讲：“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李世民流涕曰：“我不能尔。”因起身回宫。 （6）李治忧形于色。李世民很奇怪，再三问原由。李治说是因李泰说他与元昌交好，李元昌谋反失败，他会有麻烦。李世民开始后悔要立李泰。 （7）李世民当面责备承乾，承乾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8）四月六日，下诏废黜承乾为庶人。 （9）四月六日，李泰带随从百余骑到永安门，李世民下令拘捕李泰和所有随从。 （10）四月六日，李世民到两仪殿，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说：“我三子一弟（所说三子是李承乾、李泰和李佑，一弟是汉王李元昌），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褚遂良夺过刀交给李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11）四月六日，李世民到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12）四月七日，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 （13）四月十三日，下诏贬逐李泰为东莱郡王。魏王府亲信僚属都流配岭外。 分析史书所记过程，可说是悖谬重重，又疑点重重。 首先，倍感可疑的，是纥干承基的行为及其因果关系；匪夷所思的，是李泰莫名带领大批随从闯到李世民理政的太极宫前，去证实自己“险恶”。 李世民自少善于用谍精于用谍，是他多次战胜强敌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玄武门之变。武德九年夏（626年）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密谋除掉李世民，潜伏在建成身边的太子率更丞王晊立即密告李世民。李世民在力量处于极其劣势的情况下，又靠数年前就将太子建成的部下、玄武门守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发展为“潜伏者”，在玄武门一击成功，除掉建成和元吉，夺得大位。 历朝帝王最要留心之事，莫过于储君。李世民如此善于用谍精于用谍，而且如此深谋远虑，自然不会对此掉以轻心，于承乾和诸皇子周边的人事，无不精心安排。对承乾游玩废学、拒不纳谏、好突厥习俗、屡有叛逆举止等等，都即时获知，并萌生了易储之意。在封地的各个皇子的言行，也随时有明、暗渠道向唐太宗报告。齐王李祐就是因为官属不断打“小报告”、不断受责而反叛。 在李承乾和李泰身边的潜伏者或伪装者是什么人呢？ 如仅从字面读史，纥干承基就是太子承乾豢养的一名刺客或门客。但从纥干承基的行为、以及与其行为相符合并隐藏在这种行为中的实质，再结合其行为的前因与后果，就会给我们展示一幕迥异的景像。 从《唐故番禺府折冲都尉上柱国平棘县开国公纥干公墓志》，纥干承基出身关陇没落士族，在隋朝末年投入唐军，武德末年在北疆抗击突厥，后来被太子承乾罗致门下。 纥干承基在史书中亮相，是太子詹事于志宁进谏惹怒承乾，派他去杀于志宁，据《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事在贞观十五年五月末；而纥干承基投到太子门下，是贞观十三年承乾私幸太常乐童称心、李世民捕杀称心之后。 承乾派纥干承基刺杀李泰不成，派他去刺杀于志宁又“不忍杀而止”；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东宫官属的张玄素进谏也惹怒了太子承乾，就派户奴在张玄素早朝时加害，用大马棰差点把张玄素打死。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一个家奴能一击中的，而一个自诩“朝至暮捷、所向无全、饮至策勋”的大刺客数次出马却无一成功，就决非偶然而是必然了。就像大家熟知的一些谍战剧一样，因为派去的刺客本身是个潜伏的间谍。 《墓志》上说纥干承基“绮岁知机，龆年敏对，艺殚七德，智穷十部”，虽属虚夸之词，但也可知纥干承基颇有心机而不唯是一介武夫，所以才能担得重任，也才能很快取得太子承乾的信任，即便事无所成也依旧寄以腹心，李祐在齐州反叛，承乾还对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 因和果的结合才构成不可分割的现象。知道了纥干承基的所作所为及前因，再来查察结果。纥干承基出首承乾谋反后，便被封为平棘县公、上柱国、祐川府折冲都尉。这都是什么官衔呢？ 折冲都尉是官职，是府的军事长官（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上柱国是官员的加衔，为正二品，与特进、辅国大将军同级，也就是可以享受副国级待遇；开国县公则是对有大功勋官员的封建，有一个县做封邑的公爵，级别为从二品。 唐朝官制，门下侍中、中书令、尚书左丞和六部尚书都是正三品（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首长相当于丞相）。一个按律当斩的逆党刺客，竟因告反而位在许多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之上！而且还食邑一千户、赐物五千段、奴婢三十、甲第一所、良马五十匹！这哪里是赎罪，不折不扣是对深入虎穴建立平叛大功英雄的特殊奖赏。只是皇父派间谍侦伺皇太子大不光彩，要做名垂青史的明君，不得不在出首人的身份及出首的方式上做文章，来掩人耳目。纥干承基及其家人对此也十分忌惮，《墓志》所写的授与前述官爵的原由，便讳去了出首承乾谋反的事，而矫作“勤诚克著，绩效可嘉”的虚词，由此可见其中隐情。 总其行与实、因与果，纥干承基是一个潜伏在太子承乾身边的“伪装者”。 那么李泰出昏招撞去永安门，是不是中了“伪装者”献的“连环计”呢？ 按制，没有诏命，李泰是不能带领人马到宫城、直抵太极宫（相当于明故宫的太和殿）西南门的。那么是谁矫传旨意，做实了李泰阴险谋嗣甚至夺嗣、以致李世民采取断然措施呢？ 虽然史无明载，但有一个人值得注意。 李泰争嗣失败后，一干僚属都被贬逐，包括跟随他修《扩地志》的谢偃、蒋亚卿等人，唯独为李泰出主意修《扩地志》、也即“谋嗣”主谋的魏王府司马苏勖，反被提升为吏部侍郎，而且与出生入死为李治夺得太子位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同一天被委任为新太子的辅佐（分别为太子太师、太子宾客、右庶子）。 苏勖是跟随李世民谋天下的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娶了李世民的妹妹南昌公主，曾担任李世民的典签，正是负责传递表章和传达敕命的官员！有此背景又有献策修《扩地志》的“投名状”，能够让李泰信从不疑。苏勖从应贬死的谋嗣败党，摇身一变成了夺嗣胜利集团的一员，显然不光站对了队，而且立了“功”。 寻茫茫之坠绪，贞观太子的废立又废立，竟是一出比“谍中谍”还要谍中谍的大剧。 李承乾游玩废学、好突厥习俗等小过，李世民都即时获知，可对李承乾谋杀师傅和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刺杀李泰；诈为魏王府典签上封事诬陷李泰；潜招秦英、韦灵等邪门左道；招揽上百刺客死士；勾结李元昌、侯君集等谋逆；准备登极后实行暴政等大恶，却浑然不知！ 当承乾对李世民捕杀称心和宠爱李泰怀恨在心，召揽刺客死士百余人，刺杀李泰和准备夺取大位时，李世民却突然改变易储想法而重申承乾的储君地位，贞观十六年八月，派“忠直冠群臣”的魏征为太子太师，下手诏说“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 当承乾又和李元昌、侯君集等勾结，割臂盟誓喝血酒，阴谋引兵入宫篡弑时，李世民又谕示群臣说：“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如果知悉承乾上述重大罪恶，李世民怎么会在贞观十六年末到十七年初，一再重申承乾的储君地位？ 为什么小过知、大恶不闻？ 李承乾、李泰身边的伪装者们由谁操控？ 再伟大的帝王，也有许多“脏”活要干，越伟大就越需要“白手套”。贞观一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都是谋国干臣、直臣、谏臣，而且是外姓之臣，干不得这类脏活，只有计谋深沉又属至戚的长孙国舅才当得这副白手套（也是玄武门之变的首谋）。李世民登基以来，在皇族事务方面越来越依靠长孙无忌，事事与之商议，监督众多的皇子皇弟，明里派有东宫和王府一众僚属；暗里，就需要长孙无忌去安排和操控纥干承基等一干伪装者了。 长孙无忌像 长孙无忌怎么能操纵太子废立呢？关键就在于贞观后期，李世民身体和精神都急剧衰退，而他倚重的杜如晦、魏征等先后逝世，房玄龄遭猜忌，便把辅佐继承人、保护李氏国祚长久的希望寄托在长孙无忌身上。贞观中期李世民讲“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到贞观后期则讲“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 由褚遂良给李治的乞怜表，可见立李治为储，并非李世民之意，而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所定的“大计”。剥去史记立李治为储经过的矫饰之词，实际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携着李治，以及善观风向站到他们一边的李勣，去胁迫李世民立李治为储。当李世民含混不清地说了句李治后，长孙无忌立即将之做实为立李治为太子的诏令，甚至说有不同意者就杀，俨然已是“二皇帝”。从李世民对李治说“你舅舅答应你做太子了，应当拜谢”，证明立李治的实为长孙无忌而非李世民（也可知官史即褚遂良所记“我欲立晋王”必非李世民的原话）。 长孙无忌挟皇储国祚以扼皇帝，又挟皇帝以扼百官，遂得以一手操纵太子的废立大局。 虽然管起居注的褚遂良和监管国史的长孙冲（长孙无忌的长子，娶李世民嫡长女长乐公主，任秘书监，即皇上的“大秘”）能够让种种隐情不留记载，但从废立事件的前前后后，仍可发见一些端倪，再将每件单看都似孤立或偶然的组成事项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算计精密的局。 （一）长孙无忌必定早就发觉承乾不可救药，但其时告发，傀儡尚未雕就，会让不遂心的李泰得到储君位，于是隐瞒承乾诸般大恶只报小过，使李世民错误地认为承乾尚属“可教育好的子女”。 （二）太宗朝为了太子和诸王定分，将太子以外的皇子遣往封地，“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贞观十六年八月，褚遂良还奏说“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三子李恪、五子李祐等都是十四、五岁赴封地。贞观十七年李治已十六岁，应当遣往封地。十七年二月，也就是废立事件前一个多月，褚遂良又上疏说“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前后态度大相径庭，究其实，前者是反对换李泰为储君；后者，是为了将李治留在京师。 （三）攻讧李泰骄奢傲物、结党营私、觊觎大位等，以便承乾案发时一石二鸟。 （四）在李治封地（太原）造出了“治万吉”的石文。 （五）精心选择发动的时机——在李祐反叛时由纥干承基出首太子承乾谋反。 （六）承乾被废、朝论倾向立李泰或李恪，而李世民已答应立李泰为太子，但长孙无忌坚持立李治，搬出“治万吉”的石文作为立李治能让大唐长治久安的说辞（《新唐书·太宗诸子传》），否定了李世民的旨意，使一个本不被考虑的暗懦少年成了太子位的有力竞争者。 （七）李泰和李世民讲要杀子传位李治的昏话。而史载李泰“聪敏绝伦”，因此这很像是有人（苏勖？）以可能立李治来唬他、教他如此说；而褚遂良便等在那里以此来论证李泰险恶，挖好了坑等他往里跳。 （八）由李治向李世民诉指李泰“险恶”。李治的忧形于色，怎么看怎么是有人调教、存心到李世民面前装相（后来冤杀兄长李恪、叔父李元景，贬死元舅长孙无忌等一系列事件中，李治也频频装相），说是因李泰恐吓，也是一面之词，从未质询李泰。 （九）对于父子兄弟相残争夺大位，李世民本就创巨痛深，现在又骤遭庶子反叛、嫡长子谋反、兄弟谋反，陷入极度痛苦。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要的就是他神昏志夺的机会，一唱一和，将承乾悖逆谋反归咎于李泰谋嗣，再描绘李泰凶险，若继位，李承乾、李治等皇子都性命不保、腥风血雨甚至江山不保的可怖前景，令李世民改变了立李泰为储的想法。 （十）被废黜的承乾得以面见李世民，将谋逆说成是因为李泰谋嗣，与之前长孙无忌、褚遂良的铺垫配合得天衣无缝，应非偶然。 （十一）使李泰中计，带着大队人众往永安门的枪口上撞，做实了“所加之罪”，以致李世民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制裁。 （十二）承乾倒了，李泰倒了，李世民认为文武全才的三子李恪远在吴地又是庶出，留在京师的嫡三子李治就成了太子的首选。但知子莫若父，李世民知道李治实在不是当皇帝的料，但长孙无忌一口咬定李治仁孝，是守成良主，而且是“天下属心久矣”。李世民无奈，对李治说“你舅舅答应你做太子了，拜谢你舅舅吧”。 （十三）不过李世民还是担心众人不同意。长孙无忌先扬言有不同意的就杀，然后又打包票说“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长孙无忌、还有褚遂良通过这一连串环环相扣、可能犯有大罪（不顾死亡）的计谋和行动，实现了把李治立为太子的“大计”。 李泰在整个事件中，除了带人马撞去永安门外，没有违法行为；而李承乾的近十条不赦之罪中，除了刺杀和诬陷李泰外，都与李泰无关。承乾悖逆失德在前，李泰谋嗣在后，而且谋嗣首谋也是唐太宗而非李泰。因此宫斗胜利集团将李泰与谋逆的李承乾和李祐并列，给予其僚属比承乾僚属还严厉的处罚是悖谬不公的。 长孙无忌极力不让李世民再见到李泰，不仅从拘捕到贬逐没有面讯，甚至李世民晚年思子心切，到死都不曾召回一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吓唬李世民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李泰和其他皇子，才能保证李治顺利接班和大唐长治久安。李世民被唬住了，贬逐李泰时无可奈何地说，“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 这不单是怕李世民改变主意召回李泰，更怕父子见面澄清事实，使其“谋嗣加夺嗣”的阴谋败露。 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他为什么费尽心机打杀一个而捧杀一个？答案就是一个“权”字。 贞观后期长孙无忌权势日隆，成了与李世民“君不君、臣不臣”的二皇帝，权力欲膨胀。李世民健康恶化，长孙无忌开始为李世民之后布局。三个亲外甥，李承乾悖逆不道，还有一班死党，完全无法操控；李泰有才智有声望，有为数不少的拥护者，不管买不买阿舅的帐，他都难以随心操纵独揽大权；唯有李治，暗懦又弱智，没有党羽和追随者，认为能操纵于股掌之上而把持朝政，于是费尽心机把李治扶上了储君的宝座。 六年后李世民服丹暴亡，李治当了皇帝。但朝廷内外都知道李治低能弱智，不满长孙无忌挟李治把持朝政的大有人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连番制造冤假错案，进行政治清洗和屠戮：诬陷害死侍中刘洎，诬告中书侍郎崔仁师，在魏征死后进谗诋毁，借房（玄龄）家争产内讧大开杀戒，剪除了房玄龄、杜如晦、柴绍三大功臣家族，杀了宗族之长荆王李元景，杀了名将薛万彻，还授意诬攀杀了得天下人望的吴王李恪，贬死一代名将江夏王李道宗（李世民讲当今名将，唯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大将军执思失力、侍中宇文节等异己。 唐高宗李治像 长孙无忌如愿成为实际执政者，但他没有意识到，无论怎样把持朝政，他也是皇权的附庸，而把一个暗懦又心灵扭曲的李治摆上神主台，一旦失控的可怕；他也没有察觉，李治的好色为一个可怕的操控者潜入提供了通道。李治平生所做最自主的事，就是与父皇的侍妾武媚私通；所做最坚定的事，就是子纳父妾使父皇蒙受聚麀之耻。武媚被李治从感业寺接回宫中不久，就控制了李治，并网罗了一批奸佞，实质是发动了一次政变，残忍杀害了原皇后和淑妃，贬逐了反对她的褚遂良等人。由于神主牌的易手、和能控制军队的李勣临阵转向，长孙无忌对朝政的掌控顿时土崩瓦解。武媚掌控朝政后，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让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一举将之剪除；又遍杀李唐皇族宗室，到689年废唐，改国号为周做了女皇帝。 其实不管皇帝姓李还是姓武，都属一家之私，只要不倒行逆施到让人没有活道，老百姓都是要平安度日的。统治者不必多英明伟大，只要能安生坐在供桌上享用人民的供奉、不过度搜刮民财胡作非为，自然就是盛世了。但中华文明的勃勃发展——贞观肇始的文化兼收并蓄、边疆统一、民族融合、政治开明……却由此陷入停滞和衰退。 武周之祸，史家或批评李治暗懦，或批评武媚残忍狠毒，或批评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致有阴报”。但追根溯源，偏信偏听使长孙无忌弄权；明知李治暗懦不能守社稷却立为储君；闻色而喜纳武媚，察其残忍好杀不警醒反以为壮，都是李世民之过。辞世不几年便江山易姓，宗祀几乎不保，不能不是开创贞观盛世一代明君的一大缺憾。 |
|
|
来自： 昵称27494174 > 《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