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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梅氏》前言

 敬亭山人138 2016-12-06

 宣城的名门望族——梅氏家族是由宋至清皖南地区最为显赫、独特的世家大族之一,其学术成就在世界范围都有深远影响。《宣城梅氏》一书的编纂,目的在于以原始翔实的家族史料展现宣城梅氏家族的博大精深。因史料的排列可能缺乏明显的线索,所以前言部分就宣城梅氏家族的性质、成因、根底、内涵、特色五个方面做一点概括的介绍。

 

性质

    宣城梅氏,是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统一体,是在宣城这一特定文化地域内产生的姓氏家族文化。

    中国地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华夏辽阔的疆域之内,就曾相继出现了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各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宣城,自西汉时起就一直是江东大郡;晋永嘉年间,关中河洛地带的衣冠名士为避战乱,南渡长江,侨居于此,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历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文脉源远流长,是江南乃至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宣城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自汉代至晚清的数千年中,历代知名的文化人几乎都在宣城留下足迹,并有大量作品传世。如郭璞、范晔、江淹、谢朓、孟浩然、王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沈括、陆游、杨万里、文天祥、汤显祖、石涛等等。作为江南“文风昌盛诗人地”、“历代名人人文荟萃地”,宣城浓厚的文化氛围更离不开本地人才的营造构建。如刘长卿、梅尧臣、吴潜、贡师泰、沈懋学、梅鼎祚、施闰章、梅文鼎等。

    地域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有赖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演化。但由于自然地理有其特强的稳定性,其演化变迁相对缓慢,所以,地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的发展推进,主要附丽于人文地理的更变。一般来说,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当地社会精英的倡导、强大家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国人的姓氏历史悠久,每一姓氏都有自己专门的家族生命史。在古人看来,姓氏是表明自己血统所出的血缘标志,每一个姓氏都拥有自己的血缘先祖,醒目地表示了一个人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宣城世家梅氏、贡氏、吴氏、施氏、沈氏、徐氏、刘氏都是诗礼传家的衣冠大族,且世代互为姻族。这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对梅氏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说到宣城的梅氏,据《宛陵梅氏宗谱》与《文峰梅氏宗谱》的记载,宣城梅氏的始祖,是五代时期居住在吴兴(今浙江湖州)的梅远。唐昭宗光化年间,梅远在宣城为官,热爱宣城的风土淳厚,于是定居于此。千余年间,尽管改朝换代,梅氏家族多次遭受战乱兵燹,但只要后继有人,一息香火尚存,文脉就持续延伸。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有诗赞云:“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据现存史料最新统计,宣城梅氏家族共有进士18人(其中武进士2人),举人42人(其中武举7人),荐辟19人,贡士64人,而国学生、庠、廪、增、附生等不下二千人,仅史、志入传者就有27人;流传各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粗略统计有300余种,《四库全书》就收录了17种45部著作。

    地域文化与姓氏家族关系密切。因为区域文化在历史行程中的发展推进,主要附丽于姓氏家族的繁衍迁徙、发展变化。宣城文化是梅氏的活动舞台,梅氏是宣城文化的承衍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宣城梅氏,是在宣城这片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的热土上孕育出来的优秀家族,它那崇文重教、以德为上的兴族之本,族规严明、整肃严厉的治族规范,褒扬贤哲、罢黜不肖的奖惩措施,建祠修谱、亲近血缘的世性理念,树牌立坊、催人奋进的激励气氛,反映了宣城梅氏家族历经千载延续的缘由和轨迹,展示了宣城梅氏后裔枝繁叶茂,源远流长的奥秘。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基因而产生出反映家族群体人文意识的现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宣城梅氏家族文化。它以各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为载体,逐步走上了发展、深入、繁荣的道路。

 

成因

    清朝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曾这样赞誉宣城梅氏:“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匪特仕宦科名甲于遐迩,而文章经济理学名儒,自有宋以来,彬彬郁郁,绵亘辉映。”梅氏家族在仕宦、文章、经济、理学各方面都能出类拔萃,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世家大族,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以梅尧臣为主要代表的梅氏先贤的威望对后代的积极影响。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很不得意,长期在中下层流转,但是他“上书言兵”,关心时政,树立了一个称职的官员形象。而且因为苏轼后来的成名,梅尧臣“尝同欧阳修知贡举,得苏轼”这一智举也成就了他慧眼伯乐的名声。另外,梅尧臣学问深广,著述繁富。《都官梅圣俞先生传》如是记载:“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文集》四十卷,《宛陵诗集》六十卷,《续金针诗格》。”后代博学的风气无疑可以溯源于此。当然,梅尧臣“名重于时”,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上的辉煌成就,即“以诗名家为世所传”。梅尧臣论诗要“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要“能传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主张诗歌形象鲜明突出,诗歌意境深远含蓄。正是他在诗歌方面的用力之深,不仅纠正了西昆体错采镂金、浅薄无味的作法,而且也适当纠正了追踪韩愈者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偏向。宋人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可以说是肯定了他作为一代诗风开创者的贡献。正因为梅尧臣的德行成就,欧阳修在庆祝梅尧臣得子的《洗儿歌》里就曾预言:“宛陵他日见高门,车马煌煌梅氏子。”而梅氏子孙,也对祖先的不朽英名,深感荣耀,自觉地以先祖的品德、风尚、成就为典范,代代相传,世世相承。从“家传”中梅氏后人的态度来看,他们正是怀着一种敬慕仰望的心情,向往先贤的成就,并引为立身存世的榜样。如《梅公盛泉传》中,继梅尧臣五百余年后的梅常隆“自以系出宛陵梅氏之后,无能亢吾宗也,制行不苟一毫。”《梅公筠坡传》也反映了此种仰念:“宣庠多名彦,最著惟梅,……有精思积学不坠宛陵先生遗韵者。”可见梅氏先贤的功德,有如岁月的珠链,串串相连,垂于后世,绵延不绝。《梅东溪传》中就说道:“伊古来后裔蕃衍,人文蔚起,历久而弥昌者,未有不由厥祖忠厚而开也。”《梅公百馥传》也说:“传之作也,表懿行、阐幽光,俾后世感发兴起于无穷也,徒为一人计永久乎?”家传所作固然是记述传主生平事迹、彰显传主德性懿行,但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使后世有所感动、有所启发、有所借鉴,从而反观自身,修行炼性。先贤的优良品德对后代的影响至深至远,正如古人言:“源远者流自长,积厚者发必光。……不于其身,留以待后者。”“族为我兴,我为族兴”的风尚牢固树立。这些先祖给后代所产生的良好影响,为梅氏家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梅氏子孙的繁衍兴旺及其成就。这是梅氏家族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主要载体。从始祖梅远至今共四十一世,其子孙后代不计其数。从梅远始传,至第四世时,梅氏分居宣城的三地,成为“梅氏三望”,即“墨庄、章务和善经”。宋嘉、泰年间,梅尧臣的同祖三世侄孙太七公别为一支,迁居宣城东南七十里的柏枧山口。从柏枧山麓至柏枧飞桥下梅文鼎墓茔地,这段近二十里长的一条山冲里,是太七公后裔繁衍生息之地,这一族即为宣城“文峰梅氏”。明朝隆、万年间,文峰梅氏家族中兴的关键人物梅守德等人通过科举成功步入仕途,使得家族声望又重新崛起。自明朝万历年间起至有清一代,梅氏这两支族员始终比较活跃,见于史籍的重要人物最多,是宣城梅氏家族中最有学术代表性的支系,精于学术,人才济济,群星辈出,许多人都成为当时国内外名重一时的人物,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以梅文鼎的历算成就而使这个家族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由于梅氏家族人丁兴旺,其家族文化凝聚融汇,源远流长。

    再次,优良传统作用。梅氏家族虽然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各望分房别支,庞大的家族成员散居各处,但优良的遗风没有变,这是梅氏家族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在梅氏后人的身上,几乎都有着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天性聪敏,雅善文辞,尤其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他们不仅继承先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为文,技进于道,而且学以致用,即“以诗书之泽,适志乡里”,例如:使有过之人乐意悔改,以法或情平息忿争,因而里党赖以无事;以孝义敦家训教后辈,必以品学兼优为准则,优化里党人文环境;逢祲饥之年,尽力资助困窘的人等。作为梅氏家族的一份子,他们怀有崇高的家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宗族之事尤其尽心竭力,包括敬宗祖、修宗谱、建宗祠、设宗规,梅氏后人承前启后,精神足以鼓舞族人,延续家族文化命脉。可以说,梅氏家族文化事业的昌明,少不了这样优秀的有家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梅氏成员的努力。正是因为他们以家族事务为己任,所以梅氏文化才会一直延续着固有的辉煌。也正因如此,在梅氏家族圈内才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族规门风:修仁树义、宗风懿美、敬宗睦族、积善余庆、执事有格、泽被乡里。这些族规门风保证了梅氏家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根底

    宣城梅氏家族文化是经过长期承袭而逐步完善形成体系的,它来源于精神意识、物质形态、生产生活、传统宗教、民风习俗等诸多方面。它既有上层文化的色彩,又有民间文化的成分;既有宗族文化的灵魂,又有区域文化的痕迹。它表现出明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深厚底蕴在于:

    其一,建祠立庙,祭祖尊先。

    祠堂为本家族祭祀或配享先贤的庙堂,旧时重祖先,“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其目的是祭先报本、敬宗思源、尊祖睦族。宣城梅氏家族既有总祠,同时各望各支也有支祠。总祠是梅尧臣为安父亲梅让、叔父梅询画像所建的会庆堂,“为奉先思孝而立”。梅尧臣逝后,“其家人亦奉其神,而合祀于堂”。后人仰望先贤的高度,而不敢附立,所以,会庆堂是专祀中舍、学士附都官昆弟三人凡五公的,“其他未尝概及”。自宋至清,历代郡侯都有捐俸修建之举,并严立禁碑,以防不肖子孙或他姓旁人无知混占。三望各立支祠,是因为自三望分支以来,“代益远,支益蕃,里居益散,即以会庆为公祠,而春秋二祀势难群集,奉先思孝,莫展其诚”。所以“三望分衍,固宜各立支祠,以妥其祖,而子姓之群昭群穆,亦得以次配食”。各望支祠有墨庄望南北支祠、章务望河东西支祠、宗山涝支祠、宦林支祠、港园西河支祠等,于是“上祀先公,下逮本支,神主聚处一堂,所谓明昭别穆,而子孙亦以为序,咸在不失其伦也。凡春秋享祀未得展孝思于会庆堂者,皆得于此乎伸其敬焉”。

    虽然总祠、支祠分别各处,每座祠宇有所差异,但其形成格局上有共同点,即“筑大门于外,置享堂于中,东西翼以两廊,以处其子孙之聚读而燕食者,后仍建大堂,妥木主三座于其上,堂下隙地可便趋跄,四围固以垣墙,堪蔽风雨而杜鸟鼠,其规模闭侐,信能栖神而竭虔也。”这样符合封建社会祠堂威严、庄重、安全的功能要求。

    宗祠作为祭祀、修谱、祈年、调解纠纷等处理族内事务的场所,有严格的氏族礼制,具有严肃性和制约性,它反映出本氏族的社会地位、兴衰程度、族规民风等。而且,宗祠的管理非常严格,平时不得随便进出,禁止他用,只有举行祭祖、修谱、调解纠纷等族内事务活动时才能开放,反映宗族制度的威严性。

    祭祖是梅氏家族中最普遍、最受重视的风俗,表现子孙对祖先的报本之心、怀祖之情和归宗之愿。从时间上看,重大的祭祖活动有春、秋两祭,一般是族人齐集总祠会庆堂祭远祖。但因为梅氏家族后来发展壮大,散居各处,并不是所有的族人都能赶到总祠参加春、秋两祭,所以在各望各立支祠后,各房分别在支祠祭祀远祖及分房始祖。祭祀活动是后代奉先思孝,展诚伸敬的体现,所以,在梅氏家族规约中,对享祀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心诚:“凡士庶之家,丰俭从乎其力,而必致其洁,必致其诚,故祠庙维谨,展墓维亲。”心不诚者将受到处罚,这一点有严格的规定:“乃不肖子孙,至有庙祭,托故不赴,墓祭遣人代将者,其罪视跛踦以临者更加一等矣。诚之不至,焉用祭为?凡属本支慎之哉。”

    其二,修谱文牒,溯源明脉。

    修谱之目的在于溯源析派,清系明脉,辨彰血统,寻亲归根。雍正皇帝明下谕修撰家谱云:“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历史上各家各姓都重视修谱。在他们看来,“夫族之有谱,所以序昭穆,考世系,以成千秋不朽之言也”。也就是说,家谱具有辨别血统、敦亲睦族的特殊作用,不由人们不重视。传统家谱的编修内容虽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但考证本姓源起、辨析世系沿革,则是共同的重头戏,有所谓论姓别、谈姓源、究姓义、叙地望、讲移民、述世系等原则。

    宣城梅氏也视修谱为家族大事,家谱所修也遵照上述原则。“观我梅氏,系出殷汤,肇封于梅,是为梅伯。由周及秦,已有显者。至汉仙尉为长沙守,上谏不纳,弃官隐于会稽,以后子姓繁衍,天下散处,殆如列星之分野。梅氏子孙咸尊仙尉为鼻祖,不忘本也。五代时之慨子远为宣州掾,复卜居于州学之西。四传而中舍让、学士询。五传而都官尧臣,诗名盖代,暨鼎臣、正臣、禹臣、得臣、辅臣、清臣诸公,皆宋之显官,为宣之著姓。嘉祐四年,欧阳公笔谱,参用老泉法而编辑之,又尊远公为始祖,示初迁也。故吾宛陵族谱自一本,而兄弟自兄弟,而五服渐而至于九族,年代虽远,脉络秩然不爽。厥后分为三望,详其里居,于善经曰五坪,于章务曰弋江,于墨庄曰九曲,自是各建支祠、各修支谱者亦屡矣。至明万历三望复合,本朝康熙仍之,乾隆甲寅又续修之。”顺着这条线索下来,梅氏家族的世系图也就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梅氏家谱记录了本家族之历史沿革、世系渊源、人口繁衍、居地迁徙、地理境观、生卒岁月、科第仕宦、岁贡恩典、义迹贤能、孝子顺孙、义夫善人,以及冠带、行辈、婚姻、节妇、坟墓、遗像、山川、第宅、寺观、庙堂、祠宇、坊表、桥梁、祥瑞等。但家谱的核心部分还是世系和世系传。传中记人名、世数、字号、行辈、生卒年月时辰、配偶姓氏、子女、仕职,有名望者还有荷国恩典、行状墓志、科第仕宦等内容的传记。

    梅氏家谱的纂修,虽然“肇自宋嘉祐,自宋而元而明,俱属分修。迄明万历、国朝康熙,始有合修。然虽合修,而乾隆初又有分立支谱者,直至乾隆末乃复合为宗谱。历代以来,分合无常,惟乘时因势,任人自为之耳。”但梅氏家族对家谱的编修及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重修族谱凡例”共二十二条,对家谱的编修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以梅远为宣城梅氏的鼻祖,以梅尧臣、梅禹臣、梅辅臣为三望始祖;顾虑家乘所传、碑版所志谀而失实,只以梅伯为前世系;编谱原则上是,远者简列,近者详述,而谱中附梅询、梅尧臣的履历,使子孙知所钦慕;系图以五世为尽,父子直承以昭世次,兄弟横列以别世派;行实、世牒有别,遵旧例;依各房系图为序次,按世寻绎亲疏;珍惜仅存的历朝诰敕,宁阙勿混;春、秋祭祖,三望合祀,护遗址,保茔域;关于会庆堂、景梅亭等族产的内容要尽录不遗,以使子孙珍守;嗣子必疏其出,以正血统,混立的芟除,辱没家声的不载;早卒无嗣者,只于父名下书子某,不得复起世次;婚配事关门第,氏必详其所出,女必表其所适;节义妇女,皆详载世牒,以表阃范,夫亡出嫁者不得为梅氏妇;子孙对前辈的态度,有美称之,无则仅书生娶卒葬,不敢阿私,慎用尊称;生者不立传赞;士大夫赠遗之言、历代奏议、荐都官奏章等,载之以光谱牒;等等。

    而且,家谱编修以后,不仅详细记录了修谱时“监修”、“同修”、“首事”的子姓题名,给所修的家谱编了具体的卷宗目录,而且“藏谱例义”对家谱的刷印及保存有专门的说明:“族谱自乾隆板,已照旧略省,每部分订六本,以便收藏展阅。今合七房支修,拈梓搬刷,每部仍旧分订六本,自卷首至卷末通计一千百十页。其刷样纸价,各房公议公出,共刷三十部,不许私自买纸刷印,致开弊窦。除港园前房不领谱外,其余六房因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编号,刊定某号某房某人收执,择日祀祖告成,六房公同分领,以后各房自执,依次轮收,毋许恃强私匿。按七房各有支祠,各房尊长当于每岁春祭或新正暇日,即在该房支祠公同验明,依次循环收执,俱听各房自相约束。倘有托故掯留及私借与人损坏失落者,责在各房尊长追究,盖尊祖敬宗,莫此为甚。凡我子孙,各宜遵守毋忽。”“各房轮收,须置谱匣一具,封锁完固。长房收执,即用次房封锁,次房收执,即用三房封锁,依次验收。族中凡遇查阅,必须验明,公同开展。阅过仍将某房封锁,毋许擅自开览。嗣后贤达修辑,先将各房旧谱逐号查验。如无谱者,严加追究,庶几清白家声,永垂不朽云尔。”

 

内涵

    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绵延兴旺为人生信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论上升华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行为、功能、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价值观念。家族社会总是将血缘亲情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家之内,重视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人伦亲情,推而至于在此基础上的家族伦常。因为同姓家族“一本万殊,万派一源”,所以“视其宗族皆一血脉,无有亲疏,婚嫁丧葬,艰难忧戚,无不相保助焉”。立宗祠、修族谱、设义田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血缘精神。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无不是出于血浓于水的亲情意识。于是乎,血缘亲情、家族伦理便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极其重要的道德概念和价值观念。

    二、以振兴家族为目的人生观。古代人们为家族争光,表现在科举时代,苦读诗书,为的是能中秀才、举人、进士,所谓“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成为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金榜题名背后强大的精神动力便是浓浓的报效家族、光宗耀祖的宗族意识。

    梅氏家族也不乏苦求功名的子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梅思浩。他屡试不隽,因而感叹:“科名身外物,固不足较,但丈夫处世,积学励行数十年,亦欲缘此为国家用,以显扬父母无忝所生,我独何为哉?”可见,梅思浩过度纠缠于科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显亲扬名,光耀家门。他们一旦得中返乡,往往要拜祠堂,或为宗祠立旗杆,或向家族捐献田产,壮大家族实力。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后代将它记录在册,引为殊荣,所以,梅氏家族的修谱“凡例”中才会特别交待要珍惜仅存的历朝诰敕,因为这是家族荣耀的证明。

    但是,正如梅思浩一样,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顺利地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多数仕途无望的读书人往往都很重视对子侄辈的培养,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梅氏家族内,长辈们延师督学,不遗余力地教导子侄辈,是惯常的事情,这也算是家族的义务。因为家族有一种连带责任,封建社会里,个人的前途、地位与家族有联系。每人都希望家族兴盛,藉以庇荫。世家大族的维系和发展,一靠家族男性人口的数量,二靠家族男性人口的素质。为了保持男丁的素质,他们无不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于是,家传性质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家学,随之兴盛起来。子弟接受家学的熏陶,为将来通过科举入仕打下基础。族内有人为官,又可以使家族得到发展。家学与家族兴衰形成一定的联系,家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到重视,有它的社会原因。梅氏家族的文化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与家学的承传也是分不开的。

    三、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尊祖”、“敬宗”、“睦族”是家族史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尊祖,除了敬重在世的前辈,更重要的是讲究对祖宗的祭祀,以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敬宗是宗族团体意识。睦族,是讲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使宗族长存,是尊祖敬宗的必要内容。对于梅氏家族,《规约·睦族第十六》:“吾族虽齿繁望分,其始皆一本也。人之一身必血脉流通,筋骨联络,而后得为完人;或一脉不周,百病丛生矣。譬之巨木,千枝万叶,郁郁葱葱,干云蔽日者,其根固也。若其本先拨,枯瘁因之,故敦族者固本之道也。虽一乡同井,犹且疾病守望,相扶相救,矧在一本而自相乖戾乎?《易》曰:‘近而不相得,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甚或残忍刻薄,谲诈相寻,衅作家庭,难以悉举。吾族子弟须立心坦易,立身正直,毋相嫉姤,毋相凌虐,毋相侵占,自然雍睦成俗,为乡里楷模,斯无忝于先世旧家。若舞智欺愚,倚富吞贫,恃强侮弱,挟众暴寡,贼人者终于自贼,而贻祸子孙,灭亡之道也。可不戒哉!”梅氏家族成员,正是保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才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从而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四、以孝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观念。家族、家庭伦理讲求上慈下孝,但社会对“孝”比“慈”有更多的关注。孝道的全部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对长辈,要求生活上赡养,态度上尊敬。梅氏家训中第一条就是“孝父母”:“凡我子姓,当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须当讲究体行,尽心竭力,爱日承欢。万一所遭不顺,亦要委曲行孝,必如大舜、曾参、闵损。庶几能供子职,无忝所生云。”另一条“敬长上”:“为子弟者,凡遇尊长,言必逊,貌必恭,命必从,行必让,庶尽卑幼之道。”并强调了对不孝不敬者的惩罚:“子孙有违犯父母、祖父母教令,忤逆不孝者,族长询及分长,会同拘诣祠堂,告于祖宗,轻则量情惩究,重则治以官法,亲告乃坐。至卑幼有因事忿争,驱骂尊长者,论服制亲疏、事情轻重,定拟责罚。”第二,自身生活勤勉努力,事业持之以恒而不堕。家训中也有告诫:“凡四民各有其业,吾家祖贻世业,大都唯读与耕两端而已。凡子弟资性可教者,父兄宜延明师教之,先读《孝经》、《小学》,次读经传子史。无论拾取青紫,而义理融通,开心豁目,人前言动亦自不俗,可免马牛襟裾之诮。其质鲁难进者,即督事农桑,勿令游手坐食,成懒惰之习,生燕僻之心。庶几上者获稽古之力,次亦不失为有恒产而有恒心者矣。”第三,应有传宗接代人,并且血统要纯正。《修谱凡例》中明确说明:“子嗣以延胤绪,稍涉微暧为世詈诟。今族中有无子未立后者,直书无嗣。有立本宗亲属为后者,所生所后名下,亦各直书。惟异姓不得过继,亦不得过继异姓以混宗支,即有之并不书。”由此可见,孝道内容广阔,上孝父母,下育儿孙,自身还要加强修养,勤于世业。孝道的这三种内涵,关系到家族的发展,它的成功实现,乃至或多或少地实现,才有可能使家族不断地延续下去。

 

特色

    梅氏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但梅氏家族矢志守业,保本传家,长期的孕育发展,形成了梅氏家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一、博学为文,技进于道。梅氏家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家学和家风,族规中就告诫子孙要勤学、要崇文。《勤学第九》:“昔神禹尚惜寸阴,后人当惜分阴。若日诵百篇,勤于姬旦,韦编三绝,劳于文宣,汉魏而下,以经术起家者代不乏人,未有不好学而名成者也。每见宴会游观,积学名流,评论古今,旁及诗史,娓娓可听,学殖浅鲜者厕身其间,低头塞默,手足靡措,耻曷甚焉?至膏粱子弟,席祖父遗荫,美衣鲜食,便了一身,此如被绣之牺,豢圈之豕,哀哉!汉乐府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盖悔无及也。唐昌黎伯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惰。’盖言勤则益,否则损也,其垂训益深矣。愿族后起者,及年力富强,博求经史以及百家,何患学之不成,名之不立乎?勉旃勉旃,光祖亢宗,是所望也。”《崇文第十》:“谚曰:‘子弟不学文,官职从何有?’此犹为富贵言也。又曰:‘子弟不学文,家声从何起?’此专为儒雅言也。读书之家,门来有道之车,庭多问字之彦,赋诗赠答,则声出金石,秉礼趋座,则动中规矩,见者为之敛容,闻者于焉企慕,其誉望之隆,视富贵者,更有荣施矣。豪富之家,以笔墨为浪费,以会计为良谋,子弟习之,目不识丁,及公庭有事,则鼠首潜匿,亲故有书,则抵塞无门,为邻里所鄙、亲戚所笑,何如守贫积学,见推于士林,钦重于乡党者之为得哉?至科名得隽,望重一榜,又不待言矣。但文士必先器识,其或足高气扬,稍习八股,自称王唐瞿薛,略辨四声,妄拟李杜高岑,终于无成,有辜父训,反令不教子弟者藉为口实,此吾族所痛戒也。”梅氏家族的子孙,正是遵循规约为行事范式,博学为文是根基,但不是个人炫耀的资本,落脚点还在于“以诗书之泽,适志乡里”,要以真材实料光宗耀祖,要以实际行为重视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精善丹青,妙笔生花。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中国画流派——宣城画派,也叫黄山画派,代表人物就是清初宣城梅氏家族的梅清、梅庚、梅蔚、梅翀、梅琢成等,加上流寓宣城的石涛以及宣城蔡蓁春、孙曰绳等书画才俊,他们都是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

    在艺术上,他们一改当时四王山水画只事摹古、食古不化的画风,强调面向现实进行意境创造,重视生活的根据,作品流露着乡土之爱,从而在创作倾向上维护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强调以造化为师,直接从大自然中汲取养料进行创作,在绘画形式、表现手法上也有其独到的贡献。

    梅清工诗文、书画,擅山水、松石、梅花。其画风师法元朝四家及沈周,重视师法造化自然。曾游历大江南北,作品多写家乡山水,以画黄山为最多、最有名。因为创新,梅清的画与当时的风尚大相径庭,被时人视为怪物,王士祯还替他辩护:“世人少见多为怪,绝技岂必昭群聋。”《清史稿》中也有记载,这些反映了梅清的画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梅庚善山水、花卉,脱略风格,不宗一家,旷逸有雅韵。梅庚与梅清是同祖别枝的祖孙关系,但年纪相仿,他绘画风格深受梅清影响。另外,梅季蔚是梅清的幼子,善画山水。梅翀是梅清的族孙,亦善画,画风师承梅清。梅琢成,为梅庚长子,也善于绘画,风格类似梅庚。可见,梅氏家族子孙在绘画方面承传有序,自有其家学渊源,五人都是宣城画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三、天文历算,戛戛独造。17世纪,西方数坛上出现了著名的数学家族——伯努利家族,与此相辉映,东方数坛上也出现了一个数学家族,这就是中国的宣城梅氏家族。梅氏数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文鼎。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他以毕生精力从事我国古代历算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与介绍,创造了不少兼收中西特色的天文仪器。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当时和后世融会贯通中西方天文学具有很大作用。梅文鼎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数学方面,他既学中国古算,又学西方新学。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为己所用。所以,在明清之际,中国科学衰落、许多古算法湮没不彰、西方新学输入不久的情况下,梅文鼎独树一帜,努力发掘中国固有的科学文化,虚心学习西方新学,述旧传新,继往开来,是民间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代表。他强调“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应“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取中西之长,才足以资探讨而启深思”。梅文鼎毕生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宏扬中华学术精华,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实践二者的会通,不仅使残弦欲断的中国历算重获新生,而且整理疏解西方数学,使之在中土生根发芽,集中外数学之大成,大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数学知识,推动了我国数学研究的发展。清代著名数学家焦循赞扬梅文鼎的学术成就时说:“千秋绝诣,自梅而光。”康熙皇帝也三次召见梅文鼎,并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梅文鼎实仅见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我国科学最昌明者,唯天文算法,至清尤盛,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著名数学史家严敦杰先生说:“在17至18 世纪我国数学研究,主要为安徽学派所掌握,而梅氏祖孙为中坚部分。”由此可见梅文鼎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中的突出地位。在梅文鼎的带动、教诲和影响下,梅文鼎之弟梅文鼐、梅文鼒、梅文鼏、子梅以燕,孙梅瑴成、梅玗成,曾孙梅鈖、梅釴、梅鉁、梅钫、梅鏐、梅(钅彧),玄孙梅冲等祖孙五代八人都通晓数学。梅氏家族子孙恪守家族古训,子承父业,数学人才济济,代代相传,相辅相成。祖孙五代致力天文历算研究长达100多年,天文历算著述达100多种,在中外科技史上实属罕见。而且中国古代士人才子都把读诗书求功名放在第一位,如梅氏家族这样不为功名,潜心系统研究西学还是不多见的。他们作为“宣城数学学派”的中坚,对我国天文数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上所述,宣城梅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宣城的文化大环境及整个家族精诚团结的努力下,形成了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构成一个整体,彼此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宣城梅氏家族的不断发展与延续,共同维护宣城梅氏家族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并最终确立了宣城梅氏家族在文学史、美术史及自然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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