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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地铁还是车?从坟墓到重要交通工具

 jimimiluo 2016-12-06

作者:潘晶,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后负笈英国,在爱丁堡大学修读国际与欧洲政治。曾供职国内外历史文化类杂志多年,现旅居耶路撒冷,从事珠宝设计等工作。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名副其实的大众交通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城市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而机器时代对于雇佣工人的需求使得伦敦人口急剧攀升,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仅1800年到1831年间人口就从100万跃升到175万,几乎翻了一番。一到高峰时段,市中心原本狭窄的街道因大量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的出现造成严重的拥堵,交通成了伦敦市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现状,各界对伦敦实施大规模道路改造的呼声不断高涨。然而,虽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伦敦道路改造方案,不过这些方案皆因耗资巨大和对古迹破坏严重而未能施行。

1843年,一位名叫查尔斯·皮尔逊的律师提出了修建一条地下铁路的设想。不过,他的方案一度搁浅。直到1855年,英国议会才批准通过了修建伦敦第一条地下铁路——伦敦大都会地区铁路的议案。而Great Western Railway (GWR)公司将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地下铁路设计特殊轨道。然而资金的短缺令该计划一度停滞。在查尔斯·皮尔逊的积极游说之下,这个计划才又重新付诸实施。1859年,他最终说服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提供资金支持。1860年,伦敦地铁正式动工,负责此项建设的是工程师约翰·福勒。令人遗憾的是,不久后皮尔逊便撒手人寰,未能亲眼目睹伦敦地铁的建成通车。

1863年1月10日,大都会地区铁路正式投入运营,而伦敦也成为一座先有地铁后有汽车的城市。该地铁线路总长5.8公里,为单拱形砖砌结构。不过,虽有大型窗户和汽灯,旅客们仍称之为“下水道”。

在大都会地区铁路通车当天,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拒绝参加通车仪式,原因是他想要“尽可能留在地面上”。在地铁运营之初,市政部门和规划者们均抱持观望态度,伦敦各界不断发出质疑之声,而当时的各大报章也不无“地道会不会塌下来?”“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的浓烟毒死”等讽刺之言。

当时电力尚未普及,所以即使是地下铁路也只能用蒸汽机车。由于机车释放出的废气对人体有害,这也造成伦敦市民对地下空气的忧虑。为了改善地下的通风条件,地下隧道每隔一段距离便要有和地面打通的通风槽。不过即使如此,隧道里的空气依然污浊不堪,曾有一名记者记载道:“乘坐地铁的感觉非常类似拔牙之前牙医给你闻的麻醉气体”。直到1890年伦敦地铁采用电气化之后,关于地铁空气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伦敦大都会地区铁路第一天的乘客数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按照当年7月的统计,在地铁向公众开放的前6个月里,乘客达到477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65万人次。此前公共马车的收费是每个乘客1先令(1先令=20便士),普通民众很难负担,而地铁的票价仅为2便士,低廉的票价令地下铁路成为伦敦历史上第一个多数市民可以负担和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在巴黎地铁修建之初,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较之英国更甚,反对者声称:“地铁下的泥土中藏有好几个世纪以来的污秽,开挖地铁隧道必定会释放大量毒瘴!谁晓得在腐臭的地下胡搅一通, 会有什么后果?”还有人甚至指出“伦敦人喜欢被蒸气、黑暗以及烟雾包围, 与我们巴黎人有什么关系?巴黎人天生喜欢明亮、色彩、光线。我们不喜欢搭乘一种带有阴森坟墓气息的交通工具。”

不过质疑之声并未阻止地铁的兴建。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在即,法国政府不得不加快寻找合适的地铁修建方案以改善地面交通拥堵的现状。最终确定了工程师费尔让斯·彼恩维姆的城市电力铁路网计划。为了尽可能保护城区遗迹,决定将铁路修建在地下,只有在实在无法开凿隧道的地方才搭建高架桥。1898年10月4日,巴黎第一条地铁——万生门-马约门地铁线破土动工。1900年7月19日,第一条地铁线正式向巴黎公众开放,主要通往地点就是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地。

虽然此时地铁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伦敦已经运行了近40年,不过当巴黎地铁刚开通时,还是鲜有巴黎人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少有巴黎人敢乘坐这个在黑暗的地下行驶的火车。

巴黎市民瓦哈尔夫人是在地铁开放的第一天就大胆地乘坐了地铁的少数勇敢者之一。1900年7月19日那天,瓦哈尔夫人率领从美国来的表兄和家里的一些年轻人一起来到市政府大楼的地铁车站。瓦哈尔夫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地铁站里却冷得出奇,站台上只有几个人在昏暗的灯光里若隐若现。车来时,车厢里空无一人,结果这趟车里也只有我们一家七八个人,我们一直坐到万生门车站下车。当大家走出地铁站重新沐浴在阳光里时,每个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家都说,明媚的蓝天确实要比‘车库’好多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地铁站就像一个大车库。”

不过不久之后,地铁的快捷和舒适便赢得了巴黎市民的认可,搭载地铁的乘客与日俱增。仅在1900-1910年之间,巴黎地铁的乘客量就从24800万人次增加了54800万。地铁的低廉、便捷、搭载人数之多令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众交通。

事实上,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同时,伦敦地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量雇佣工的生活状况。19世纪初,因大量人口涌入伦敦,而城市空间又有限,在伦敦东区出现了一种兵营式的住宅。几乎每一间房间要住上3-8口人,全家老少挤在一张草床上,居住状况十分拥挤。这类住房几乎都是背靠背盖起来的,每一层的四间房间中差不多有两间空气和光线不能直接进来。此外,由于缺水,这类住房更是充满了恶臭和污浊。而事实上,很多人连这类住房也住不上,只能将地窖改造成住所。由于地窖阴暗潮湿,带来了各种传染病,当时有人描述这种地窖的状况:老鼠会传染鼠疫;臭虫在床上大量繁殖,使人睡不好觉;虱子会传染斑疹伤寒;苍蝇一会儿飞往厕所,一会儿又叮住婴儿食品。住宅卫生条件极端恶劣。

对于这些人而言,地铁所提供的廉价运输可以让他们找到别处更适合生活的地方。19世纪80年代,原本移入伦敦的人潮开始减退。在新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的应用之后,雇佣工人们逐渐搬离市中心,选择到城市外围地区购置房产,如泰晤士河南岸、市中心北部的康登镇等。

不过也有人对于地铁的快速发展嗤之以鼻,史学家渥克维兹曾发出如此感慨“伦敦原本的想象地貌,开始从地理上的界限分明,转变成毫无界限及充满危险的逾越”。

地下动脉

修建地下交通的想法并非凭空想象。19世纪初,人们已经学会了铺设铁路和修建地道。而在矿井里钢轨上行驶的矿车,其实可以算是地铁的雏形。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修建下水道的技术也已日臻成熟。

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在19世纪后期,电力成为了更有效的能源,电话则使通讯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由于地面空间的限制,人们开始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地下空间,电线管道、煤气管道、废物管道、供水管道、电话线路被逐步铺设到地面之下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然而这些最多只能算是“地下静脉”,对于城市迅捷、畅通地铁交通网的“地下动脉”的设想则源于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

1628年,50岁的英国科学家哈维发表了《心血运动论》。哈维也许未曾预料,自己对人类身体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身体内循环的理解,更会在数百年后深刻影响城市理念的变革。而这种全新的以身体作为循环系统的图像,也进一步催生了18世纪之后在城市中让居民能够自由流动的设想和尝试。

在城市史学家桑内特看来,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身体的话,那么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路就是血液的动脉和静脉,循环系统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这种理念强调畅通、迅速和舒适。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现代新型城市交通运输模式的设计和探索。而这种地上的循环系统也被复制应用到了地下。

继大都会地铁开通之后,约翰·福勒提出伦敦地铁线路应从直线改向环线发展。1867年, 环线地铁投入建设,于1884年竣工。此后,应用成熟的地下挖掘技术,1898年,开通了连接城市南部与金融城的地铁。1900年,修建完成横贯整个伦敦的中央线。伦敦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的雏形终于诞生,伦敦地铁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交通大动脉。

高跟鞋底下的世界

如果说地铁的诞生之初只是一个引发市民好奇心的“怪物”,那么在地铁发展数十年后,人类对地铁的依赖与日俱增,已然愈益离不开这片高跟鞋底下的世界。

随着地铁的发展,伴之而来的是庞大的就业机会。而一大批妇女也开始走出家庭,进入高跟鞋地下的世界,成为了站台清洁工、验票员、维护人员以及地铁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随着一战和二战的爆发,这些人又在战争期间成为地铁庇护所里的战时女工, 发挥着战时的支柱和后盾作用。而地铁本身则成为了战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工厂、医院和市民的避难所。地铁在第一时间将老弱妇孺从城区向较为安全的郊区疏散。人们在地铁里搭设简易床铺作为临时人员的安置之所。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在一个小地铁站内指挥工作。

另据报道,战争期间,莫斯科地铁曾被当作防空洞使用。而在莫斯科地铁中更有一条名为'地铁2号'的绝密政府支线,直接通往克里姆林宫。

而在地铁发展150多年后的今天,地铁更是大大扩展了人们远距离的生活空间,改变了城市生活节奏。使人们得以在多区域中自由穿梭,上演“双城记”,甚至“多城记”。正是在地铁网的帮助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扩展到了原先的五倍甚至十倍。人们的“区位”概念也从地理距离变成了时间距离,地铁成了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

参考资料:

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2、(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译林出版社,2005年。

3、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城市的进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4、(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5、(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0年。

6、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胡难_NN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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