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大概无人不知“愚公移山”的故事：一个高龄九十的老人愚公，苦于住处被群山所阻隔，决意率领子孙将大山移开，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竟然完成了。在后世，这被视为劳动人民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即便是再艰巨的使命，也总能做到。 直到日前重读这个故事，我才意识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一个显见的疑惑是：如果愚公移山的动因是考虑到“山北之塞、出入之迂”，即山区生活的不便，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移山，而不是开辟道路，甚至干脆举家迁移到平原地带去呢？这无论如何总要比“移山”容易，也可行得多，就像现代人也不至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太平洋造成的距离阻隔，就下决心要把它填平。  何况，他又依靠什么来完成移山之举呢？且让我们计算一下他面临的浩大工程量。据《列子·汤问》原文的记载，他要搬动的太行、王屋两山，“方七百里，高万仞”，这显然有古人（尤其道家哲学著作）惯用的夸张不精确语调（周代1仞=7~8尺=162~185厘米，算下来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仅海拔5000仞而已）；现按保守假定，这两座山的总体积是长宽各100公里、高出地面1000米，那意味着山体的总土方有10万亿立方。岩石的密度各不相等，如大理石一般每立方在2.52-2.85吨之间，质地致密的辉绿岩则重达2.9-3.0吨，现按每立方平均2.6吨计，这就意味着要移走26万亿吨岩石。 故事中说愚公“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也就是说，带着子孙中三个能挑担的，将土石方运到渤海，一年才只能往返一次。现按每人挑100斤计算，子子孙孙平均每代104人从事移山事业，那每年也仅能削去2立方山体，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完成移山需要5万亿年！要知道，地球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至今也不过5万亿年。 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可以依靠人口的不断繁衍增殖来加快进度。然而，这看来仍是极其渺茫的。因为在山体不变的情况下，他唯一三种办法尽快完成移山工作：增加人力、加大每天时间投入、提升效率（包括采纳开山和运输的新技术）。人力也不是可以无限增殖的，假定愚公是西周早期的人，当时中国约500万人，到现在也只增加了不到280倍；时间投入的增加则更有限；提升效率的新技术倒是最可取的，但在原文中根本看不出他对此有何兴趣。最难的是，即便假定他的家族能幸免于历代的灾荒战乱，一直顺利繁衍壮大下来，他又如何能让子孙后代不停地为这个项目奔忙？ 对比一下就能明白：古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690年左右（且假定是与愚公相似的技术条件），原高146.5米，底座每边长230多米，比之太行、王屋两山当然小得多了，但塔身也是由230多万块石头砌成（且金字塔还不像山体，是中空的），据说动用10万劳工历时20年时间才得以建成。那就算是这样一个小得多的工程，以愚公一家的人口数，大概也得干上几万年吧？ 这么说来，故事中愚公妻子的质疑（“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邻居智叟的嘲笑（“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从技术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理解。愚公在大半生里都没想过移山，年届九十却突发奇想，却看来既未从工程技术角度考虑过可行性，也未想过，除了移山之外，还有移民等更容易达成他目的的方案，何况移山还毫无必要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实际上，他最终成功并不是因为自己计划有多可行，而是这种精神惊动了天神，“帝感其诚”，遂以神力将山移开——然而，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想到，那意味着某个原本平原地带的人们，忽然发现家门口多出来两座山，是他们承受了原本愚公所困苦的事。 这样解读这个故事，或许会让人觉得是以现代思维去设想前人的时代错置，但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种把愚公移山看作是“为了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而艰苦卓绝地发扬大无畏精神”就不是吗？从故事原文来看，这当然原本就是一个现实中不可能的神话，其本意恐怕也不是为了宣扬这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证据就是：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原本就是推崇“贵虚”、“无为”的道家著作，而“汤问”篇更是汪洋恣肆，极言时空之无穷无尽，愚公移山的故事便和夸父追日、扁鹊换心等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错杂在一起。这样的编排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在原作的语境中，那原本更可能是一个阐述道家人生哲学的奇幻故事。  太行山就此而言，指责愚公没计算过土方量就匆忙上马蛮干，大概会让古人不知所谓；但这之所以值得较真，是因为“愚公移山”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或符号，而人们却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它。这种思维倾向的特性是：一味强调“精神”的唯意志论（无论任何困难，都只盯着结果，至于如何达成，仿佛有“精神”就够了）；强调以精神驱动的密集人力投入，却相对忽视可以提升效率的新技术；对技术细节和理性逻辑的判断不耐烦，轻视数据，很少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合乎逻辑的统计分析之上，而偏向于用一种道德化的观点来判断问题；对解决方案的思路狭隘不开放，很少考虑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与可能。 这种倾向当然不是到近现代中国才出现的，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如黄仁宇、魏根深等）都注意到中国历代官员中，很少有人懂得利用统计数据和技术分析来作为管理手段，又或将关于公共行政事务的观点建立在详细的数目字基础上，唐代的刘晏和明代的丘濬这样富于财政效率分析的官员是极少数例外；相反，中国人历来多倾向于推崇道德、精神和意志的力量。除了“愚公移山”之下，另一个推崇下苦工的故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同样家喻户晓，那当然是一个不必拘泥的传说，重在其寓意，但即便如此，一个现代人可能不免于这样的疑惑：投入那么大的人力，最终产出只是磨成一根针，这在投入产出比上来说究竟值不值得？此时，大概唯一能安慰你的，就在于你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针以外的某种精神和技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种缺乏数目字管理和技术支撑而空谈“精神”的组织管理方式，是一种尚未现代化的社会取向。一个更为现代化的社会，人们注重的是组织在制度、系统层面的环节改善，以及通过数据和技术来优化，并使每个人专注于解决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不会一味笼统地只是强调克服艰难险阻的某种“精神”——那其实是与那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工具理性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觉得一个过分强调效率和工具理性的现代组织里，很难对工作产生什么激情，也不太被“鼓舞人心”，因为人们只熟悉自己这一块工作的技术细节，有时甚至不知道整体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精神”当然不可丢，但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仅靠“精神”已不足以应对诸多挑战。在一个组织里，如果身为团队领袖者在描绘蓝图时，只是高谈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却不去指导、教授人们相应的技术细节，大概难免让人觉得只是唱高调，而他们除了偶尔受鼓舞之外，并未切实学到什么，到头来都要靠每个人自己无序地摸索，而这本身就会大大降低组织效率。 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之后，很多人在激动之余几乎是反射性地大谈“女排精神”，但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一针见血：“别因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女排精神一直都在，单靠精神是不能赢球，还要技术。”她说的当然是对的，也许只有外行才只看到精神，而内行则会看到技术，不是说这个时代不需要谈“精神”了，只是说，我们也该多谈谈技术了。更何况，难道对技术和理性的执着较真，就不够格算一种“精神”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