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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与我们诀别已二十年整了。先师的一生对京剧艺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人谦虚谨慎，对学生诲人以教，胜似严父。其言传身教、倾囊传艺的高风亮节，时刻地在鞭策着我们这些李门学子不断努力地学习。 我在童年时就极为崇拜李派艺术。1950年经已故著名琴师汪本贞先生（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琴师）介绍我拜李先生为师，只是当时李先生曾有个不收女徒的声明。有一天我在天津天华景戏院演出《行路训子》，汪先生邀李多奎先生来看我的戏。看完戏后，李先生非常高兴地说：“这姑娘的嗓子宽亮、厚实，真像是个小小子啊！”于是1950年10月在天津破例收下了我这个女徒弟。 拜师后的二十多年里，我曾几度住在先师家里。先生向我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地传授技艺。他从不以大师自居，更不让我亦步亦趋地学他，而常常是用既通俗又深刻的语言启发我触类旁通。他常说：“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扬长避短，不能死学。”
1964年，我随哈尔滨市京剧团进京演出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李老师应邀看了我扮演的李奶奶。演出结束后，老师忙到后台鼓励我说：“唱腔设计得好，唱得劲头也好，演得有人物性格，演现代戏你走在我头里了！”老师一向不苟言笑，而那天他老人家真是笑得春风满面那！这次演出的间隙，老师把我叫到家里，让我把李奶奶的大段“二黄三眼”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听，老师又一字一句地帮助我结合人物和词意找劲头、找气口、找韵味。 “文革”期间，恩师受到迫害。我曾几次冒着风险进京看望他老人家。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是在一个落叶纷纷、萧瑟凄凉的深秋。当走到离老师家不远的胡同口，蓦地，看到先生正在艰难地清扫着路上的垃圾。我不远千里而来，不就是为了看望恩师、畅叙别后的积愫吗？然而此时师徒二人却站在堆满残枝败叶的垃圾旁，潸然泪下，相对无言。1974年，我的老师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离开了我们。
1983年，北京京剧院将李多奎老师的戏装和道具全数退还回来。我的师母与全家人商定后，将师父的珍贵遗物全部馈赠给我。我慢慢地打开戏衣箱，双手抚着那一件件珍贵的戏衣，再也控制不住我思念恩师的泪水，恩师那澄净、安详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永远不忘恩师的教诲与嘱咐：“要认真踏实地演戏，正直清白地做人。” 分享是一种美德、关注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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