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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中医名家访谈录：肾病专家王永钧 访问缘起：
对王永钧先生的访谈，先后进行了三次，且每次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每次正式访谈前，我都会乐此不疲来到他的诊室外走访一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患者，聆听跟随他多年的医护人员对他的评价。在我，这已经不止是一项必做的工作，因为那些患者或医护人员的讲述，到我的耳朵里仿佛变成了一段又一段传奇，带给了我莫大的精神上的享受。 我相信，任何人，假如和我有一样的体验，或者仅仅是看完了我的专访，都会有相同的欣喜，为医学界，为中医，为杭州······
在几次的外采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来自嘉兴的母亲。 那是200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王永钧坐诊的诊室外像往常一样挤满了患者，他们当中，有的是半年前就预约好了号子的，也有的只是来这里撞撞运气的，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号子。我注意到一个穿着蓝色羽绒衣的四十岁左右的女性，近乎祈求般地和守在诊室走廊门口的护士长商量着，希望护士长能给她加一个号子。护士长很为难地跟她解释：你看，等在这里的这么多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和你一样的情况，都是想加一个号子的，假如我都给加了，王院长（王永钧退休前曾任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会医院）副院长、中西医结合病房主任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杭州市中医院））也七十多岁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我们怎么忍心让他加班加点地看呢？如果他真的身体垮掉了，不是大家都没得看了？那位母亲一边点头连说“是的是的”，一边朝窗口走去，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掉地了下来。她走到窗口下的一张凳子上，拉住一个小女孩的手，凄然地坐了下来，那眼泪又一颗一颗地掉在女孩白白净净的手背上。
“一定要找王永钧医生看吗？找他的学生看不行吗？”我走过去问。
“我的女儿找王院长看了将近一年了，效果蛮好的啊，所以想坚持下去。我们是嘉兴来的，这次我排了两天两夜的号没有排到！”她回答着，泣不成声。 同为母亲，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所以鼻子也酸了，不忍再问下去。当时我真的有一种冲动，想利用工作之便，看看能不能说服护士长给这位母亲的女儿加一个号子，但是跟随我去的摄像阻止了我，他说那样做只会给护士长的工作带来麻烦，人群里不知有多少只眼睛在盯着她呢！我只好无奈地问护士长：“排了两天两夜都没有排到，真的有这么难？”
护士长说：“是的，难以想象的！”
时至今日,每当在镜头中看到这位母亲, 我的眼睛都会潮湿。
连续几次，我“混”在诊室外的患者中间,听到了很多议论。
有的说，有号贩子将王永钧的号开出了五千元的价；有的说，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宾馆里，每天都能找到一些房客，哪里来的都有，就是为了能找王永钧看病；有的说，来看病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个日本人，每个月都从东京飞来，看了病开了药，再飞回去；有的说，再重的肾病，只要一见到王永钧本人，这病就好像好了一半······。
正式采访前的一天，我和栏目的一位摄像经过护士长的许可，来到王永钧医生的诊室，想和他本人亲自敲定一下第二天采访的时间。 穿过窄窄的、静静的走廊，我们来到了诊室门口。门开着，王永钧还有两位跟师他的学生正在专注地给一位患者看病，我们把机器架在脚架上，守在门口拍了二十多分钟，里边的人竟然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最后，我只好敲了敲门，跟王永钧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来意。那位正在看病的女患者一听我要采访王永钧，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王医生是一位好医生啊！”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老早就是王医生的病人啦！我是十九年前找王院长看过的，已经看好了，然后过了19年，又复发了，就一直在王院长这里看。王院长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怎么看出来王医生医德高尚？” “我怎么看出他医德高尚？我以前不是在这个专家门诊看，以前是在下面那个大厅里看。我亲眼看到的，不管是农村的来的老奶奶、老爷爷，还是位子很高的省一级的干部，他都是一视同仁的。比方说我在排队等着看病的时候，在最前面看的是省委的，后面等着的是农村的一个小男孩，我在他们的后面，能看到王院长给他们看病时的样子，我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看在心里的！” 说这话的时候，王永钧的一名学生正在给她量血压，结果是血压偏高。那位女患者急了：“没那么高的，我是说话激动的，肯定不高的！我的血压从没高过的！这次是说话说的，激动的啊！说王院长好，我也很激动！我什么话都跟王院长说的！” 女患者说着，眼圈红了。
肾病专家王永钧
195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杭州，柳浪闻莺，刚刚在西湖上划船归来的船工张乌狗，见到有两个人正守在他的家门口，其中一个他认识，但是另外一个年轻人他从没见过。年轻人看上去瘦削、憔悴，但彬彬有礼。这位船工万万想不到，他们的这一见，竟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生。 数年后，这个年轻人成为了学贯中西、救人无数的著名医家。 关晓宇：据说您自己本身也得过严重的肾病综合症，是真的吗？ 王永钧：得过的，是真的。 关晓宇：是谁给治好的呢？ 王永钧：这个说起来是一个故事啦。 关晓宇：一个故事？那您给我们讲讲吧。 王永钧：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是1951年，我刚刚工作了一年多。 关晓宇：您是在哪里工作呢？ 王永钧：当时我是公务员，在杭州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江干区税务所。 关晓宇：当时您有多大？ 王永钧：十八岁。 关晓宇：具体做什么呢？ 王永钧：在稽查股，当股长。 关晓宇：股长？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了吧，这个级别。哇！那您如果一直做这个工作，您现在的级别应该也很高了！ 王永钧：但是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就得了肾病综合症。基本上浙江省内的一些著名的医院、著名的医生我都看过了。西医的治疗，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医生说无药可医，我提出来，既然这病有点难度，能不能让我住院治疗，医生说住院同不住院一个样。所以我很伤心的。 关晓宇：那肯定的，等于宣判了啊！ 王永钧：我也看过中医。中医呢，首先劝我要有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虽然病也没治好，但是我的心态好起来了。我感到自己还年轻，只要把疾病控制住，让病情稳定，可能今后科学发展了还会有希望的。 关晓宇：那么后来，是谁给您治好的呢？ 王永钧：是西湖边一个划船的船工，叫张乌狗。那是1953年了，我的病没有一点的好转。别人介绍说西湖有一个划船的船工有祖传秘方，这个船工就住在柳浪闻莺附近，那个时候柳浪闻莺还不是公园。有一天他在西湖划船回来了，我们在柳浪闻莺等到了他。 关晓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永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船工，他主要用草药来治疗疾病，一种是水肿，一种是臌胀，属于祖传的。他给我看了之后，也没说一定能把我看好，只是说“可以看看”。 关晓宇：但至少给了您希望。 王永钧：是的。 关晓宇：所以您现在也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吧?决不会轻言放弃。有时候，就是医生这样的一句话，会在患者的心中产生战胜疾病的能量。 王永钧：是的。 关晓宇：您还记得吃了那位西湖船工多少帖中药后，感觉自己的病好了起来？ 王永钧：40多帖之后。有一天早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浮肿消了。但是那位船工不让我去化验。 关晓宇：为什么？ 王永钧：他说去化验了之后，如果没有完全好，我的心要急的，那不利于疾病康复，所以我听他的话没去化验。但我知道我的病正一天一天好起来，我就对那些中草药产生兴趣了。他给我吃的药剂量很大的，都是新鲜的，现采的。我经常问他这个草药是什么，那个草药是什么，什么作用啊等等。后来我就跟着他一起去采药。他的绝大多数的药都是在柳浪闻莺采的，少数几味药是到外面去采的。那时我就开始对中草药有兴趣了：怎么家门口就能长出草药来？吃了居然能治我的病！我有一个房东，他知识很多的，而且对中医也有一点基础，也有一些中医书，我就把那些书借来看，认识了更多的草药和它们的作用。 关晓宇：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病的确好了？ 王永钧：一年后，1954年，春天。我感觉自己都很好的，精神也好起来了，我就去化验，一化验，结果证实都好了，病没了，我那个高兴啊！我看了那么多有名的西医，也看了那么多有名的中医，没想到一个划船的船工给我看好了！所以我决定去做医生。 关晓宇：那时候您有二十多岁了吧？ 王永钧：二十一岁。 关晓宇：如果当时您想回到原单位还可以吗？ 王永钧：可以，可以的。但是当时我已经对医学有兴趣了，特别是中医，因为是中医把我的病治好的。我感到里面有很多的道理，这些道理，有的用中医传统的一些道理能够说清楚，有的存在民间，说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探索。而且中医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医学，能够减少病人的痛苦，真是很好的！有句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想做个好的医生，对老百姓好，对自己也好。 关晓宇：您父母同意您的选择吗？ 王永钧：他们同意的。我一开始是当学徒，没工资。我看病花了家里不少钱了，所以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去煎药房煎药，赚点钱。这三年的学徒时期是最辛苦的，幸亏我的病好起来了，体质还不错。白天跟老师学习，有的时候在医院里看病，晚上还要去读书。1956年，杭州市解放后的第一批中医班夜校开始招学生，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的。 关晓宇：您刚才说当学徒，那么您的师父是谁呢？ 王永钧：师父先后有好几个，有王显庭、徐步云、王金生、赵志超、高德明、俞尚德。 关晓宇：俞尚德先生我知道，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名中医！ 王永钧：是的，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当时他在看片子，看胃脏上的，B超检查的X光片子。我进去之后，一看他在看X光片，我还心以为走错地方了。因为见到他之前，我知道他是个中医，是比较钻业务的一个老师，但是他会看X光片子是我没想到的。我想我是不是走到西医的办公室了？退出来门上一瞧，是这个房间啊！旁边写着是中医内科。我再进去再问，他说是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看X光片子、在搞动物实验了。中医这么早搞动物实验，我所知道的浙江省就是他了。 关晓宇：后来您也对西医感兴趣，去学习西医，其实也是受俞老的影响蛮大的的吧？ 王永钧：蛮大的，是的。 关晓宇：相信您拜的这些老师，都会给了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我知道他们所涉及的中医治疗领域都是各有专长，像俞尚德先生，他是主要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您最后为什么会确定把肾病作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王永钧：原因有好几个方面。第一呢,我自己得过肾脏病，亲身体会过肾脏病患者很痛苦，治疗的方法呢也确实不多，那么我就一直比较关心这方面的知识；第二,我一开始是做内科医生，什么毛病都看，但是肾脏病患者来找我的特别多。为什么呢？有的人啊，比如说和我有点儿熟悉的，他知道我得过肾脏病，现在成为医生了，所以尽管我不是肾脏病专科的医生，但是他们都愿意找我来看。 王永钧:治疗肾脏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以后，我从第一医院到红会医院这段时间里，治疗了几个比较难治型的肾脏病，通过我的治疗，有的好转，有的是完全好了。那么这些病人，感到我给他们看病蛮诚心的，看的效果也很好，以前在别处看看不好，到我这里看好了，就蛮敬佩我的，所以他们给我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有谁生了肾脏病，他们就说：你去找王永钧去！慢慢地，肾脏病就变成了我的专科了。 2007年夏季里的一天，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老公得了很严重的肾病，在上海一家医院吃了很长时间的药，医生也是很著名的医生，只是效果好像不是很明显。她听医院里的其他医生介绍说，杭州有一位叫王永钧的医生，治疗这种病很有名气，问我知不知道这位医生，我说知道的，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名医。很快，我的这位朋友想方设法挂到了王永钧的号子，并带她老公去看了。但是，她又打电话对我说，她和他老公听了王永钧的治疗思路并看了他开的方子，感觉和上海的那位医生差不多，他们决定还是找那位上海的医生看。 我听了，不好多说什么，怕万一通过我的劝说，他们找王永钧看了，但病情没有好转，最终会埋怨我,毕竟再有名的医生也不会对每个病人都是药到病除，况且肾病真是耽搁不得的。但我的心里很为他们可惜,要知道，能挂上王永钧的号子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又接到我的那位朋友的电话，她说又想带她老公去找王永钧看了，但是号子是无论如何挂不到了，托我想办法。我费了很大力气，弄到了一个号子。 他们去找王永钧看病的那一天，我也去了。她老公的脸青白青白的，浮肿得我快认不出来了，整个人看上去虚飘飘的,像裹了一层大雾一样。 再后来不到一个月，我听说她老公上班了，认识他的人从外表上看都觉得他没什么病了，一直到现在，安然无恙。 关晓宇：也许每个名医都会有让他自己特别骄傲的成功病例，您也有吧？ 王永钧：有的，这个不可能没有。我的科室里的同志，大家都有这些体会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桐乡的,他开始是在当地进行治疗，当地治疗的效果不好，他就转到上海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去看。这家医院给他做了肾穿刺，诊断是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这个是病理诊断,是穿刺以后的诊断,他的临床诊断是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当时认为这个病啊，用激素治疗效果是不好的,那么激素治疗效果不好的肾病综合症，临床诊断还有一个名，叫作“难治型肾病”,就是说这个肾病综合症是很难治的。那么当时他们认为这是难治型肾病，认为治疗效果不好,而且开了刀之后，肾一点点肿起来了,那么他们就告诉病人没有办法治疗了，病人挂了吊瓶之后回家去了。回到家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你去找王永钧看看。一天都没等，这个病人当天就转到杭州来了，找我治的。我看了他的病历，给他治病的那个上海的医院，我还是蛮信任的，学术水平也是很高的。它的诊断我看了，是局灶阶段性硬化，这个病我们治疗也是有难度的。给他看病的也是很有名的专家，大的医院当然医生也不是个个都有名，但是这个医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当时我就想给他治还是不呢？ 关晓宇：因为您觉得上海的那家医院的那位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应该不会错的，也许你们接着治下去，结果也是同样的，也许病人会白白花了医药费？ 王永钧：是的。但这个时候我们把以前治疗的一些病例进行了回忆，回忆之后，感到我们以前也治疗过这样的疾病，其中一部分是治好了的，所以就给这个病人治疗了。但是，他肾穿刺的片子我们没有看到。到上海去借这个片子吧，也要时间的，那会耽误抢救的,所以我们给他做了第二次肾穿刺。穿刺出来之后，表明上海那家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和我们的诊断相同，肾功能也不好的。那么我们就用了什么方法呢？就是上海那家医院他们停掉的药，我们再给他用上去，我们仍旧把这个药用上去。同时进行密切的观察，而且药的剂量给他加的更大，用的时间也更长。大概治疗两个星期后，开始有效果了，肿消下去，肾功能好转。再进一步进行治疗，肾功能完全恢复了。到最后，这个病人应该说是临床完全缓解，出院了。 关晓宇：后来没复发？ 王永钧：他每年总要来看我们两次，看看我们科室几个医生、护士，他都要看一看的。 关晓宇：男的女的啊？ 王永钧：男的。 关晓宇：现在有多大年龄了？ 王永钧：50多岁了 王永钧：7、8年过去了，现在50多岁了。 关晓宇：这简直是戏剧化的情节嘛！ 王永钧：所以我们感到啊，再有名的医生，也有自己不足的地方，包括我们，过去我们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说要集思广益，学术上要进行交流和讨论。我们科室的制度我感到很好，第一个制度就是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集中读片的制度，肾穿刺的片子，我们通过多媒体，幻灯把它放出来，大家一起看。本来诊断是病理科做的，就是病理科的医生把它诊断出来，我们可以照着这个诊断进行治疗的，但是我们现在也要看这个诊断同临床符合不符合？有没有什么疑问？在经过不同的意见之后，再最终确定它的病理诊断。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好，很重要，能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争论。因为病理科，尽管病理水平比我们好，但他临床不了解，我们是把临床和病理相结合起来。我们科室里面专门送了两个临床医生去研究病理，他们看病的水平确实水平很高,这证明一定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你像别的医院做过肾穿刺的，我们要求把穿刺的片子寄过来给我们看过，这样做也导致我们和有的兄弟医院发生过矛盾，人家不肯寄出来，我们一定让他寄出来。那这个片子是病人身上穿刺得来的，怎么好不寄呢！ 关晓宇：为什么有的医院不愿意寄出来呢？ 王永钧：因为怕有不同的诊断，不同的意见，也有的可能是因为怕这个片子丢失掉，有的是作为科研资料的······各种因素啦，我们就通过院长，把它寄出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尽管可能很正确，但是万一有个“万一”呢？ 关晓宇：万一有个“万一”，没准儿就是一条人命。 王永钧：所以多一个医生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我们都要求寄过来，让我们自己读片，读过、集体讨论过，再确定。那么确确实实，有很多有名的医院，他的诊断，我们是通过集体讨论之后把它更正了，诊断完全有出入的都有。我们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每个星期有一天是整个科室的医生，挑一个难治型的或者有争议的一个病人，那么由这个主治的医生汇报这个病的情况，大家来讨论，这样医生之间相互提高了，一部分相对比较难治的病人也得到实惠了， 关晓宇：像您说的这些制度，现在好像在别的医院不是很多吧？特别是中医界。 王永钧：应该说中医界相对少一点，有是应该有的。但是像我们这样形成制度的，相对少一点。像我们这样子，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西医你西医师发表意见，中医要中医师发表意见，但中医也可以讲西医的，西医也可以讲中医的，把不同的意见通过讨论发表出来。最后是科主任定方案。为什么定这个方案或者这两个方案？这个方案哪点正确？别外的方案呢也不一定完全废弃。先用这个方案治疗，观察一下。 关晓宇：有没有向您挑战的，就是您说完了您的意见之后，有人不同意您的说法？ 王永钧：有的，有的。 关晓宇：您治疗肾病主要也是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 王永钧：应该说这种病以我的认识，中医治疗效果好的，我就用中药；我感到这个病人的治疗，用西医治疗，和中药相比效果差不多，或者更好一点，而这个病人自己也需要很简便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我就用西药。有的病用中药治疗，效果不太理想，用西药治疗也不太理想，但是都有效果，那我就把中医西药有机地结合起来，效果就超过了单纯用中医或西医。我想这也是很多病人来找我治疗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两种知识掌握了，能够针对不同的病人我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我的疗效就超过了单独用西医或单独用中医。 关晓宇：我听你们科室里的医生告诉我，有一个别的医院诊断为需要肾移植的病人，到您这里看之后没有移植，但是他的病也好了。 王永钧：这不能说我的本事好，应该说这个病人，他虽然得的是尿毒症，但是他这个尿毒症不是慢性的，是别的医院把它错误地当成一种慢性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关晓宇：哇！这个错误的判断多可怕啊！要是那个病人没有找到您，真的做了移植，运气该有多么不好！ 王永钧：这个呢，一方面作为医生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有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我们有看不到的地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一直记着我的老师俞尚德教我的一句话，他说:做医生要细心再细心，因为你针对的是病人的生命，而我们掌握的知识是不够全面的。我的这位老师专门教我这句话的，这句话对我是受益不浅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如果我治疗细心一点，正确一点，病人就得益了，否则的话可能痛苦更多，甚至有更大的危险。当然,有时即使我们很努力地工作，很努力地研究，很多的疾病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我们的工作，也会体会到我们当时的认识也是有欠缺的，这种情况也蛮多的。所以我想，对疾病的错误的叛断，有的是因为认识能力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也有的。 关晓宇：有的时候一个病人来了，如果您看到了治疗起来有很大的风险，就是说通过您的治疗，结果只能有两个：一是只有一点点的可能会好转，更大的可能是失败了，您会怎么去选择？ 王永钧：第一，我会同病人的家属讲清楚，我不跟病人讲，因为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医生很重要，但病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心态要好，所以同病人我是不讲的，但我同他的家属必须交代清楚：如果我不治疗，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我的治疗估计大概有个百分之几的可能性，但不是很准确的，是估计的。那么征得他对我们治疗的同意。我们医生碰到这些情况，应该是尽力去治疗，要甘愿冒风险的。医生同患者之间就该是战友的关系，一起和疾病做斗争，一定要成为战友。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那肯定对治疗是很不利的。因此要想办法取得病人对我们的信任，那么就要做好多的思想工作。 关晓宇：您可能是不需要太多思想工作，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 王永钧：有的时候也做的。因为这个碰到生死关头时候，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同病人的家属讲清楚，他们也得考虑一下。我们把用的药物会产生的一些弊病，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向他们老老实实交代的。 关晓宇：那您担不担心呀？比方说很多病人他是冲着您的名气来的，见到您了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可是到最后，这个生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没能治好。您担不担心他们会向外界说您什么，比方说王永钧医生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神奇，医术也并不是那么好。 王永钧：我们只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一般情况下病人应该是会好的，但是发生个别的情况，我想日子长了，他们以后会认识清楚的。因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也会接触很多的病例呀，他也会去打听。我想他最后应该会认识清楚的。当然也不排除，我一心想把他的病医好，结果我却因诊断错了没能治好，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中医的老祖宗孙思邈，唐代的，他曾经写过《大医精诚》，讲的就是应该怎么做医生，他就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这个病人只要有一线希望的话，作为医生就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利益。 关晓宇：我在手里的这份资料上看到介绍您的这么一段话,“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王永钧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总结出了慢性肾病临床演变规律，发展了肾脏病的中医辨证理论，创新性地提出风湿致肾病学说、和肾脏微征积的肾微观辨证法，形成了一套分阶段辨证治疗的方案和系列组方，并在临床科研与实践中得以验证”，还有，“他提出的创新理论‘风湿致肾病’、‘肾内微徴积’学说，在实践中迈出一条中西医治疗肾病的继往开来的新路子，而他所倡导的中西医结合个体化联合序贯方案治疗IgA肾病的科学实践，不知挽救了多少难治愈肾病患者的生命”。尽管我不明白这两段话在学术上的意义，但是我能想象得到这些成就一旦运用到患者身上，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福音，它们也一定是您用一生心血凝聚的结晶。能试着让我这个外行也差不多听懂一点的方式讲讲吗？ 王永钧：我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就是IgA肾病。IgA肾病是我们中国最多见的一种，在世界上它也是一个多发病，在东南亚特别多，几乎要占我们肾脏病的二分之一不到一点，就是百分之四十几。这个病它就是有个特点，就说它呢，叫是叫IgA肾病，但它究竟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病呢？到现在也还不好下定论。 关晓宇：为什么？ 王永钧：因为它临床的表现各式各样的，凡是肾脏病能够表现出来的， IgA肾病全部可以表现出来，那么就算给他做了肾穿刺，也同样的，凡是肾脏病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些病理改变，你在IgA肾病里全部可以表现出来，这个病人可以表现系膜增生，那个病人可以表现局灶性节段性硬化，这个病人也可以表现为其它的纤维病变······。所以我就想，首先呢，得这个病的病人多，而且都是年纪轻的人得的，治疗难度也比较大，我们现在做的肾移植病人啊，血透、腹透病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是从这个毛病发展过来的，发生慢性肾脏病的呢，大概接近二分之一是它发生的，所以它就让我觉得研究这个最有意义。第二，我想对这个疾病的研究如果能取得成果的话，可以推广到其他治疗疾病上去，因为它的临床表现各种各样都有的，它的病理表现也是各种各样都有的，它有个共性啦。我就想，是不是如果我对IgA肾病提高疗效的话，其它的疾病我也就会提高疗效了。所以我基于这两点，我就选择了这个病种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在第二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的主攻方向里，我们确定的方向。 关晓宇：那是不是说，如果这种疾病及早被发现的话，及早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有可能就让患者避免到发展到用血透啊、腹透啊和移植什么的？ 王永钧：至少从我目前的观察情况来看，肯定的是，疾病的治疗进入腹透、血透的时间，可以明显延长，甚至可以减少，就是说,与原来的治疗相比,可以让更多的人，不必进入到这个腹透、血透。即使进入的话，时间也可以明显延长。比如说原来是五年，现在可以到十年再进入。我们有五年、十年还都很好的，不用腹透、血透。而且原来比方说很重的，可能几年就会过世的，现在通过对IgA肾病的研究,几年过去了，这样的病人还很好的。我们感到还可以再提高的。 关晓宇：那么这个成就的取得，是怎样实现的呢？ 王永钧：这就是一个科室，大家在一起研究的好处。如果只是一个人研究，我想不会这么快发现的。我们是通对每一个做过穿刺的病人， 因为是不是IgA肾病是要通过穿刺才知道的，那么对这个穿刺的病人呢，我们有一个集体读片制度。读片制度就是把它临床的表现、化验的结果、以前用什么什么药、效果好还是不好，再通过穿刺的结果结合进来进行讨论。那么通过讨论之后，就使我们发现了不少我们以前在书本上很少看到的一些知识。那么第二，对于部分病人呢，我们就是动员他做了重复性穿刺，就是毛病治不好的，穿刺好的，我给你治疗。治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第二次穿刺。那么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这个研究过程中，大概有大概五十多个病人同意进行了重复性穿刺，这是包括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重复性穿刺有这么多病是，不多见的。那我们进行了重复穿刺之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病人临床好转的，病理没好转，也就是说这个病理上把它好转是很困难的，但我临床上好转了，蛋白尿消失了，这个生命就可以明显延长，因为蛋白尿在经过肾脏的时候，要使疾病加重的。有的是我们原来治疗的，病得很厉害的，急性活动期的，过去认为是不及时治疗，变成尿毒症的，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再穿刺呢，好了！所以我们得出：慢性指标要给它恢复是很困难的，要去研究一些慢性的治疗措施，急性的指标你及时区别了，它可以恢复得很好的，但是如果发现不了它，过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就恢复不过来了，它有一个时机的。这样我们就增长了知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在做了肾穿刺之后，我感到对我们中医啊，发展中医啊，很有利。因为通过肾穿刺之后，我能看到肾脏的微细结构，在外面看不到的。这微细机构呢，它给我们中医的辨证提供了很可靠的微观指标，我们叫微观指标。你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得到，你不看显微镜，就不知道它这个现象。比方说我们中医里说淤血，比如说皮肤上有出血点，舌苔上有淤血斑，我们叫作淤血。但是如果皮肤上没有出血点，我们就不好说你有淤血了，但是如果我穿刺了之后，就看到很小的血管里面，它有血球影的，有的呢它就是粘牢的，因为它里面出血之后呢，有点炎症之后呢，就是肾小球啊、肾小囊啊，粘粘的，这个当然就是出血喽！所以我给他们举例子，我说这个不是中医西化的问题。我说好像你是个近视眼，你戴了副近视眼镜，一戴嘛视野好了，什么都亮起来了。或者你老花眼，你带副老花眼镜，那么原来你看不到的东西就看到了，那么你要不要戴？当然要戴喽！那么对肾脏病来说，通过肾穿刺，我就能够把中医过去看不到的这些微细结构看到了，噢，这个是“肾脏局部淤血症”，这个讲法过去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发现之后，就把它叫“肾脏局部淤血”。 关晓宇：这样对病人治疗起来，肯定是 王永钧：提前了，把治疗时间提前了。中医过去怎么来判断有这个淤血呢，它有个学说的，叫“藏象”学说。就是脏深居体内，就是在身体里面；象呢，是表现以外。那么什么叫“藏象”呢？就是通过外在的表现，能够了解你内在的改变。这个学说在古时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而且古人呢也非常聪明，通过你的外表，能够知道内在有什么变化。但是从里面的变化反映到外面来，它有个过程。那么我通过现在发达的科技直接到里面去，我及早发现了里面的变化之后，就会缩短了治疗的过程，就是我的治疗提前了，效果就好了。我感到西医的这些研究过程，为中医提供了辨证的线索。 关晓宇：我知道肾病里，不同的类型很多很多，但是现在患者几乎是一旦得了肾病，也不管什么型的了，都来找您。您是有一个组方吧？针对不同类型的肾病。 王永钧：有的，是有一些处方。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但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应该有主症，有次症，就是主要的症状同次要的症状。那么给他治疗的时候，应该有组方，有加减的药物，那么只有这样，才便于重复，便于以后你归纳出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家可以用。否则你没有的话，别的医生重新再来研究你的这些用药规律，那就很麻烦。那么这个药物呢可以变动，因为个体有差异，要有灵活性，但是不能丧失本色。 关晓宇：您现在也摸索出了一些很规律性的东西。比方说一个肾病患者他来了之后，您看他是肾病当中的哪类疾病，您基本上就知道他接下去发展下去可能会是怎样的？ 王永钧：对。一个西医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是IgA肾病,，IgA肾病患者来了之后，我用我中医的观点来认识IgA怎么治疗，那么我能够知道你这个IgA，它呢开始是什么症候，就知道它是什么因素引起的，我可以完全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这个解释，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也是能通的。你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能够取得效果。你如果去做实验的话，也能够得出效果来，就是把中西医两者东西结合起来。那么通过这个结合，如果治好的，他慢慢就好转起来，病情稳定了。如果不好的话，我也知道下一步会发生第二个什么症，会一个症一个症转变下去。那么掌握了这个规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能够按照中医的方法，叫“治未病”。治未病，我知道你的发展规律，我才能够治未病。最近吴仪副总理，提出来“治未病”。我们在1994年搞了一个课题的，实际上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治未病”的观点。治未病包括几方面，一个是预防为主，叫“治未病”，比方说普查啊、体质检查啊，都是治未病的观点；另外一个也指的是，你知道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你才能够治未病。所以在很早，汉代的时候，有本书叫《金匮要略》，张仲景写的，很有名，他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说看见肝的毛病，知道接下来就要传到脾的，“实脾”就是先把这个脾强壮起来，健旺起来。那么这就是“治未病”的观点之一。现在我们西医中医结合了之后，就知道这个西医上是什么病，用中医的发展规律来看，第一个除段会怎样，第二个除段会怎样，第三个阶段会怎样，好起来怎么好，坏起来怎么坏，就可以治未病。 关晓宇：那么具体落实到了一个肾病患者身上，其实您就知道他的病接下来在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那么您就可以在这些症状没有发生之前，将它拦腰截断。。 王永钧：对。 关晓宇：防止恶化。 王永钧：截住，逆转。 关晓宇：先把疾病稳定住，不能让它进一步恶化，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再治疗。 王永钧：再逐步治好它。 关晓宇：“风湿致肾病学说”也是您总结出来，很独到的地方。 王永钧：中医过去认为，肾脏病的辨证呢，有虚证也有实证的。实证提到最多的是湿，虚呢提到最多是脾虚、肾虚。那么我一开始的发现呢，是对病人的表现观察得来的。中医原来的观察就是观察水肿，认为是肾脏病是要发生水肿的，所以中医对水肿研究很多的，但是我发现肾脏病中，水肿的病人大概占30%左右，有70%不是肿的。 关晓宇：哦！ 王永钧：那不肿的该怎么来研究它呢？那我就发现了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但大家没有留心它。就是有了肾脏病之后，病人解小便之后，小便中会出现很多的泡泡，这个泡泡要很长时间才会消失。就像有的病人会讲，他的小便中泡泡怎么这么多，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症状，因为正常人是没这个现象的，你生了病之后才有这个现象。过去只注意到了病人全身肿这个症状，而没注意到这个现象。水肿和小便中出现泡泡这两个症状哪一个重要呢？小便中的泡沫重要。因为小便的泡沫拿去化验之后，小便中有蛋白同红细胞。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小便中的泡泡这么多呢？我就进一步研究。小便里有蛋白、红细胞，而蛋白和红细胞是身体不可以缺少的，我们中医叫“精微”，“精微物质”就是人体里很宝贵的东西。病人为什么小便中会出现泡泡，我们中医有个理论，就是肾脏是主小便的，这同西医的说法是一样的；另外，中医认为“肾主封藏”，“封藏”的意思就是人体内的这些精微物质，肾脏要把它保护好，不能让它流出来。流出来了，中医就叫“封藏失职”。那么过去讲的封藏失职主要用在男同志遗精、滑精上的，“精”是很宝贵的，遗出来了，就肾虚，肾失封藏。那么其实小便里的蛋白质、红细胞，也是精微物质，那么这个精微物质的流失，也是肾失封藏，所以我就是把小便里面有泡泡这个现象，与中医的这个病机融合起来了，这样融合之后，我们就知道肾虚的病人，是因为肾的器官不好，封藏不牢，精微物质流出来了。但是完全用补肾的药用上去呢，对部分病情比较轻的病人是有效果的，对小便中泡泡很多的话，补也没用。为什么会没有用？我就再进一步去研究它。中医的“五运六气”里讲到一个“风”，风是主开泄的，开泄同封藏是一对矛盾，我要把它藏好，你要把它开开来，开泄掉。过去的“风”是指风邪，那么风邪和肾脏又怎么联系到一起呢？我就考虑到是风湿之邪侵入到肾脏里去了，影响到了肾的封藏职能，我就用了这个理论，然后果我再去观察，古人有没有相同的观点，我找了之后，发现有的，但它这个观点是用在水肿上了，没用在泡沫尿上，那我把这个理论既用到水肿上去，也用到蛋白尿、血尿上去：肾随着风湿之邪的侵邪，导致肾脏失去了的封藏，所以小便中的泡泡增多了。所以我就到想这个时候要用祛风湿的药，其实古人过去治水肿也是用到祛风湿的药的，只不过他仅仅用到了水肿了。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位船工给我治病，他好个时候就用了祛风湿的药，我在医院里做了动物实验,先让小老鼠得了肾脏病，然后用祛风湿的中药治疗，治疗之后，发现对肾小球和肾小管毛病的都减轻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细胞拿出来，在体外进行研究，那么发现导致就肾脏病的一些细胞因子啊，基因啊， 用了祛风湿药也好转起来。这就是所说的“风湿致肾病”，就是说风湿导致肾脏病，那么我治风湿，就会使肾脏病得到了好转。 关晓宇：后来就把祛风湿的中药用到了小便在泡泡的病人身上。 王永钧：是的，小便里泡泡减少了，蛋白减少了，效果就好的喽！ 关晓宇：过去呢医生只是把这些祛风湿的药用到了有水肿的病人身临上，没有水肿的肾脏病人就没给用。 王永钧：是的。 关晓宇：这个发现，这个观点就目前来说是很先进的吧？ 王永钧：至少在中医界里，这个观点是很新的。而且同西医的观点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西医治疗很多治疗肾脏病的药，他都是从治风湿病的药转过来的，他没有针对肾脏病的特别制剂的，都是从治风湿的药转过来的，比方说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痛得很厉害，他用某种药治疗，治疗之后，就想这种药治疗类风关节炎的效果好，会不会拿来治疗肾脏病也可以呢？那么拿过来用，也有好的。所以西医也是这样一个研究思路的。 关晓宇：虽然思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不同的是，您在治疗肾脏病的进候，不仅可以用祛风湿的西药，也可以用祛风湿的中药，您的武器多了一个！ 关晓宇：有的时候一见到您，患者就开始流泪啊哭啊，时间长了，您的心理承受力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一开始做医生碰到这样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点受不了？ 王永钧：现在也受不了的啊！ 关晓宇：现在也受不了？ 王永钧：受不了的。 关晓宇：我前些天采访一个女医生，她是红会医院的，曾经是您的学生，在您的手下工作过，叫陶筱娟。您还记得吗？ 王永钧：记得。 关晓宇：她说她到红会医院时就和您在一个科室，她给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她跟您一起去查房，您走在前边。在一个病房，她看到一个病人的床底下有两个痰盂，痰盂里满满地装着那个病人自己的尿，而您弯下腰去把那两个痰盂拿到洗手间给倒掉了。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王永钧：哦，这类事情，我们这辈的医生是经常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医生的时候，病房里的条件和现在不一样，经常会有尿啊粪啊的臭气的，这些气味对病人自己对其他病人都不好的，所以应该尽量保持环境清洁，让空气清新一些，那么医务人员就有责任帮病人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研究过用中医来治疗胆道结石，把结石从胆道里通过大便排出。我们那个时候用什么方法研究呢，这就又要讲到小便、大便了。胆结石的病人他每一次的大便，都放在痰盂里面，我们第二天早上上班的的第一件工作，不光是我，我们科室里都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大便放筛子上用水冲，看是不是把石头排出来了，当时没有B超，只有A超，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大便中把石头找到了。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医务人员都把对病人的治疗作为唯一目的，使病人能够解除痛苦。帮病人倒大便什么的是应该做的事情，不光是我，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
关晓宇：可是陶医生说您的那一个动作让她记了一辈子，让她知道应该怎样做医生。 王永钧：哦，是这样啊?这样的医生应该说现在也是有的，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和环境不同了，他不需要这样做了。以前病房里只有一个护工，现在护工配备的就比较多了，那相对讲呢，医生这方面的工作就减少了，比如说结石，现在通过B超就可看出的。不过我想这种精神，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是应该有的，而且很多医生也都这样子做的 关晓宇：但是我不知道您怎么去看待现在有的医患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一个很激化的状况。比方有的医生可能给病人多开药或者吃回扣什么的，不知道您怎么看？ 王永钧：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 关晓宇：假如就有个这样的医生在您面前，您会怎样去看待他呢？ 王永钧：当然认为这个医生呢他不像个医生！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去处理。 关老师：如果您的科室里出现这样一个医生，您会怎么办？ 王永钧：这个我没有碰到过。 关晓宇：如果有呢？ 王永钧：如果有，我肯定就是叫他好好反省一下，叫他这个医生可以慢慢去做，你先把这个做医生的道德先学会。做医生有技术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道德更重要，因为只有你想尽办法给病人解除痛苦，你才会有高的技术，如果你的技术是为了自己赚钞票的，我看肯定要打个折扣了。 关晓宇：我在来采访您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您有的时候会在病人当中卖药。 王永钧：卖药？我没有卖过药。但是我呢，有的康复的病人他的药多出来了，我会给他介绍一个病人把药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关晓宇：对对对，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王永钧：我感到啊，一是我们药的资源，它是治疗病人的，如果说你不需要吃这个药了，把这个药浪费了，那对这个资源来讲是很大的浪费，那是很不应该的；第二呢，这些康复的病人他们认为把多出的药卖给另外一个，只收点成本费回来就行了，那么对于另外一个病人来说这个药的价格就便宜了。一些自费的病人当中，有的生了这个毛病想吃上这样的药，是相当困难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作个中介，给他们联系一下，搭个桥。 关晓宇：成功率高吗？ 王永钧：病人当然很欢迎了，白送的都有的啊！ 他自己的毛病治好了，他就不在乎这些钱了，这个 药放在家里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好 人多。
关晓宇：您操的心可是够多的了。 王永钧：我举手之劳嘛！ 关老师：通常您看到的比较困难的患者，给您印象比较深的到了什么程度呢？ 王永钧：卖了房子。比如说我们的有些病人做血液透吸，血液透吸的话做一次就几百块钱。刚刚我来这里之前，几个同事和我谈起我们科室里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原来认为这个病是医不好的，他是抱着没希望的心情到我们科室里看病的，结果我们帮他做透吸了之后，他什么症状都消除了。但是，做了二个月后他就没钱了。那么如果再做下去，他说那就只好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但是把如果把房子卖了，他的孩子的今后的生活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就说他只好回去了。本来是以为活不了了来到这里的，现在知道自己的病是能治好的，却没钱治疗。 关晓宇：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大概这是比自己的病治不好还要更痛苦的事情。 王永钧：我说我王永钧啊，名字当中的一个字要改下，改成“王永庆”。 关晓宇：为什么？ 王永钧：那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否则我现在只能给病人看毛病。我的钱救得了一个两个，不能够救很多。 关晓宇：我听说您帮过，最多的时候钱数达到了十万，但是您的学生让我不要问您，他们说您不愿提起这件事。 王永钧：是的，不要提了。很可惜，他最终死了。做移植，移植之后不成功。 关晓宇：也有成功的吧？ 王永钧：有。我记得曾经碰到一个年纪很轻的女病人，二十多岁，她生的是红斑性狼疮，同时还得了其它两种病。但是这个病人求生的欲望很强。我们知道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对她的三种疾病的治疗方案之间，会产生矛盾的，但是生的希望还是有的。那么我们科室就拿钱出来，一边给她进行治疗，一边想其它办法。当时我们的主任，现在他到新加坡去了，他就同我们商量之后和药厂取得了联系，请药厂支援，这个药厂是什么药厂,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拿了6万块钱的药过来。当时我们科室里面同我们院长一起我们凑了些钱给她，结果这个病人三个毛病都缓解了，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只能帮助一个两个，要帮助很多,就没这个能力了。所以我在科室里讲过很多次了，我说我就错掉了一个字，要是"王永钧"改成"王永庆"我的钱就多了。不过王永庆也做过很多好事，我听说。 关晓宇：但是我听说您也有赚很多钱的机会，比方说在您退休之后，有很多地方请您去坐诊，像现在有些名医一样，可以到处坐诊。您的两位学生说，假如您要是答应了，肯定早就“发”了 王永钧：那倒是的，我还没退休就有很多医院来请我了。我就是不到外面去坐诊，我调个医院，我就可以增加很多收入。 关晓宇：他们通常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来试图打动您？您举一个例子。 王永钧：比如说给我西湖旁东山弄一大套房子，汽车一部。 关晓宇：您怎么拒绝的？ 王永钧：一套房子，一部汽车就要把叫过去？我说我王永钧的价值太小啦。我还跟对方开玩笑说，你的商业经济头脑太好了，让我王永钧过去，绝对不只值一间房子和一部车子。有些东西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就为了一间房子和一部车子，我就离开这里到外面去了，我的人生价值也太差了。 关晓宇：可不只是一间房子和一部车子啊！您知道您在外面名气有多大吗？ 王永钧：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院长，桐庐的一个院长，我们在一起开会，他同我开玩笑，他问我，你知道你身价是多少？ 关晓宇：他说是多少？ 王永钧：他说是二个亿。我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说我又没去评估过，他说是真的。我想他是在开玩笑。 关晓宇：怎么能是玩笑呢?连我这个外行想象一下也能估算一下的，不用说别的，就是您的系列组方，就得值多少钱啊！如果开发成成药，又得值多少钱啊！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心动？ 王永钧：应该说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安慰。我通过努力之后，病人对我这么信任，说明我的辛苦没有白花。 关晓宇：在决定采访您之前，我不熟悉您，所以当时还很有自信的。但是，我们在您的周围一打听了，才知道原来您的名气竟有那么大啊！所以我一直很担心，怕您不配合我们的采访。但是一见到您本人，又觉得那些名气不是您的，因为我没想到您是这么的和蔼可亲！ 王永钧：呵呵，你一坐下，采访我，我就怕你了,好像参加考试一样的。. 关晓宇：救过那么多的人，您还怕什么啊！聊了这么久，我真的觉得很多方面您和您的老师俞尚德先生蛮像的，因为我接触过老人家。 王永钧：我受他影响很多的，我到现在都怕他。他是非常认真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过去经常对讲，做医生要像个医生！我很多东西应该说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比如说中医开发搞科研我就是受他的启发。 关晓宇：您现在见到他还怕他吗？ 王永钧：我还怕他的，毕恭毕敬。碰到他的时候老老实实的，不敢开玩笑。 关晓宇：他应该挺为您高兴吧，他也知道您的名气现在很大？ 王永钧：知道，他很高兴的。 关晓宇：多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名医手下出名医.您把赚钱的机会一个个都放弃了，您的家人能理解您吗？我知道您的儿子现在是浙江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他能理解您吗？毕竟是两代人哦! 王永钧：我儿子呢现在生活也蛮好。我对他说：第一，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第二，我把你培养到了大学毕业，有了知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他买房子要我帮他点钱我都不帮的，我不给他的。所以有时他也同我开玩笑，他说我的这个名头不好，我到医院里去，别人总是说你爸爸怎么怎么样有钱，但实际上一个子儿都没给我。但我觉得这样对他有好处，他应该是可以理解我的。我夫人她也不会怪我，她也做医生的，知道做医生就该是这样的。有的亲戚会讲的，当然，他们不是说我不给他们钱，只是说：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为什么不去拿呢？不然可以很富裕的。我想我现在也蛮富裕，钱再多也没意思。我的胃口也不大的，喝酒的话，一听啤酒就喝倒了。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心里快乐，我感到我这样子 工作有意义的，蛮充实的。太多的钱是没有用的，你吃的多呢要“三高”，高血脂、高尿酸、高血糖啊，没这么多好吃。你留下来呢，对子女也没有好处，能够穿的暖吃的饱嘛就很好了，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呢都蛮好的，应该说蛮好的，原来我父亲说过一句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带不回去的。最主要活得开心，活得充实。但是我的家人说，你好退休了，太累了，毕竟这么大年纪了，而且你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其他人。 关晓宇：他们是担心您的身体。 王永钧：但是就像金庸小说上讲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关晓宇：您很喜欢金庸的小说吗？ 王永钧：喜欢，我有好多。只是没时间看，等以后有时间了，我要好好看看。 关晓宇：您刚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想问问，您就这么守在杭州市中医院又能多做什么呢？不也是看病吗？ 王永钧：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团队。杭州市中医院里这二十年来对这只团队的培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医院领导出了很多的力，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也把我这20年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了。我感到医好病啊，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一群人的能力它更重要。我们这个科室目前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方面，在全国是领先的。那么我如果离开了这么多的人去单独进行工作，那我的意义就明显减少了。搞研究一个人搞不了的，应该和同事们，一群人，共同地来进行一些工作，来研究怎么提高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使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医治。我一个人治疗毛病毕竟是治疗一部分病人好的，如果新的治疗方法能够研究出来，那就可以使更多的病人得到好处。现在，我们的一些课题没结束，我们的一些博士生还没有毕业，我们科室的一些同志呢还要进一步送出去，前段时间我们主任啊都到国外去进行提高了，因为国内的个别最好的肾脏病的医院同研究所，他们都去见过了，那么要再进一步提高呢，就要去看看国外怎么做的，去个一到两年。 关晓宇：是啊，要多出现一些像您一样的医生该多好啊！挂上您的一个号子真的不容易啊，要提前半年预约。有的排了两天两夜都挂不到。 王永钧：原来更难，我不敢去看的，看到不舒服。那时候没采取预约挂号，我晚上去看过一次。我看到他们把棉被也抱来了，我们这个挂号大厅里晚上可能很冷。后来这条路我就不走了。 关晓宇：我们拍到过。 王永钧：你们也拍到过啊？我看到这个现象心里不好受，本来就生了病，挂号却要这个样子。但是我也没办法处理，蛮无奈的现象。 关晓宇：所以您不愿意离开您的团队，您希望通过您的培养和一起工作、研究，出现更多的王永钧？ 王永钧：是的，只有更多的人能够有这个很好的心态去为病人服务，有很好的技术能够尽可能的多治疗一些病人。那这样就好了。我有几个学生，他们现在都逐步被群众接受了，他们的挂号也同样这么忙，他们的挂号也是要凌晨三四点钟排起。不过这对病人来说还是辛苦。病人太多了，从各地赶过来。医院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用预约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结果预约的方式也解决不了。挂我的号诊费也是比较贵的，原来都是一样的挂号费,但是因为病人太多了，医院想呢，价格高一点，病人总会少一点，但还是不行。这也促使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地给病人看病，否则怎么对得起他们！ 关晓宇：听有的医生说，有的时候您出国或者到国内一些地方进行有学术交流什么的，那这边可能就有一些病人在这个时间里找不到您了，碰到这种情况，您回来之后是一定要要补上的，哪怕是碰到节假日也要补上。 王永钧：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我风格高，是预约已经在那里了,他是约了这一天来看的，但是我到外面去了。 关晓宇：但是到外面并不是因为您个人的事情啊! 王永钧：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些病人，如果你不给他们补上,他就会挂不上这个号了。比如他是三个星期看一次的，这次如果拖了，他就有可能六个星期才能看到。那么有些病人我们让他三个星期来看或者两个星期来看，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药用了之后，要观察他的反应，是不是能够给他继续用用。从理论上来讲，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当然应该用用就会好的，但是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同的，个体差异很大的。我必须要去观察他。那万一这次看不到他，他出了我们原来的意料，那我就对不起病人的。。 关晓宇：我知道你的学生当中，现在有的当上了副院长，有的当上下班科主任，您觉得您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医术赶上您了？ 王永钧：应该说从整体上来讲是赶上我的，比如说我主要是搞临床研究工作，实验研究我就比他们差得多了。 关晓宇：您的一些学生说您从来没有给自己留一手，或者留个绝活。您不怕您自己的看家本领，自己的绝活被您的学生都学去了之后，您自己的名声就会一点点的淡了吗？不是有那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王永钧：这样的想法是小农经济社会里才有的。学术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私有的。学术必须靠大家研究，大家讨论，大家竞争，技术水平才会提高得更快。你把你的技术保守起来，你今天认为是好的，可能过了十多年之后,你就是落后的了。 关晓宇：听说您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去学习，都是通过您个人的一些关系. 王永钧：是我们领导把他们送出去，我只是出个点子，什么地方好。 关晓宇：但您会帮忙联系。 王永钧：是的，帮忙联系，包括出国去。比如我们有几个学生就是送到法国，去跟国际肾脏病协会的前主席学习，他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也是权威的。 关晓宇：那是西医。 王永钧：西医。中医同西医，我认为都是为了治病，虽然是两种学术，,但是原理肯定有相通的地方。现在中医要治病,也离不开西医，而很多老的西医专家也很重视中医的知识。我结交的很多老专家，他们都是非常重视中医的，开中医方子也开得很好的。只要对病人有利，不分中西的。 关晓宇：做了五十多年的医生了，如果让您说一下您最快乐的事情和最遗憾的事情，分别会是什么呢？ 王永钧：最快乐的呢，一个是，我看到病人好转了，特别是难治疗的病人，我给他治疗过程中，想给他治好，但把握性不是很大的，一旦很快好转起来，我这个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心里很高兴高兴!不仅为这个病人好了、能正常生活了而高兴,也为我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又多了一个体会和经验而高兴！第二呢，如果我看见有年轻人超过我，他提出来的问题我没看到，而且我感到他提出的是很正确的，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如果哪个年纪轻的医生，病人都很信任他，都去找他，我就感到我没白花力气，心里很高兴的！ 关晓宇：您的这种高兴通常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呢？因为我觉得您的眉头好像总是在皱着的。 王永钧：我夫人看得到，人家不知道的。我回到家，她会看出来的，她会说，你什么事情啊？这么高兴！ 关晓宇：您最遗憾的呢？ 王永钧：最遗憾的，就是同其他医生一样的，叫“为医之病病道少”，就是做医生的毛病啊，是治疗病人疾病的方法太少了。所以我最遗憾的，就是看见这个病人是个很好的人，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人，或者我看上去这个病人是很努力的，我却无法医好他，那是最苦恼的事情。另外的遗憾呢，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工作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做医生啊，虽然掌握了相关的科学和理论,但这个科学和理论在人身上实践的话,要有个经验的积累过程的，你与病人接触的越多，成功的经历和失败的教训遇到的也就越多，你这个体会就会越深刻。因此，要把你自己积累的一些认识、经验，让其他更多的人能够知道，那么就会让他少走一些弯路，成长得更快。但是，哪怕你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一天两天还行，你总不能够三天三夜、四天四夜不睡觉，这是做不到的。肾病好多老专家，活到八九十岁他可能脑袋就会糊涂起来，活到一百岁的毕竟是少数。 关晓宇：您是恨不能这辈子能够不眠不吃,把时间都省下来,在自己老到不能正常思维之前,把这一生的从医经验和成就都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医生。 王永钧：是的。必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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