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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外，偶尔有杂佐，再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但是，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衙役的地位低于吏员。吏员尽管没有品级，但好赖还是官方人员，而衙役根本没有官,方,身,份，只属于为衙门服役性质。这些人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衙役也有定额编制。如清代大兴县衙役定额为：门子2人，皂隶16人，马夫12人，禁卒8人，轿夫与伞扇夫7人，灯夫4人，库卒4人，仓夫4人，民壮50人。但实际上的衙役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编制。一般来说，一名正式衙役，手下往往有三四名“白役”。通常，小县有衙役数百人，大县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衙役的身份分两种：民壮、库丁、斗级、铺兵为良民，皂、快、捕、仵、禁卒、门子为贱民。这些贱民同倡优奴婢同列，其中捕役社会地位最低，几乎被看作准,罪,犯。贱民衙役包括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限制三代)，也不准捐纳买官，为士绅所不齿，有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各种衙役在清朝可以得到三至十二两年薪，平均每天薪水在两文左右，相当于一顿饭钱。所以，一干吃不上饭的闲人无赖，往往去当衙役。况且衙役根本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陋规。多数衙役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一般州县也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捕役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陋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像乞丐，但大城市的捕役，则规费花样繁多而十分滋润。有的衙役，这种陋规收入一年甚至有数千上万两银子的进项。衙门差役的核心是皂隶和快班，两者因时代迥异而有不同称呼，也可合称皂快、皂快班、皂快役。皂快役亦包含捕拿普通罪,犯的步快以及捕,拿,强,盗,土,匪等重,刑,犯的马快。其中，步快亦可称为捕快。另外，皂班也包含了其他特殊差役，如站堂役、刑,仗役及粮差役。衙役除了核心的皂快役外，也有如：民壮、仵,作、长班、库丁等执,行,公,务的其他行,政,人,员，此设置名称大致相同，但仍依机,关的实际情况有所特例。除此，衙门也编制了茶房，轿夫等等杂役。以1889年，清朝光绪十四年间台湾新竹县治言，该县总共配置了捕快皂隶十六名、马快八名、禁卒八名、库守斗级五名、民壮廿八名、长班四名、茶房四名、听差四名、把卫两名、更夫四名、打扫夫两名、轿夫九名；共94名。三班六房里的三班衙役指的是皂、壮、快三班。各种衙役均有其固定组织，以人数最多的皂隶快班为例，均以班为单位，称皂班、快班。皂班、快班设置快班头役或皂班头役。再以清光绪新竹县为例，十六名皂隶共设六班，六班各有该管地区，该管辖区域称为对保，内置的衙门差役则有对保差或对保役的别称。这里面，一至三个皂隶班头及快班班头上再各设总头，各称皂总、快总。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但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见，捕快常会应官长之令，参与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类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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