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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读书如交友。在我，读书亦如阅人。德.福兰阁《两个世界的回忆——一个生命的旁白》（欧阳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的阅读就让我感觉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贯穿全书的阅读始终。 福兰阁是清末德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又是上世纪德国顶级的汉学家。1890年至1902年任德国驻清使馆翻译，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厦门工作过，期间到热河、长江中下游及台湾游历，还横穿西拍利亚和美国西部。2007年赴山东筹办中德青岛专科学堂，2008年后先后在汉堡大学、柏林大学任教，创办汉堡大学汉学专业、柏林大学汉学专业，退休后写作《中国通史》。《两个世界的回忆》是福氏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如夫子自道，“两个世界”一为空间跨东西方两个世界；一为时间越19、20两个世纪；三为精神涵作者实践生活与学术生涯。这就使本书较他种回忆录不一样——一个在西方文化濡养下长大的德国人，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而且是带着浓得化不开的兴趣，带着研究的目的来看中国的。这样的视角较一般人就不一样。因此，我的脑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阅读画面——一个西方外交官，以外交官的身份，汉学家的魂魄，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四处转悠，了解、审视、品评、参与着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见识着当时中国上层与民间的诸多存在，与当时的诸多存在发生了许多该有和不该有，快乐、新奇和苦涩的碰撞。而一百年后的我，一个当时被了解、审视、品评、参与、见证着的民族、国家、文化的后代，住在西式水泥套房里，坐在西式沙发上，就着西式电灯，戴着西式眼镜，一边抽着西式机器生产的香烟，一边慢条斯理地阅读着这些回忆文字，对文字呈现的许多人、事、物均隔寞无比，脑里一边看着福氏是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华大地上生活和存在的人、事、物与文化，一边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自己对这些人、事、物和文化的印象与认知，寻找福氏眼中的中国与自己阅读到的、认知中的当时的中国的差异，一边努力拼凑出福氏笔下的当时的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图像，比较二者间的变迁、传承，体会和伤心着当时中国与当下中国永远遭毁灭、湮没的那一大部分，多少个视角啊！ 福氏不是专门的作家，笔下的文字朴素、直白。或许因翻译，个别地方叙述略显拖沓，让我的阅读少了一些文字审美的意趣，使阅读多了一层文字的隔，好象在对话时需经第三者翻译，如看皮影戏，看的不是真身，而是投射的影。但是，这种隔好象又使我的阅读格外冷静，能细细的、慢条斯理地从投射的影中寻找真实的成份。以我浅陋的学养，我不知道这种真实度是多少，但福氏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就是尽可能客观，也正是这种“客观”，又因于福氏对自己职业与眼光的自傲漫洇出的丝丝自许，使福氏的叙述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也让福氏的形象跃然纸上，让我倍觉亲切、可爱与可敬。如1890年福氏到热河旅游，享受到“像是陈列馆展出了非常稀有的动物”的待遇，他是这样描写的：人群“包围了乡村旅店，挤进院子，进入房间，戳破窗户纸、、、、、、后排推挤前排，人们喊叫、大笑，开始零星地谩骂。”当福氏费尽心思进入寺庙时，其待遇是“必须用一束袅袅燃烧的供香熏蒸全身，清除恶魔。”（P60）。也不全是中国，也有针对德国人：“德国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德国人，无论男女，在思想观念、生活状态、交往方式上，简而言之，在各个方面，那么大程度地努力追求与英格兰人的举止相匹配。”这种媚英行径使福氏近乎悲愤，深感“直到20世纪初，德国人虽然经济上精明强干，具有学校教育的优势，文化上却只是英国的附庸。”当时德国的情形与当下中国的情形有点相类。几个月前，我从福州返德化，试着一路寻找中国元素，可除了车头的德化瓷弥勒，路边偶或闪过的零星的老屋，余者无一是纯粹的中国元素，车是西式的，高速公路是西式的，路边的高压电线与电线杆是西式的，房子是西式的，就连喝的矿泉水也是西方发明的。 福氏的回忆录贯穿其一生，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最在意的是福氏在中国的经历，对当时中国发生和存在的人、事、物的态度。撇开福氏服务于德国政府与商业利益的工作职责不说，福氏对中国，对汉学、对中国文化，对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人、事、物，无疑的是怀有满满的感情，用时下的话来形容就是整一个的“亲中”分子。因此，在阅读中会不时遇到其耿介正直的人格闪出的火花。他觉得德国窃取胶州湾的利益是不光彩的，西方各国（包括德国）对李鸿章出访时的表现“毫无尊严”。从福氏的经历（福氏夫子自道是“实践生活”）看，福氏绝对是个干才，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汉学专业的建立与发展，筹办青岛中德高等专科学堂诸事功即为明证。他对一些事的判断与处理的方法与手腕都值得称道，对当时格局与事态发展的看法都有可圈点的地方。惜条件所限，无法深入研读，兹仅从本书摘录几则。如，“在欧洲，在无法解决英、德分歧以前，我们无法维持和平。”（P67）福氏发此议论是十九世纪末。十几年后，一战烽火熊燃。如对“百日维新”的看法：“这些众多的牺牲者，必须为自己的冒失、令人实在吃惊的缺乏政治判断力而付出死亡的代价。这些人中，有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也有上了年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高官显贵，他们曾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对维新派的某些令人可以理解的思想表示过同情。在此，正如人们在历史中常见的那样，当政府感到它赖以站立的大地摇晃的时候，会通过上了瘾的跟踪和盛怒的残暴来对付假定的反对者，以平息它自身的恐慌。”写到这里，我的意识之水又潺潺流响——假如“百日维新”的君子们能冷静一点，能顾及一点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能认识一点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态，将改革的脚步放缓一点，光绪帝能少一点急躁，多一点沉稳，志大才疏的康有为不是如其胞弟康广仁所批评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等等，那么？历史能那么吗？所谓旁观者清。无疑的，福氏是冷静的，认识也是中肯的。这种冷静中肯的认识遍及全书，包括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事件、台湾土著人对日据台湾日本人的反抗、游历美国时对美西部破坏环境的开发、俄国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国际意义等。 木心有言：人们在看我的画时，我静立旁边，看人们的眼睛。这种交锋是无声的，但内里已过招无数。我在阅读时，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幻觉）：福氏就飘浮在的眼前 一米远处的空中，左手托着下巴笑笑地看着我，眼中流着些些的自许、睿智与悲悯。我好想问他为何对二战的叙述那么简略？想与他探讨1945年德国战败的深一层的看法，想问他晚年是否想起中国的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诸事件，想问他是否愿意将两者置于东西方文化、民族心理体验诸视角上进行比较研究，想问他身处当时柏林和其他地方固有的对中国的看法“肮脏、胆怯、落后、可憎，只有一点还算不错，即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利用他们令自己飞黄腾达；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是依赖顺从的表现，最多也就是一种学者的怪癖；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民族。”（P106）的偏见，对自己将汉学作为一生的事业有没有后悔和产生过退缩的念头等等。遗憾的是福氏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撤手人寰，怀着对德国处境深深的失望：“就我视野所及，我在民族阴暗的云雾中，看不到明亮的希望之光，但是我宁愿相信，在有点昏暗的光亮中，能够辨别出绝望中的安慰话语：留给被战胜者的唯一拯救，是不再有被拯救的希望。”想起现在的德国与中国，我在福氏的眼中看到严谨、坚韧、自许与豁达的微笑。是的，还是自许，但多了一份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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