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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龙山时期自然灾害与大禹治水真谛
徐海亮
华夏文明的出现与发展，不能离开对全新世早、中期自然灾害群发的总体考量。裴李岗农耕文化出现以来，先民的自然灾害意识与天人关系观，以及适应与改造生存环境的努力，在大禹治水时期达到了高峰。正是一次次的生存危机，一次次致使文明萌芽毁灭的灾害，促使先民在克服危机、转化危机的过程中，重动、推进与升华了文明。各部族抗灾、治水中形成的诸位领军人物尤其是大禹，集中了先民的经验和智慧，万方合力，整治山川、垦辟田土、恢复农耕，把各族群带出灾难融合为华夏民族，兴刑典纲纪，创国家制度，中华文明由此进入了禹～启的王国时代。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活动，主要发生在古代的豫州、兖州地区。相关传说，反映了龙山文化后期，先民在黄河主流横扫华北平原，重新入注渤海以后，应对巨灾群发和糜烂不堪的下垫面环境，梳理黄淮水系、平治土地的活动。这是近200年治水活动的传承――叠合――集聚的记录，其发生的首要地区，应该在黄河大冲积扇顶部的郑州地区。
就总体而言，距今9000～4000年，是黄河下游的气候适宜期，温暖湿润，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其中，距今8200年～5500年是温湿期，略有冷暖波动。5000年前的气温波动，促进了仰韶文化的结束和龙山文化的兴起。也正是那时，全球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太阳活动和地球轨道变化等因素使平均气温下降2至3度。洪水与酷旱频发，摧残农耕文明，一度给史前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全新世早期到中期末，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恶劣的剧变，反而成了激发文化跃变的因素。有学者认为：8000年前的升温增湿，土壤发育，裴李岗、磁山农业文化兴起；而7000年前的气温突然降低、旱涝频甚，文化却出现跃迁，早期的农业文化蜕变为辉煌的仰韶文化。5000年前的气温从峰顶下降，却迎来龙山文化崛起。4千多年前出现系列降温和洪涝灾害，持续严寒200年，极端性的地震与洪灾送走了龙山文化。干凉气候成为大禹治水成功的一个条件。气候环境的适宜性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的过程，黄河文明却在这些重大振荡性灾害中持续上升、迂回发展。 地质与环境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段频发出现的自然灾害。全新世早期和中期，出现过多个强震高发期，诸如公元前8670-7920年、前7190-6900年、前5695-5255年、前5255-4880年、前4470-4250年、前4250-3945年、前3115-2860年、前2440-2010年、前2010-1610年等等，高发的强震往往与极端寒冷、毁灭性洪涝和海侵事件连锁、伴随发生。 进入农业文化适宜期以来，这些对于当时的人们，的确是天翻地覆的经历。 从海洋地质和黄淮海地区第四纪研究看，最近一万年黄河并非都是流向渤海的。至少，大约距今4800至4600年期间，黄河的主流曾从现今的江苏入黄海。这是龙山时期华北洪涝变化的一个前提。分析黄淮海平原在更新世各期的岩相古地理图，历史时期的黄河南泛，只不过是史前黄河南泛和地质时期多次黄河干流、泛流从淮北平原入海的重演而已。不然，这个华北大平原是何时塑造的呢？王青认为：“在距今46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早期，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改道，走今淮北平原的废黄河一带入海”。 周树椿也说“黄河南流时，荥泽、圃田泽、崔符泽、逢陂泽是黄河南流的故道”。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河南下黄海，它又是什么时候掉头北上，而且北上的水流达到怎样的程度呢？ 有人认为华北构造基底和构造活动控制着黄河的走向，而在距今4700年后，华北一次重大天文灾害可能重创了河北平原的古水系，导致黄河再又回到河北，汇入渤海（王若柏，2003）。也有人认为共工怒折不周山的传说，是指距今4200年左右，黄河再度北流入渤海，得力于发生在太行山南端的一次空前大地震（任美锷，2002）！ 这些地质、地貌和水系变迁的重大问题，随探索和研究的深入，迟早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不论黄河发生什么程度的变迁改道事件，她都在黄淮平原上制造了一系列巨大且持续的、今人难以想象的，水无常形的洪涝灾难。水系全部打乱重新组合，沧海桑田易位，是与海平面抬升、湿润－洪涝事件叠加的。这种情形可能导致华北平原水区增多，先民不得不颠沛流离，寻找新的家园（历史时期黄河南泛，豫东、鲁西南水系重组，经历了金元明三代，到明中叶才初步稳定下来，也有三、四百年的极其混乱过程）。过去的研究多从气象水文灾害来推测论证大洪水的背景，从更宏观的地质构造活动、海洋振荡、河流改道和季风变化气象振荡的灾害耦合、灾害链来考量，可能更为全面。 洪业汤认为距今5900—4200年，金川泥炭纤维素氧、碳同位素变化处于低谷，即为低温冷谷和湿润时期，降水明显比现代为多。 中原龙山古城（包括夏禹政治中心之一的登封阳城遗址）也多有洪水冲蚀的痕迹。这些发现和研究，说明尧舜治水时代确实有过一个较为漫长的多水期。大水不是局地偶发，而是黄河中下游广泛存在。《管子·山权数》说的“汤七年旱，禹五年水”，《墨子·七患》说的“禹七年水”，《庄子·秋水》说的“禹十年水”，都是对这一群灾并发时期的可信记述。 吴文祥与葛全胜曾概括大量现代科技手段证实的400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事件: 祁连山的敦德冰芯和红原县泥炭沉积物两种气候指标，记录到4200～4000aB.P.季风强度减弱事件；南海北部陆坡表层海水盐度，表明夏季风在4200～4000aB.P.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湛江湖光岩玛洱湖沉积物干密度揭示4250aB.P.左右的降温事件。内蒙岱海老虎山文化由于4200～4000aB.P.气候的影响发生衰落，该地区的先民被迫迁徙，留下200余年的空白。西亚两河源区的凡湖沉积物石英百分含量显示在2250～2050a B.C.之间，出现5倍于正常值的钉子型风尘异常值，指示一个强烈的干旱期；阿曼海湾海洋沉积物记录了在2200a B.C.前后持续时间约300年的一个5倍于背景值的粉尘堆积异常值；秘鲁北部的瓦斯卡兰山地，冰川岩芯记录揭示出4200aB.P.前后，当地发生了一次过去17000年以来最为显著的粉尘堆积异常值，指示异常干旱事件；美国西南部内华达州印度公园的树木年轮变化研究表明，2170a B.C.前后发生了过去4500年来最为显著的一次干旱事件。可以说，这个时段是一个全球性的灾害群发期。 特别需要指出，全球性的普遍极端洪水也许恰恰发生于这么一个低温、干旱时期，而气候极端时期发生的洪水，一定是更为可怕的。而这些，可能就是台骀与大禹治水的宏观背景。同时，与地震灾害链联系的超常大洪水，以及地震次生大洪水也会发生。2008年汶川地震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理解典籍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曾到过岷江边的映秀湾工地，后来又溯岷江到叠溪海、九寨沟，感受过从都江堰到茂、汶的山川地貌。所以，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唐家山堰塞湖出现之时，忽然顿悟，《尚书·禹贡》讲述的“汶山导江”——是否就是疏通强震堰塞堆积物？《禹贡》中的“导河积石”，可能也是指疏通积石山地震堰塞体甚或自然溃坝以后的残余堆积（吴庆龙，2008）。2012年9月，笔者参加了“积石峡与喇家遗址——环境考古专家研讨会”，曾与考古与地质专家一起乘车，由积石峡大坝上溯考察，亲见两岸存在多个滑坡体。有学者说，测年发现滑坡体时间不等，有些在距今１万年至3600年间。而无论滑坡体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部分甚至全体崩塌堵塞河道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堰塞体早已存在。古人传说中的洪荒时代，是否反映的就是天文灾害、地质地震巨灾、巨大海侵所引发的链状与次生纠结的空前大灾难呢？ 海平面的变化，也会给华北平原带来洪水灾害。渤海最大的海侵岸线，分布在现代海岸向陆方向30-100公里，距今7-6千年（有的延迟至5500年），古海面高度为＋1-2米左右。 渤海海面波动，形成了距今4700年～4000年、3800年～3000年、2500年～1100年的三道贝壳堤，每一次波动，都影响到黄河河口段的泄水、输沙，引起下游多处骚动。《尚书·禹贡》中说的“逆河”，就是河口段反坡降的写照。后代，如两汉渤海海侵影响，有时还可上溯一、二百公里，北宋欧阳修所谈论的黄河下游淤阻，也旁证了当时从东海到渤海，的确有过一次较为显著的海侵事件。 根据大环境判断，大禹开启的也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治理事业。真实的治水区域，主要是《禹贡》中讲的兖州、豫州地区。在郑州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期（距今4700-4200年）的古汴河、颍河泛道，就证实了黄河主流一度南下入淮的历史。而从近年对于郑州地区地貌、地层、表层沉积和水系演化考察研究来看，龙山文化后期的治水开发，可能首先就在夏后氏族团活动中心的中州，特别是处于黄河下游全新世冲积扇顶部的郑州和开封、新乡地区。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的背景大致是：黄河主流北上归故后，干流以南黄淮平原的水系混乱，旧道壅塞，新道未开，雨涝无泄，湖沼遍布，沮洳不堪。传到后世的“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一”（《管子·揆度》），可能正是对龙山晚期华北平原水泄不通、洪涝弥漫的客观写照。先民整理田间、排出涝水，禹“浚畎浍而致之川”、疏浚排洪河道，理顺黄淮平原糜烂的水系，使其顺自然地势形成人工分野，致使横野之水实现“地中行”，不再漫流泛滥。同时，禹“陂障九泽”（《国语·周语下》），“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令益于众庶稻，可种卑湿”（《史记·夏本纪》，在豫州地区规模性平治水土，人为治理坡洼陂泽、沼泽湖池，开辟垦殖、发展稻作。各种典籍把龙山文化后期长达200余年的兖、豫先民治水、开辟垦殖活动的传说，辗转记录演绎，层层累积，高度集中，投影于这个创世纪的治水英雄禹王一身。 以夏禹为代表的华夏新的文明正是在血与水的炼狱中涅槃的凤凰。 对于黄河下游的先民来说，最急需改变的莫过于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变化尤其环境的剧变激发了华夏先民的创造性。大禹以前，黄河流域产生了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易卦，或许是远古先民发展农耕、对自然界灾害规律的探讨与总结。《尚书》《竹书纪年》说大禹得河图，《墨子》说夏启卜铸鼎，另有夏传“连山易”之说。而后人将《易经》的内容概括为“不易”、“变易”“简易”三个原则，揭示了“变”与“应变”的易学本质。从易学角度看，因水性即因地制宜，就是大禹对付洪水的“应变“措施。而反过来看，河图、洛书很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思想结晶。大禹治水升华了先民的自然观、哲学观。与易学思想相应的是崇龙。传说尧都在山西临汾地区，这里考古发现了陶寺古城。其中相当于“王”级的一个大墓中，出土有彩绘蟠龙陶盘，这也是中原地区最早的蟠龙图案。史前各种各样的龙形图案，如距今65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大墓中东苍龙西白虎的蚌塑图案，以及《易经》文辞，都以龙代表东方、太阳、春季，健行的大天，透露着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尧舜命共工、鲧、禹相继治水，不屈不挠，继承的正是迎战灾难的自强不息精神。 大禹疏通九川，治理九泽，划全国疆土为九州，确定了以黄河为中心各方通向黄河的水道，这些绝不可能是贸然的随心所欲的。在分散的广阔的地域中，各地区治水的队伍如何协调，如何传递信息？公共的共同的语言已经流通，而文字可能也有相当的发展。先民已有的天文气象和地貌地层土壤意识，在治水中也会有质的飞跃。治水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禹治水针对水土重新配置，最直接的成果是物质的，更重要更本质的成果却可能是精神的。大禹和各个部族的英雄领袖引领先民走出灾难，治水承上启下，传续着民族的创造与拼搏精神。它凝聚了中原周回各个部族，融合成族团联盟，进而锤炼和铸造了一个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华夏民族，也造就了一种特定的民族政治文化。在克服、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先民的自然观、社会观得到洗礼，在灾后重建中，实现了认识、观念、方法和社会制度的创新。龙山后期200年在组织全社会防灾抗灾、大区域规模性治水的同时，准行政功能发育，从部落联盟的民主制派生出治水集权、治水集权制度，并且催生了王权，从而实现从古国、方国——联盟聚合到王国的划时代嬗变，促进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机器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重组、文明再建，并且使整个政治文化发生了跃迁与升华。 此外，需要说明，大禹西川说、大禹东南说，在大禹学和禹王治水研究中，也有相当的影响。诸如：治水就是治理西川之水，即《山海经》叙述的是西部群山江河；治水是治理东南之水，或者就是宁绍平原之淫水，大禹陵墓就在会稽山嘛。甚至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认为禹王是南方治水的神话人物，神话中心地点就在绍兴。笔者认为，神州大地，尧舜禹时代各处可能都存在水患与治水的事实。夏后氏可能派遣族裔人才四下传播治水经验，交流治水方法，甚至领导主持治水。真实的禹王也可能在南巡会稽计功时辞世于江南，越王也真可能是禹王夏后氏之后裔。不过，虽然为禹王守陵的姒姓后裔至今还居住在会稽山下，但夏后分封的姒姓氏族如有扈氏、有莘氏、杞氏、寒氏、鲍氏等等，多在今河南、山东；与夏后氏族通婚氏族也多在河济地区。笔者还是从地理环境、灾害、山水、政治中心看，倾向于夏禹活动的中心在河济地区。 笔者还以为，大禹治水并未得到海内外充分的认识与应有的评价，盲目的疑古和蓄意的历史虚无观仍时有再现。一个原因是人们历史自然、灾害环境与考古文化的整体匮乏，另一个原因是中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差异或者冲突。尧、舜、禹构筑起的治水文明与西方学者视野中的灌溉文明是截然不同的。 世界早期农业文明的类型与系统，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若以物质文明的基础——主要粮食作物为根据，可划分为种植玉米的中美、南美文明；亚洲东部、南部有稻米、粟米的东方文明；西亚、北非、欧洲有种植大麦小麦的文明。从生态格局看，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繁盛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为稻作区，黄河流域和广大北方地区为粟作区，黄淮之间为粟、稻混作区。苏美尔人曾整修河道，兴修水渠，使大片土地变成农田。古埃及人也早研究了尼罗河的泛滥，结论是洪水越大，收成越好，所以他们有最早的水坝。那些培育与种植小麦的地区，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这甚至是统一国家的产生的基础。但是，大禹治水的北方地区，在大禹之前的4000多年培育的农作物是粟。粟是耐旱作物，生长于能够自肥的黄土地带，基本不需要灌溉，是旱作农业，雨水农业。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气候干旱，人口增加，小麦大规模播种的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才有了后代意义的规模性渠水灌溉水利。人地关系中最基本和最活跃的，就是人与水、与土地的关系。 所以，只有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灾难背景，立足于区别于两河、埃及、印度等地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独立环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大禹治水。
结语：大禹时代的水利活动，主要是治理水患，防洪浚河，排干沼泽洼地积水，扩展土地，改善人居，垦辟耕地。平治水土的首要地区则是在黄河下游大三角洲顶部的河济地区。 以上转自 徐海亮专著. 郑州古代地理环境与文化探析[M]. 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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