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弘易
中医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成书于距今2500多年的战国时期，源于《周易》、鉴之《老子》，集《素问》、《灵枢》162篇医论文章，近20万字的篇幅，“治未病”为其主旨核心。《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灵枢·逆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能“治未病”者，称为“圣人、上工”，上工守神、下工守形，战国时期道家著作《鹖（hé）冠子》记载：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户）。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lǘ，二十五家为一闾）。若扁鹊者，镵（chán刺）血脉，投（掷）毒药，副（pì剖开）肌肤，闲（空虚）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扁鹊于病守形，为“治已病”的下工，其长兄于病视神，为“治未病”的上工，唐代名医孙思邈则在《备急千金要方·论诊候》直接指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治未病”，被视为中医最高境界，历代名医大家，皆对“治未病”推崇备至，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圣人消未起之患，治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元代名医朱丹溪：“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格致余论·不治已病治未病》）；明代名医张景岳：“治于未形，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见其安不忘危也。……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类经》）；明代袁班：“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证治心传·证治总纲》）。
治未病，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概念，久到中医学的肇始之作《黄帝内经》，新到现代的“治未病热”。现代治未病的内涵，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然而，这些措施的落脚点是什么，却语焉不详、莫衷一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落脚点，何谈曰“治”？按现代字义理解，未病如果是没有病，没有病为什么要用治？既然没有病，那还治什么？《黄帝内经》又为什么只用“治未病”和“治已病”来囊括治病的所有内容？出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治未病”本义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若想正本清源，则需要回到《内经》著述时代的文字字义本身来探讨。
第一个字是“病”，病，篆文由疒和丙
构成，《说文解字》：“病，疾加也”，《玉篇》：“病，疾甚也”，疾，甲骨文本义外受箭伤，加重而生内患，需要卧床休息，即是“病”的本义。患，本义居家休养、痛苦忧心，病是内患，所以现在称“生病”为“患病”，称“病人”为“患者、病患”。疒（nè），本义卧床休息，《说文解字》：“疒，倚也。人有疾病，像倚箸之形”，倚，半立半靠，依靠。丙，本义石器孔洞中装的鱼尾状手柄，《说文解字》：“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史书·律书》：“丙者，言阳道著名，故曰丙。”丙为物成、丙为因阳盛而显著，“丙”与“疒”结合构成的“病”字，是说外受箭伤，入内化热而加重，需要卧床休息，现代“感染发炎”说得更为直接。丙在天干五行之中属火，无论体内自生的火，还是外感而生的火，均为“病”的主要原因。丙，由“内”和“一横”构成，一横为指事，指“邪”与“正”在体内相争、阳盛显著为丙，阳盛则阴衰，阳盛显著即为阴阳失衡显著，因此，病，即是人体“阴阳平衡”发生显著改变，呈现“阴阳失衡”显著状态。
第二个字是“未”，未，甲骨文为树木的枝杈上部再加一重枝桠，本义树木枝叶渐茂，尚未开花结果，意思是正处在枝叶渐茂、“尚未”结成果实的过程之中，这才是“未”的本义，不是现代理解的“无、没有”，而是“有”，只是“尚未”最终成形结果。把“未”的过程本义和“病”的显著本义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未病”本义，即：未病，即是人体“阴阳平衡”处于“非显著改变”路径，尚未呈现“阴阳失衡”显著状态。病是未病发展的结果，未病是病前之病、未至之病。“病”与“未病”没有截然分界点，两者都需要“治”，并且“治”的思路是相延续的。《素问·四气调神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素问·刺热篇》：“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灵枢·逆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发”为投掷而出，“生”为草木破土萌发，“盛”为满溢显著，“已”为胎儿出生，均属于“病”的显著状态；“未病、未发、未生、未盛”，则均属于“未病”的非显著状态。清代·陆懋修《世补斋医书》指出：“今人之所谓病，于古但称为疾，必其疾之加甚，始谓之病，……未至于病，即宜药之，此则《内经》未病之旨。”未至之病即未到之病，也就是说，人体所有的“病”前状态，都属于“未病”状态。在中医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无病人群”是不存在的，人群之内，除了“病人群”，就是“未病人群”，“所有人，不是在病人群里，就是在去往病人群的路上”，正如恩格斯所说：“人自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病人群”即是现代指的“疾病人群”，“未病人群”，既包括现代指的“亚健康人群”，也包括所谓的“健康人群”。“未病”是“病”之前的阴阳平衡非显著改变，属于“病前之病”，因此才需要“治”。换句话说，“治未病”和“治已病”，包含了“治病”的所有内容，而这正是《黄帝内经》只用“治未病”和“治已病”来囊括所有治病内容的答案。
第三个字“治”。治，金文由（乱，相互辩论批驳）和（司，主持公正）构成，本义拔乱反正，变乱为不乱；篆文由（水，洪水）和（台，土石堆筑的坝堤）构成，本义引水筑坝。拔乱反正，即如“缫（sāo）丝”，水煮杂丝乱缠之蚕茧，抽出齐整不乱之细丝；治水之法，须从水源初始之处开始，依势筑坝而疏通。水煮者，喻法；始源、依势者，喻理。“治未病”，就是对人体
“病”之前的“阴阳平衡”非显著改变，依初始之势进行拔乱反正。“阴阳失衡”就是乱，初始的“阴阳平衡”就是正。将人体非显著的“阴阳失衡”，复归人体初始的“阴阳平衡”，就是“治未病”！
人体初始的“阴阳平衡”，是人体先天禀受、与生俱来的阴阳盛衰平衡、阴阳寒热质性及五藏胜复平衡，称为人体“天和态”。五形人先天禀受、与生俱来的阴阳量平衡、阴阳寒热质性、形质特征及五藏胜复平衡，则称为五形人“天和态”。其中，阴阳量平衡包括阴多阳少平衡、阳多阴少平衡、阴阳均平平衡；阴阳寒热质性包括质阴、质寒与质阳、质热；形质特征包括湿热形质、阴虚形质、痰湿形质、湿热兼阴虚形质、阳虚形质；五藏胜复平衡包括木形人以肝木盛为核心的五藏胜复平衡、火形人以心火盛为核心的五藏胜复平衡、土形人以脾土盛为核心的五藏胜复平衡、金形人以肺金虚弱为核心的五藏胜复平衡、水形人以肾水盛为核心的五藏胜复平衡。木、火、土、金、水五形人由于各自禀受不同，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天和态”。木形人“天和态”为阳多阴少、形质湿热、五藏胜复平衡以肝木盛为核心；火形人“天和态”为阳多阴少、形质阴虚、火大水小、五藏胜复平衡以心火盛为核心；土形人“天和态”为阴阳均平、形质痰湿、五藏胜复平衡以脾土盛为核心；金形人“天和态”为阳多阴少、形质湿热与阴虚互兼、五藏胜复平衡以肺金虚弱为核心；水形人“天和态”为阴多阳少、形质阳虚、水大火小、五藏胜复平衡以肾水盛为核心。五形人“天和态”呈现显著改变，即为“病”，五形人“天和态”处于非显著改变路径，即为“未病”。对五形人“天和态”显著改变进行拔乱反正，就是“治已病”；对五形人“天和态”非显著改变路径，依初始之势进行拔乱反正，就是“治未病”，二者囊括了五形人的所有治病内容。作为五形人初始之势的“天和态”，即是治未病的目标，又是治未病的起点和终点。而“天和态”非显著改变的路径，即为五形人“治未病”实实在在的落脚点。同样，“天和态”呈现的显著改变，即为五形人“治已病”的实在落脚点。以复归“天和态”为目标，对五形人“天和态”非显著改变路径，实施拔乱反正，即为五形人“治未病”。
五形人“治未病”，目的为不得“已病”。《淮南子·说山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不得“病”，是积极“治未病”的最终目的。临床上，对于与已病藏腑相关联的、处于未病状态的藏腑，要积极“治未病”，如战国名医扁鹊：“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难经》）；汉代医圣张仲景：“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金匮要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伤寒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清代名医叶天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热论》）等，其最终目的，是使与已病藏腑相关联的藏腑不得“病”，此点对于整个人体健康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理论称此为“已病防变”；对于病愈之后，宜积极“治未病”，进行饮食、劳倦、外护等方面的调摄，防止食复、劳复和复感，如《素问·热论》：“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伤寒论》：“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大病瘥后，劳复者”等，其最终目的，是使已经临床治愈的“病”，不再复发，现代理论称此为“愈后防复”；六淫、疫、毒、虫、伤等外邪，损伤人体正气，皆可致“病”，宜积极“治未病”，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刺法论》：“以法刺之，预可平疴。……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病则无由入其腠理”等；生命活动“太过”或“不及”，会损伤元气，引起“天和态”改变，形成“未病”，宜通过调情志、适劳逸、节饮食、慎起居等方法，积极“治未病”，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遭形体有衰”等，其最终目的，是使内、外病因所致的“未病”，及时地得到“治”，使其不发展成为“病”，现代理论称此为“未病先防”。“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其内容，皆是“治未病”；其目的，皆是不得“已病”。
五形人“治未病”，目标为复归“天和态”。人体“天和态”是先天禀受、与生俱来的阴阳盛衰平衡、阴阳寒热质性及五藏胜复平衡，就像跷跷板一样保持着平衡，跷跷板的一端为阳火热盛，另一端为阴水寒衰，任何生命活动与内外因素，或是增加、减少阳火热盛，或是增加、减少阴水寒衰，均可使人体“天和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跷跷板的稳定平衡，人体“天和态”发生非显著改变，即为“未病”，发生显著改变，即为“病”。为了达到不得“病”的目的，就得积极“治未病”，而“治未病”的最高目标，就是重新恢复、回归人体的“天和态”，老子称此为“复归于婴儿”，婴儿具有“精之至、和之至”的人体“天和态”。通过“治未病”，人体离“病”就会越来越远，真正实现不得“病”。
五形人“治未病”，着力点为五形人“天和态”改变路径。“未病”，为人体“天和态”的非显著改变，而“天和态”是先天禀受、与生俱来的阴阳盛衰平衡、阴阳寒热质性及五藏胜复平衡，这种跷跷板式平衡的双方，分别为“阳火热盛”和“阴水寒衰”，凡助阳、助热、助火、增盛的“生命活动与内外因素”，均可使跷跷板的“阳火热盛”端升高，势必造成跷跷板的“阴水寒衰”端压低，从而打破“天和态”平衡，形成“天和态”非显著改变，发生“未病”；凡助阴、助寒、助水、助衰的“生命活动与内外因素”，均可使跷跷板的“阴水寒衰”端升高，势必造成跷跷板的“阳火热盛”端压低，从而打破“天和态”平衡，形成“天和态”非显著改变，发生“未病”。五形人各具“天和态”，也有相应的加重“阳火热盛”与“阴水寒衰”的“生命本能活动与内外因素”，即为“天和态”非显著改变因素，生命本能活动主要包括饮食（吃、喝）、二便（拉、撒）、睡眠、性行为、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惊）、肢体运动（卧、坐、爬、立、行、走、跳）、官能（视、听、味、嗅、言）等；外因主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疫气、虫、毒、外伤等，内因主要包括痰、瘀、症瘕积聚等。这些“天和态”非显著改变因素，作用于五形人“天和态”，所形成的五形人“天和态”改变路径，即为五形人“治未病”实实在在的着力点、落脚点。
五形人“治未病”，宗旨为节养元气。“治未病”，就是对“天和态”非显著改变，进行“拔乱反正”，其根本宗旨为“节养元气”，人体的“生殖之气、经脉之气、藏腑之气”均为元气；人体的生命本能活动，如饮食（吃、喝）、二便（拉、撒）、睡眠、性行为、情志（喜、怒、忧、思、悲、恐、惊）、肢体运动（卧、坐、爬、立、行、走、跳）、官能（视、听、味、嗅、言）等均为元气直接主导，人体的所有生命活动、宗气、营气、卫气等，都有元气参与其中，保持上述“生命活动及气的耗散速度”的“中庸”，维持适度的合理性，防止“太过”和“不及”，即可“直接”节养元气；各种病邪进入人体，皆会损伤元气，防止、避免病邪入侵或产生，尽早、尽快祛除病邪，可减少元气的耗损。服用各种药物，都靠人体元气来发挥作用，因此古人提倡，“不用药，即得中医”，用药适度，“祛邪而不伤正”，亦可减少元气的耗损，元气耗损减少，即为“间接”节养元气。中医导引术，可调元气、祛病邪、畅血脉，亦为“间接”节养元气的有效方法，通过上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节养元气，使人体“元气与年龄始终匹配”，元气随时可以掌控此一时间点的空间象，恢复和回归五形人“天和态”。上述“生命活动、导引、药物”三大方面的节养元气方法，即为五形人“治未病”的“三驾马车”。
——选自《五形人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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