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作者 | 张贵 选自《吉林近现代新闻媒介简史》 《吉长日报》创刊于1909年11月17日（清宣统元年十月十五日）。1931年11月底停刊，是旧中国在吉林省出版历史最长的一家报纸。它经历了清末和民国十几年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吉长日报》举步维艰，惨淡经营，生存了22年，它记载了吉林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 《吉长日报》从创刊伊始到1910年10月22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在长春办报，之后，迁移到省城吉林出版,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刊。 《吉长日报》编辑部是清末《吉林日报》的人员班底。《吉林日报》自创刊时起到1909年6月，省咨议局筹办处为其按月筹垫吉平银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两，外加市钱七千吊（合银一千四百两），到该报停刊时，吉林省咨议局筹办处已无款可垫。赔累、亏损达到惊人的地步。吉林行省不得不通盘筹划，司议办法。恰在此时，因报道失密，无法在省城吉林继续办下去。 而《吉林日报》的编辑记者中， 有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不愿放弃这个舆论阵地，想继续通过办报纸来启发教育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适值吉林西路道员颜世清同意，该报移址长春，于是起名为《吉长日报》。因为在长春这一日俄侵略者相争之地办报，可以揭穿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东北各地利用办报制造舆论，掩盖其侵略罪责的丑恶面目，达到维护我国外交和主权独立的目的。 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是连接东北各地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居于重要地位。日俄战争前，沙俄曾把长春作为其侵略的重要目标。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铁路划归日本，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仍为沙俄占据。日本、沙俄都想把长春据为己有。这些侵略者纷纷利用在东北创办的报纸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解，他们在报上刊登假报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愚弄、蒙蔽中国人。因此，急需在长春创办一张主权属于中国且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报纸，同侵略者的舆论机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吉林西路道员颜世清在其《关于请求处理〈吉林日报〉垫款问题呈》中所说：“且查俄人于哈尔滨设有《远东报》，日人于大连设有《泰东报》,各为其国机关。每遇东三省交涉事件，各该报无不强词夺理，冀为彼邦后援，我国外交深受其害。亟应于三省交涉管辖之区，自办一报，藉收抵制之效。当经面禀帅座，准将该报移设长春，改名《吉长日报》，由职道酌筹间款津贴，使资办理，此职道请《吉林日报》移设之详情也。” （一）辛亥革命前的新闻报道 《吉林日报》原编辑部一部分人员在顾植、瞿钺率领下，来长春后，经过充分而紧张的准备，于1909年11月27日（宣统元年十月十五日）在长春城内西三道街巡警一区租房创办了《吉长日报》。为扩大影响和销路，出版的头七号报纸免费奉送读者。 初期的《吉长日报》设有以下栏目：《宫门抄》《上谕》《社说》《东省要闻》《内省要闻》《时评》《译丛》《东省新闻》《内省新闻》《本城新闻》《文苑》《小说连载》《本城琐闻》《市况报告》等。 其版面情况通常是一、二版，七、八版，十五、十六版为广告，其余各版均为新闻内容。日出版两大张，四开(模版)十六块版。在排版方式上，一律竖排。该报各版最小号铅字为五号字，通常用四号、三号字。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吉长日报》，在新闻报道上有如下特点： 1.坚持正面报道反帝反侵略事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外交主权。 《吉长日报》创刊后，一直把反侵略斗争宣传放在新闻报道的首位。该报主笔顾植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说:“光绪甲午年以前，八道风云酝酿未发，夜郎自大，黑未开，视息偷安，鲁人之皋犹非意外。甲午之交，东道已通失。而一纵一横之东清线乃直贯吾东三省腹部，奇局从此辟矣。甲辰一役，两雄斗于间内，而主人凭栏而观，尤二十世纪劈头之一大奇谈也。浸假而新奉条约牵入吉长矣。浸假而安奉自由行动矣。浸假而这条约牵入吉会矣。吾生数十年所闻者不过如此如此。”又说：“吾闻东西各强国虽妇人孺子犹能轩眉谈满洲大势，而吾当道者或茫焉漠焉不知痛痒。人之视我如数家珍，我之自视如坠云雾。”“侦探事实，贡献 社会，对于外交，此本报发起之第一理由也。” 辛亥革命前，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该报经常登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报道和文章。如创刊号第五版上就刊登了四条这方面的消息报道，帮助国人认清帝国主义反动实质。该报还敢于发表评述新闻，如第六十六号五版发表的《满洲商战国》一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是怎样吞并东北的:“近来外人大注资本于满洲者以日人为第一，于南满线募集社债四千万元议案，特许通过，此最近事也。英人第二，美人第三，德人第四。此四国者大有占握我满洲商权独揽天产运售之意。日前，英国其商号代表已在吉林没沙子(著者注：即今德惠市米沙子）、陶赖昭、双城堡各东清车站择空阔地段数处盖修栈房，各该站经理员商议应用地段计没沙子五百平方俄丈，陶赖昭千丈，双城堡千丈，美德各商闻之大有继起之势。 说者谓东省自俄日战后将一变而为商业争逐群雄角斗之场，不四五年，所谓满洲之天产实业将搜索不留余韵，吾国人无插手之地，可预决云。”1911年3月15日 (辛亥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五版新闻栏中刊登《俄远东侵略政策》云：“俄驻伯利总督关达基在远东殖民会社规划俄移民之优待办法，有几至远东佣工及该工人家属均可享受各种利益，并阿穆尔省中金厂除已入俄籍之韩人准其采矿特示优异，余人概不在此例。”又说:“按初九日路透电报，称俄将于春间置水巡于黑龙江，连中国者在内听其调遣云云，实挟其警备队之势力，欲吞并龙江航权为彼专有，而此江之险，盖不我共矣。美哉，河山谁使陆沉？王夷甫诸讵足责哉。” 在言论方面，《吉长日报》于辛亥革命前无惧于对手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横眉冷对，像投枪一样，直指对方痛处。该报在三四三号（1911年1月19日）第三版“社说”《日人必吞满洲之放言》中说：“按日本人对于满洲可分为两派:一派军人则主张以武力从事者;一派实业家则主张以商业为前驱者。自去秋新约得手后，一年以来，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其于满洲前途竟有扬帆直下之势。此后办法可毋庸以武力从事，不过有时为其辅助机关，盖必以商业为前驱有断然者。本篇所论，皆日本全国心理所同然者，特为此君一泄无余耳，录此以警告三省同胞，但知满洲现象如是如是，庶几对于实业上稍谋万一之补救而勿嚣嚣然，徒争空言自为尽其天职也。若一暝不视之，外部吾虽有万言，亦无从告语也。”该“社说”大声疾呼：“诸君诸君，是当急起直追。日本人民能在满洲扩充一分之商务，即得满洲一 分之实权。吾国之商务能在满洲盛行一地，即获得满洲实在土地。（满洲人听者） 诸君诸君。”可不卧薪尝胆，以获肥厚广满洲之宝藏，幸勿失之。余所不满意者，日本国家不能如英之富厚，日本国民不能如英之大资本家。不然则开拓国家之地力，掌握满洲之商务，其在今日乎？吾愿吾国民策群智群力，以谋求之:有农学文智识者，为之开辟田畴;有工业之智识者，为之开采矿产;有商学之智识者，为之管理商务，握其财政。“吾国人努力四五年以后，不膨胀全满洲吾不信也。”“诸君诸君，各负担其责任而行之，不轻轻放过矣(满洲人听者，万驾齐发矣)。” 《吉长日报》在辛亥革命前，经常刊登这样的言论，以鼓舞国人士气，痛斥帝国主义侵略者，使国人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看到中国的希望。 2.宣传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党人在吉林的活动 辛亥革命前，吉林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初步发展。这一点，在《吉长日报》上已有大量报道。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如开明士绅领导的保卫利权运动和地方自治活动，启迪了人们的民主思想，激发了爱国热情。同时，辛亥革命前，不少革命党人曾到吉林开展革命活动。如该报1910年2月2日刊登的消息《延边韩侨隐患》中即有吴禄贞办理延吉边务的报道。尤其著名的是关于安庆起义首领、同盟会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吉省被捕和英勇就义的报道。该报从1910年2月2日东省要闻栏内开始报道直至3月4日熊成基英勇就义时止，每天都有这一事件的连续报道，完整真实地向社会报告了这一事件。而且，从侧而热情歌颂了熊成基的高风亮节。如1910年2月3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东省要闻》栏内《熊成基供状》中报道了熊成基逮捕始末。闻其被捕后曾语人云：中国大局危迫已极，势非从根本上改革不能图存。余所主张在倾倒政府并非有成见。盖西洋各国明达之士、无不盛唱社会主义、重在彰人道均贫富而已。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安庆之役曾以是鼓吹兵士，故乐从者。既失败，余由安徽而山东而来东省，乃闻皖抚无故杀戮多人，其实皆余一人所为，并无第二人预闻其事。至今思安徽遭难死亡之官兵心殊怆然，幸皖人尚不我怪。既到省，遍历各处，无一同志，进扮作工人，改名张建勋，直由大连东渡。适与臧冠三子相遇，盘桓数月，许为同志。前月经臧某致书于其父，为余介绍，返国营商，抵长春时即寓于臧家。其父年约五十，外号冠三。闻臧系长春地方痞棍，与巨匪韩东洋往来甚密。余与遇不知其底蕴，颇忻慰，遂以实告。然东三省再无第二人知我为熊成基者。旋以营商事不成，乃赴哈埠。臧父以信索伙食费。当时适欲与俄人组织商店，无暇作答。指料其如是卖我，且加以刺询贝勒三字，希图功赏，推其居心，有何事不可为。事已至此，惟恨我阅历太浅，否则安庆不致一败涂地，又何致来东三省耶？当余在哈被捕时，所有衣物行囊皆被侦探拾去。入厅署后何司马直以胡匪视我，手脚镣铐较之众囚徒尤苦。其实余日下并无二心，惟求速死而已。至臧冠三想亦难逃法网，其他则无人与我有交涉，决不愿牵累无辜云云。二十三日午后二时半启程晋省，出巡局，多人围观，犹笑语曰：“诸君珍重，我死犹生。” 这条消息后面刊登了《臧冠三就逮记》，记述了拿获臧冠三的经过(臧冠三出卖熊成基，并没有得到好下场，反被指控为犯有窝藏罪而被捕，服刑三年)。很显然，当时的编报人是有意策划这组报道的。1910年3月4日，又以《熊成基慷慨就戮》为题，报道了熊烈士就义前的情景：“十八日，国事犯熊成基伏法。是日早晨六时，狱中先款以洋酒，有江苏同乡某某相陪，谈笑自若，饮尽一盏，已而出狱。 熊欲照相，照毕拥之出巴尔虎门，兵队四面兜围，如防大敌。临刑，熊演说曰：‘我非盗犯，乃欲为民倡义不遂，而死之首领也，今生已矣。我死愿继我而起者大有徒也。’刽子手使熊跪，力扶之，刀起而头落矣。旋即缝其首，置之棺，棺值钱八十吊。是役也，官府悉采用文明办法为异数云。” 在那血雨腥风、到处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人们虽惋惜熊烈士英勇就义之悲壮，唾弃臧冠三卖友之卑鄙，却很少有在公开场合下仗义执言者。《吉长日报》却敢冒风险，赞颂熊烈士言论之一语中的。如1910年5月17日《吉长日报》社主笔顾植在“小言录”专栏中载文道:“熊成基就逮后，尝言‘中国若以立宪而论，即如咨议局事，亦不过添一层压制平民之机关，为官府之附属品而已。’吾闻其言，初以为太过，乃今山西咨议局竟有请兵剿民之事，何其言之不幸而中也，吾又有何说之辞。” 在报道同盟会革命活动情况时，该报称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之伟人和领袖”，赞扬其领导的革命活动。 1912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吉长日报》刊发了“特大号外”。该报同人志贺致辞：“民国大定，国民万岁，履端于始，敢不敬贺。”刊登孙中山先生发各省的电文和吉省各界致北京电稿，表达了这家报纸欢呼民国成立的心声。在这之前，该报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武昌起义和东北各革命团体纷纷响应革命活动的情况。 3.侧重反映人民群众抗捐抗暴斗争、反抗当局黑暗统治。 辛亥革命前，吉林省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打着“立宪”的招牌，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困苦，不断掀起自发反抗斗争。如1911年3月24日第十一版《本城新闻》栏报道舒兰县境内盗贼数名抢劫富豪的报道；1911年2月20日（辛亥年正月二十二日）第三版《东省要闻》栏内报道农民被迫为匪的徐长胜率匪五六十人向阿什河、农安、榆树、新城等处抢劫，同驻地陆军发生战斗，徐长胜抢劫官员官府，劫掠人票的情况，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日益激烈。 4.宣传科学，弘扬西方进步思想文化 《吉长日报》在长春办报期间，以一定的篇幅刊登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闻报道，并设了《科学思潮》专栏。如1911年8月24日第十一版刊登的题为《法国大飞行家演说》的长篇连载，向我国人民介绍飞机的历史和前景，文章很有可读性。该报还刊登文章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在文化科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吉林省，不能不说它带来了文明进步的信息。 此外，《吉长日报》在每日的报纸上还设有《市况报告》专栏，将长春金融市场和 粮米行市的价格变化信息公布于众，供人参考，发挥了报纸的经济信息传递作用。 《吉长日报》从创刊到民国初期，未设专页副刊，只有《文化》栏和《小说连载》《滑稽录》等栏目，其小说连载多是翻译介绍西方小说，《文苑》栏发表的多是些诗词、小品。 （二）编采人员和社会联络 自创刊起，《吉长日报》编辑部人员始终保持精干状态。编辑兼记者，一身二任。如编辑瞿钺，一直就是这样。其主笔顾植，既主管编务工作，又要负责发行、 印刷和行政经理等事务。1915年后，瞿钺任总编辑一职，主持编务事宜。 1922年（民国十一年）12月2日顾植在《补助本社经费请令财政厅补助呈》中所示，该社编辑部有编辑员六人，广告及发行两部三人。夫役及报差六人，每日发行份数两千至三千份。可以看出，尽管创刊十余年，事业有很大发展，但编辑部仍未增加更多的人员。据此推算，该报创刊初期，编采人员不过四五人而已， 并且每日十六块版，其工作量之大、效率之高令今人惊异。 《吉长日报》创刊伊始，就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在创刊号第一版《访编辑员者鉴》中公布，每日午前十时起，午后六时止为编辑吋间，届时，非有特别要事与本社有关系者均不招待。如不在编辑时间须行晤会者，请至接待室，勿枉临编辑所为荷。” 为增加各地稿件和信息来源，《吉长日报》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及省内重点城镇均聘请访员和通讯员。其聘请方法一是报社直接联系聘请延订，二是在报纸上公布延聘公告，函订访员。如创刊号第二版刊登的《本社招聘各地访员》中说：“如有同志愿担斯任，请先寄访稿三日，以便定夺。” 关于对外地通讯员的要求，该报多次在广告版内发表《通讯员规约》。为了 解这一情况，供我们今天参考，在这里把《规约》抄录如下：
《吉长日报》十分注意编辑部与读者的联系，珍视报纸的信誉，经常请读者提建议，发表读者对报纸的批评意见。1910年3月，吉林省流行瘟疫，《吉长日报》刊登了一篇检疫调查员维绍周外出时倒地不省人事的消息。该人读报后给报社写信，说明没有这件事，要求更正。报社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同时报社进行了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同时登报，以维护报纸之威信。 请读者监督报社办好报纸，也是《吉长日报》一大优点，《吉长日报》在创刊初期，就坚持了这个原则。在创刊号第十四版，该报编辑在《报余》栏内发表《敬告阅报诸君》的短文，文中说：“今天是己酉年的十月十五日，就是本报出版的第一天。……诸君诸君，倘若不弃，赐阅本报而且把没完备的地方指摘出来，又把改良的法子告诉本社，那是敝同人等最欢迎的。” （三）经营管理 自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吉长日报》在经营上处于举步维艰、惨淡经营的状态。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省政府的补助，前面已谈到一些。关于补助理由，吉省主要官员都认识到这张报纸对社会影响的重要作用，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力保该报正常出版。如清末吉林省官员邓邦述在其补助《吉长日报》社呈文中说。“当此新政进行时代，维持该社实为万不得已之举。所需经费不得不由官为补助，前垫各款既未便长此虚悬，将来支销更宜预筹接济。现经署司等督同该报社经理员顾次英逐项审计，每日出报二千份多除送阅并公售处扣成外，每月约能收回报费银圆七百五十元，收回告白费银圆二百六十元，共计每月收入不过银圆一千元左右。而每月支出薪工纸料刷印等费约银圆二千八百余元,除两相抵补外，尚不敷银圆一千九百余元，拟请即由公中补助。” 二是广告经营。关于广告刊行办法，在其创刊号第一则广告中即有刊例:用五号字每百字者，第一日，价三角；第二至第七日，每日二角；第八日至一个月止，每日一角五分。用四号字每百字收费，第一日三角五分，第二日至第七日每日二角五分;第八日至一个月止，每日二角。凡登广告至少以五十字起码，过五十字外作一百字;过一百字作一百五十字核算，余照类推。若登长年或过五百字以上者另议。商标图样按占地位核算，字数论前加倍，封面加半，刊资均需预付。 三是扩大发行。到1910年末，《吉长日报》在东北20多个城镇设立了代派处。同时，还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设立代销店。为扩大经销，增加订户，该报制订有利于代派代销办法:本城订一份报纸全月吉洋七角，半年吉洋四元，全年七元五角；外埠订报，全月吉洋八角，半年四元五角，全年八元五角。日本朝鲜有订本报的价同外埠，欧美各国外加每月每份邮费大洋三角。对代派代销者:“(一）百份扣二成(二)百份以外，除百份仍扣二成外，余扣四成。推报费代派人能否全数收到本社概不问。” 四是印刷厂揽收外活，这一项收入极少。对外承揽加工业务有印刷各种书籍及文件。其中，排工:五百字收洋一元，千字一元五角，以下类推；印工:每五百张洋一元，千张洋二元，余类推;名片:百枚四角，洋文加倍。 （四）历史影响 1.《吉长日报》是一张有进步倾向的报纸。 辛亥革命前,《吉长日报》因其编辑部人员受民主革命活动的影响，如熊成基案件，宋教仁来东北开展革命活动。蒋大同办《长春日报》，吴禄贞、周维祯搞延吉边务，林伯渠来吉林办教育。还有廖仲恺、徐镜心等人在吉林的革命活动等等，该报对此都进行了报道。但是，《吉长日报》属于官办报纸，不可能直接地、公开地报道、宣传革命党人的活动，只能从侧面或反面报道这些事物的动态，或者在报面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正面报道。 2.《吉长日报》高举反帝反侵略的大旗。 《吉长日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恶行径及阴谋的报道，多在全国各大报转载。各报评论以此报为依据。正如1922年（民国十一年）12月2日顾次英《告为补助本社经费请令财政厅补助》中说:“用特组织此报，藉以摘发隐谋，披露真相，故自发刊以来，如宣元中日图们界约等，津沪舆论均视我报之记载，为评判之根据。” 3.为吉林省的文明以及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前清时代，吉林属封禁之地，人烟稀少，几乎处于原始荒蛮时代，根本谈不到文明进步。1653年后，方准直隶山东移民至此。自那时起，一直处于封闭的军治状态。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东北推行新政，搞立宪活动，才大张旗鼓地办学堂办报纸，开通民智。而《吉长日报》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创刊的。它不但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信息的传播，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提高了人民认识社会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东北尤其是吉林省的文明进步。 《吉长日报》在风雨飘摇、政局动荡的民国初期维持出版了22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在日本关东军侵占吉林市时被迫停刊。 当然，《吉长日报》毕竟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创办的报纸，是统治者的“耳目喉舌”，是直接为他们服务的舆论工具。不可能完全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成为被压迫阶级的言论工具。但从总体上看，这张报纸的功绩是远远大于其过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