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论》，[美]爱德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版

1993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BBC）邀请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发表当年的瑞斯系列演讲（ReithLectures），主题为“知识分子的再现”（Representa-tionsoftheIntellectual，中译本题为《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后来结集成书，成为反思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经典论述。萨义德是谈论这一话题的理想人选。作为专业人士，他曾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以《东方学》（1978）一书铸就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位列该校地位崇高的九位“校聘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之一；另外他积极介入世界政治，被视为巴勒斯坦乃至中东在西方最为雄辩的代言人，素有“巴勒斯坦之音”的美誉；此外，萨义德音乐造诣特深，直追法兰克福学派巨头阿多诺，既弹得一手好钢琴，又是极富洞见的乐评家；1999年，他同犹太裔指挥家和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组建了“西东合集”乐团（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亦曾应邀加盟），致力于以音乐消融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文化隔阂。

萨义德曾把自己的知识生涯划分为文学、理论、政治、美学四个时期（《格格不入》导读p3），其道一以贯之——人文主义。如果说东方主义是萨义德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矛，那么人文主义则是其守护人类良心的盾，而知识分子就是一位执矛挎盾的斗士。由于英国人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偏见（《关键词》p246），萨义德演讲的消息传开后，有反对者指其卷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太深，不具备登上讲坛的资格。萨义德回应道：“所有这些批评反而支持了我系列演讲的主题：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论》序言p2）在旁征博引地论述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之时，萨义德更是现身说法，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向全世界宣扬了“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引述了以色列阵营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于19世纪俄国作家的微词，并反其意而用之——伯林曾在《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每一位俄国作家都由于某种原因而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众舞台上发表证言”（《俄国思想家》p155），最终却造成“极端后果”（《俄国思想家》p156）——萨义德则大赞此种气质“依然关系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知识分子论》p18），并举出自己敬重的萨特为证。此番言论彰显了伯林与萨义德政治立场的差异。陆建德先生在《词语的政治学》一文中亦点明了此种差异：“受到威廉斯影响的萨义德乐于自称知识分子，并以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感为弱者争取权利，伯林则会拒绝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关键词》代译序p8）这里的“知识分子”在伯林的文章中对应于“知识阶层”，特指相信启蒙理念并积极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文化群体，相当于左翼革命者；而伯林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则是指那些专业人士、学者（《俄国思想家》p141、《伯林谈话录》p166-169）。在福柯那里，这种区分相应地被表述为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特殊的”知识分子（“specific”intellectu?al）。萨义德则区分为“业余者”与“专业人士”。作为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萨义德推己及人，对犹太人的苦难表示同情，进而认为“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正因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经历过的自己民族的苦难，所以在自己民族现在可能把类似的罪行施加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时，你也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知识分子论》p41）

这里萨义德呼吁再三的“你”，暗指能够在英美以三国犹太事务中呼风唤雨的伯林。然而，巴以问题之复杂危险，世人皆知，纵使伯林长袖善舞，也不敢冒犹太之大不韪轻易作出回应。1961年，身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对于犹太人的“无根基性”“无政治性”以及犹太组织领袖的消极作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指责“犹太人只考虑与自己历史有关的事”（该书p36），认为对人道的罪应该由国际法庭来审判，而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艾克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因此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法庭是一场失败。阿伦特因此遭受口诛笔伐，被斥为“反以色列、反犹太复国运动、是个厌恶自己民族的犹太人、法的纯粹主义者、康德式的道德家”（该书p78）。伯林则更为情绪化地说此书“讨厌”而且“荒谬”（《伯林谈话录》p79）。遗憾的是，萨义德并没有提到如此符合他心目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阿伦特的例子，或许他有鉴于演讲时的巴以局势而心存顾虑，此种付诸阙如乃是一种无奈的修辞？

不过，我们不要因此而怀疑萨义德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就在演讲开始后三个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阿拉法特同以色列总理拉宾签订了《奥斯陆协议》。虽然萨义德向来主张巴以双方和平共处，但他坚持原则，认为该协议出卖巴勒斯坦而投降以色列，不啻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和约”。萨义德不但拒绝了白宫对其出席协议签署典礼的邀请，而且撰文《重整与抵抗：寻求巴勒斯坦独立》檄讨PLO（萨义德于1991年已经同阿拉法特决裂，辞去了担任14年之久的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独立议员职务）。两年后，拉宾亦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剌杀，巴以和平进程从此中断。其险若此。伯林直到1997年10月16日，也就是他去世前20天，才写下了一份声明：“恳请以色列人民接受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须继续作为犹太国的首都，但他同时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联合国制订的一份国际保证书，以保障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他告诫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只会带来双方坚持本民族第一的恐怖分子无休无止的恐怖活动以及野蛮的战争。”（《伯林传》p403-404）11月7日，伯林葬于牛津的犹太葬区，以色列各报纷纷刊载他最后的那份和平呼吁书。伯林这份临终声明被看作“对自己的生活作一番整理，与自己的良心言归于好”（《伯林传》p404），亦可视为对萨义德姗姗来迟的回应。

在死亡面前，萨义德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早在瑞思系列演讲之前两年（1991年），萨义德即被查出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无异于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他一如既往地发愤著书、奔走呼号，密集而迫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1993―2003），萨义德出版著作凡13部（其中包括《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身后尚有《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及《晚期风格》等重量级遗著出版。此外，萨义德还有大量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关于巴勒斯坦的考古学、论巴赫与贝多芬、回顾康拉德，甚至一部关于家庭、童年与背叛的长篇小说（《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p637）……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因死神的到来而未能遂愿。

终其一生，萨义德对知识分子这一命题言传笔述，身体力行。如果说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所推崇的乃是福柯式的“不屈不挠的博学”（arelentlesserudition）,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搜寻另类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知识分子论》p8）以揭橥真相、启蒙民众、对抗权势的话，那么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萨义德所重申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人文主义则是一种建设性的理想。这绝非一种理论上的倒退——虽然萨义德曾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那里受到巨大启发，但他仍不满于后者“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知识分子论》p111），“把自己和权力结盟”而沦为“权力的抄写员”（《知识分子论》p126）——早在自己的第二部著作《开始：意图与方法》（1975）中，萨义德就吸收了维科的人文主义历史观——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也能够为人所认识——故而用人为的、世俗的、复数的“开始”（begin?nings）来对抗神圣的、神话的、唯一的“源始”（origin），“每个批评家都需要以某种方式为自己形塑一个出发点，让他具体地沿着一个既定的工作路线前进”（《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p29）。这一注重“现世的”（theworldly）“世俗的”（secular）人文关怀成为贯穿萨义德所有作品的母题，在萨义德自称为《东方学》续篇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这一母题更是几乎无所不在。诚如《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编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基尔·比尔格雷米所言：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乃是“他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一直公开承认的惟一的‘主义’”（该书前言p1）。在此视野中，“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从未得到过比这本书所提供的更为博学而宏伟的辩护”（该书前言p4）。在该书的第一篇演讲《人文主义的范围》中，萨义德明确指出：“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不仅对于我们，作为白种人、男人、欧洲人、美国人，而且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就是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别的传统，有别的文化，有别的精神特征。”（该书p31）他把他的人文主义具体描述为：“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该书p33）

面对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病征，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其说开出了疗救的药方，毋宁说提供了一种博大悲悯的胸怀。资本、文化、宗教、种族、民族、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古今之争、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左右之争等等棘手问题，理论家们众口哓哓，攻讦不已，凡声大后息者为胜，却往往跳不出有意无意的××中心主义的怪圈。在一次题为“扩展人文主义”的访谈中，萨义德声言：“我一向反对任何的中心（centricity）——中心与怪异（ec?centricity）恰好相反——不管是非洲中心、欧洲中心、美国中心或什么中心。”（《知识分子论》p124）另一方面，萨义德的人文主义又拒斥任何无中心、去中心的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凭借其专业知识，就天下事发声，供天下人参考，本是很有意义的事。然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公共话语空间正在沦为意见狂欢的广场，知识分子要么随波逐流成为“网红”，始而被利益绑架，继而与利益共谋，于是“不说白不说”地乱说；要么在各种力量的挤压下“说了也白说”地不说，渐渐销声匿迹；而坚持己见，像萨义德那样“白说也要说”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知识分子当是这种谔谔之士（nay-sayers）而非诺诺之夫(yea-sayers)，而《知识分子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