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丹·桑切斯 译 | 禅心云起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周年之际，理查德·莫里森最近在《泰晤士报》上谈到，“音乐家在这场世界大战的屠杀当中沉寂”。莫里森探讨了战争“对音乐世界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如何“在音乐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部分是因为，几乎整整一代的杰出年轻作曲家丧命，还有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幸存者就此永远改变。”莫里森以一段辛酸的提示作为结语。
一战战壕中的累累尸骨
这份惋惜之情，可以延伸到音乐领域以外所有领域的人类努力。每一个生命，本身皆弥足珍贵。但唯有同时反思受害者被白白浪费的潜能，我们才能充分计算出战争的代价。
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在一场战争中，对文明来说究竟失去了什么，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掂量一下，那些我们差一点儿就失去的东西。
例如，一战最有可能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绝大部分贡献。吉多·许尔斯曼在他精彩的《米塞斯大传》中，描写了米塞斯作为奥匈帝国北部前线的炮兵长官，处在怎样的生死关头。
身穿军服的米塞斯
正如我在关于米塞斯的传记文章中所写，这是命悬一线的惊险时刻：
他还没有来得及详细阐述健全经济学真正的、人的行动学的逻辑基础（这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才完成），或在这个基础上，把经济科学的整幢大厦重建为一门严格、系统和完整的市场科学（这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才完成）。想象一下，假如从没有过他的这些发现，后世的奥派经济学家，将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一本永远改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本人也可能在一战中死亡）人生和事业的书，也没有《人的行动》，一本永远改变穆瑞·罗斯巴德人生和事业的书。米塞斯本人，几乎悲剧性地成为他费尽心力阐明现象的典型：国家灾难性的资源错配。维也纳的计划者，在他们的“大智大慧”中决定，阐述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且即将发现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头脑，最好的用处在于计算如何有效地炮轰俄罗斯人，而他后来执笔写下《人的行动》的手，相反应该在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某地冻僵坏死。
在同一场战争的另一方，另一起像这样近乎悲剧的资源错配，发生于后来创作了受人喜爱的史诗巨著《指环王》的托尔金身上。中土世界的传说，此时还处在托尔金想象的萌芽状态。这个当时尚未写成，塑造出全新的文学体裁，带给数百万读者和电影观众无限乐趣的故事世界——差点就在索姆河大会战当中化做灰烬、就此湮没。由约翰·加思提供的资料来源：伯明翰爱德华六世国王学校校长。加思的说明：“1907年4月4日，伯明翰，人群中有一张面孔：托尔金，中间一行左起第四位，与爱德华国王学校军训新生一同站立接受检阅。”幸运的是，米塞斯和托尔金在可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可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呢？有多少米塞斯和托尔金被埋没其中？有多少天才在萌芽阶段被扼杀？ 再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这些伟人圈子中的战争伤亡率，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 许尔斯曼颇为伤感地描写了米塞斯战前在维也纳大学带来的智识涟渏及其悲剧性的结局。
战前，在一个名为茶饮俱乐部及巴罗人社(TCBS)、关系紧密的文学圈子当中，托尔金作为成员之一，享受着文社四友之间互相砥砺的深情厚谊。正如约翰·加思今年早些时候在《每日野兽新闻周刊》中所说：
然而，这个圈子的梦想和生命，被大战的梦魇吞噬得几乎不剩一点渣滓。1916年7月15日，文社成员杰弗里·史密斯写信给托尔金，告知另一位成员罗伯·吉尔松死亡的噩耗：
五个月后，史密斯也在战场丧生。在执行他的送命任务前，史密斯写给托尔金最后一封令人彻底心碎的信：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约翰·罗纳德最终能向世人倾诉这些梦想。 但杰弗里无缘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然而，肯定会是精彩深刻之作，鉴于他在信中流露出如此伟大的灵魂，考虑他对托尔金曾有过如此巨大的激励。那么，米塞斯“最好的学生”，无缘就市场和人类社会所要表达的，又会是什么呢？ 也许还是托尔金本人说的最好，他写道：
TCBS四杰，从左至右分别是克里斯托弗·怀斯曼、杰弗里·巴赫·史密斯、罗伯·吉尔松、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
把电影《死亡诗社》中罗宾·威廉姆斯所扮演的约翰·基廷说的话，重述一遍：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借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的、华盛顿操纵下的西方霸权，被同样一种帝国傲慢困扰不堪，被同样一种“集体安全”羁绊缠身。正是这些祸根，造就了几乎吞噬米塞斯和托尔金的生命，且实实在在地吞噬了米塞斯最好学生和托尔金最好朋友生命的冲突。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其当选得益于让我们摆脱战争的承诺（与伍德罗·威尔逊靠“他让我们置身战争之外”的口号获得连任却把我们拉进一战一模一样），不仅又重启了伊拉克战争，还令人难以置信地让我们卷入了与核大国俄罗斯的代理战争。 就在昨天，作为华盛顿代理人的乌克兰军政府的一个成员阴沉地主张，另一场“大战已经抵近我们的家门”，“成千上万人”会在这场大战中死亡。而引导着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引入整个乱局的维多利亚·努兰）、“人道”干预主义者（如苏珊·赖斯）和蠢货（如约翰·克里），似乎都在尽一切可能，实现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新闻媒体当中的战争鼓吹者，固然欢呼雀跃。 有多少未竟的天才，躺在在顿涅茨克或其他像加沙和阿勒颇那样被美国所供武器摧毁城市的瓦砾之下？有多少未来的舞蹈家、医生和梦想家，永远与梦想无缘？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在为时已晚——当世界冲突再次像百年前那样完全失控——之前，起来抵制那些战争贩子和战争制造者，那么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多少倍？ - END - 本文经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本文经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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