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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 时拾史事 关系破裂前：福利多多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入膏肓，势将不起。李世民听说后，给了很多福利： 1.派使者慰问病情，赐予良药，因为派的人过多，以致“相望于道” 2.命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一有最新消息，立马禀报。 3.赏赐朴素的布帛、被褥，之所以朴素，不是因为李世民小气，而是由于魏征崇尚简朴 4.李世民两次到魏家探视病情。第一次来，屏退左右，两人整整说了一天，具体说了什么，只有他们知道。第二次探望，是在魏征病故前一天，这一次阵容更强大了，不光皇帝来了，太子、公主也来了，为了使魏征心情好些，免去后顾之忧，李世民当场指婚，许诺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他对魏征说：“公强视新妇”，魏征卧床不起，不能谢恩，场面令人动容。衡山公主可不是一般的公主，她是长孙皇后的女儿，嫡出的，比庶出的高贵不知多少。  （唐昭陵陪葬墓分布图）关注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然而，这些举措都无法挽回魏征的生命，没过多久，魏征还是病故了。噩耗传来，李世民罢朝五日，命令九品以上官员通通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准备风光大葬。临葬时，她的妻子说：“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我们家老爷一向俭约，不喜欢这么大的排场，李世民以为然，就用素车运送魏征灵柩。眼前灵车缓缓向昭陵驶去，李世民登上苑西楼，“望哭尽哀”。为表达思念之情，他亲自撰写碑文，魏征墓碑上的字，也是唐太宗亲笔书写的。在这个世界里，李世民只为两个人写过碑文，一个是爱妻长孙皇后；还有一个，就是魏征了。 一千三百多年后，如果你来到陕西礼泉县九嵕山昭陵，必然会被陵区庞大的占地面积所震撼。在李世民的地宫周围，有一百多座陪葬墓，至于墓主人，主要是唐太宗生前的至亲、重臣，在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地位越高，死亡时间越早，墓址越接近李世民地宫，反之更远。比如马周、张士贵、郑仁泰这些大臣，还有赵王李福这样庶出的皇子，就只能葬在山脚下，而葬在山上、靠近李世民地宫的，有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城阳公主，她们都是皇后之女，异常尊贵。 文武重臣中，只有一个人葬在山上，那就是魏征，他的墓位于凤凰山，离三位嫡出公主墓地较近，离昔日的同僚们很远，算是一个特例了。截至目前，魏征墓并没有被考古发掘，有没有被盗很难说，凶多吉少吧，毕竟下葬这么多年，经历不知多少场战乱、多少代盗墓贼，上世纪发掘附近的长乐公主墓时，考古人员发现：“此墓曾几次被盗, 石砌棺床和棺木被破坏, 已无人骨”。长乐公主墓难以保全，魏征墓恐怕也……  （魏征墓碑） 地下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地上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时至今日，魏征墓碑依然伫立在凤凰山上，非常难得，只是经历了千年的凄风苦雨，上面的文字早已磨灭，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无字碑”，要是字迹尚存，我们除了能了解魏征的生平，还可以欣赏李世民的书法。祸不单行，附近的新城公主墓也有同样的遭遇：“碑文磨灭，底座残坏”。要是细读史书，会发现这是一块有故事的墓碑，当年魏征入土不过数月，李世民突然反悔，下令推倒自己亲自撰写的墓碑，衡山公主婚事也一并撤回，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这又是为什么呢？ 魏征的“反动同伙” 魏征去世在正月，三个月后，四月份，太子承乾谋反案爆发，这桩大案中有一个叫侯君集的要犯，是魏征生前推荐过的人才，有一次仆射一职空缺，魏征就说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应该让他当，还说“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国家的军队应该都交给他统帅，只是李世民思虑再三，没有听从魏征的建议。怎么这回李世民没有接受老魏的建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侯君集这个人的优缺点。 侯君集是个武将，军事能力强，唐军讨伐吐谷浑时，侯君集向主帅李靖献策；“大军已至，贼虏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李靖听从他的建议，率兵长驱直入，果然取胜。三年前，侯君集又被任命为交河道行军总管，负责讨伐高昌，战争前夜，高昌王鞠文泰信心爆表，他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当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自然环境如此恶劣，量唐军也过不来，结果侯君集神兵天降，克服艰险，真过了沙漠，鞠文泰吓得病发身亡。 侯君集能够经受战火的检验，锻炼出了很强的军事能力；而且他的出身也没有问题，遥想当年，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侯君集就已经跟随主子南征北战了，他属于秦府旧将，没有投靠过其他反王。玄武门之变前夕，危急关头，“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侯君集全程谋划，出力很大。贞观十二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之前的侯将军是个没文化的武夫，如今要在政府任职了，立马意识到文化知识不够，于是拿起书本，开启学霸模式。就是这么一位有能力的老革命，李世民为什么不让他当宰相呢？ 原因出在他的性格上，“性骄饰，好矜夸”，骄傲自满，言辞虚妄，还特别贪婪、喜欢炫耀，打高昌时，缴获了许多宝物，心动了，竟敢私自盗取，将士们一看，主帅带头，我们也不能落后呀，也纷纷盗宝，侯君集觉得影响不好，也挺想阻止他们的，可如果揭发了他们，自己盗宝的事不也得露陷嘛，最终默许了将士们的行为，这样的人，的确不适合当宰相。更为关键的是，曾有多人看出侯君集有谋反的征兆。 有一次，李世民让名将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没过多久，侯君集对皇帝说：“李靖将要谋反。”李世民一听就纳闷了，这李靖为什么要谋反啊，侯君集说，他只把粗略的东西教给我，没有精益求精，以后要是谋反，没人可以打败他。李世民又问李靖，李靖断言：侯君集必反，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教给他的东西足以应对周边蛮夷，可侯君集仍不满足，这不是想谋反是什么！ 江夏王李道宗也觉得侯君集要反，他说：“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必将为乱。”侯君集这人野心极大，图谋进政治局当常委，小谁都看不起，日后肯定会造反。此外，张亮也曾秘密举报，侯君集可能有反党夺权的心思，因为侯君集曾愤愤不平地对张亮说：“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  在贞观十七年以前，魏征多次指出李世民的过失，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洞察力绝非一般。而侯君集，性格缺陷明显，不止一次被人看出有不良图谋，怎么你魏征不指出来，让皇帝小心为妙；相反，却极力推荐，说他有宰相之才？这太不合理！太不科学了！令人细思极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难道说，魏征和侯君集是一伙的！魏征也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集团？还有，魏征是山东豪族的代表，侯君集是秦府旧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集团，你魏征推荐个山东庶族的尚可理解，你推荐侯君集这样的野心家是什么意思？莫非，这两股势力有地下交易，他们在酝酿什么威胁皇权的阴谋？ 第二个“同伙” 李世民越想越后怕，越想越觉得魏征结党，唉，魏征死后还给他这么好的待遇，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啊！再想到另一个人：杜正伦，李世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杜正伦此时已经被贬，出事前，他担任太子左庶子，辅佐李承乾，因为泄露过李世民交代他的话，先贬谷州刺史，后又贬交州都督，交州在岭南地区，蛮荒之地。不久，太子谋反案爆发，有人说李承乾曾让侯君集送金带给杜正伦，听说此事后，李世民干脆将杜正伦免官流放。 然而，不巧的是，杜正伦也是魏征推荐的人才，而且还不止推荐过一次，早在十七年前的贞观元年，魏征“表荐正伦，以为古今难匹，遂擢授兵部员外郎”，在魏征心目中，杜正伦才高八斗，是古今难遇的人才。贞观中，他又一次推荐杜正伦，说他能当宰相。现在侯君集被斩，杜正伦落马，李世民愈发怀疑魏征是他们的同伙，但怀疑终究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只是把墓碑推倒泄愤，如果魏征坐实了谋反，那肯定得发掘坟墓，开棺毁尸，挫骨扬灰，就像后来徐敬业谋反后，朝廷对待李勣墓的做法。  第三个原因 除了举荐不当，还有一件让李世民不高兴的事情，魏征生前不是多次进谏嘛？他竟然把自己说的话记录下来，交给起居郎褚遂良，如此一来，那些对话肯定会原原本本地出现在史书中。若干年后，人们读了唐书，肯定会称赞魏征是个足智多谋、犯颜敢谏的良臣；至于李世民，形象便没有魏征那么光辉了，人们在肯定他善于纳谏的同时，也会对他的执政能力、道德水准提出质疑。你想呀，如果李世民没有过错、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魏征哪有机会劝谏，魏征每劝谏一次，意味着李世民做错了一次，无形之中，披露了唐太宗许多不足之处，李世民这个人很擅长印象管理，很在意史书中的个人形象，如今魏征这么做，不是给他拖后腿吗？ 贞观六年，魏征对李世民说：“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李世民听完就问了：怎么忠臣和良臣还有区别？魏征说差别大了去了，良臣能使自己获得美名，让君主得到荣耀的称号，子孙相传，福禄无疆；忠臣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君主也陷于大恶之名，家国败亡，而自己独享美誉。就此而言，忠臣、良臣相差甚远。如今回想起十年前的那番话，感情魏征给自己埋了个地雷，他把劝谏语录交给褚遂良，留个底，如果哪天李世民恼羞成怒，实在忍受不了魏征的忠言，推出去斩了，千百年后，人们就会这么想：原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虚心纳谏，他一开始容忍魏征，那只是做秀或者权宜之计，随着时间推移，狐狸尾巴终究暴露，最终，他举起屠刀，残忍杀害了忠臣魏征。相反，若李世民对魏征善始善终，千秋之后，便是一对良臣明主，世人眼中的模范君臣。 台前幕后，并不简单 政局变化的很快，仅仅过了两年，李世民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贞观十九年征讨高句丽失败，“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这里的阵亡人数可能有水分，不应该这么少。面对败局，李世民深深懊悔，感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命人祭祀魏征，把推倒的墓碑重新竖起来，召他的妻儿到行宫，予以慰劳、赏赐。至于衡山公主的婚事，还是取消了，最后公主嫁入了长孙家。  （昭陵墓室壁画） 如果魏征还活着，李世民真的会取消东征的计划吗？恐怕也不会，灭亡高句丽是既定的国策，必须完成的，之前隋文帝、隋炀帝出过兵，后来的唐高宗也一直出兵，李世民趁自己还能打，果断御驾亲征，要是再拖几年，身体情况不允许了，就不得不交给没有军事经验的李治了。但魏征的政治主张是：“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反对大规模对外用兵，一来是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二来是维护山东庶族的利益，像东征高句丽这样的军事行动，必然要征调数以万计的兵员、战马、物资、金钱，这些东西谁来出？山东那帮人是躲不掉的，但隋末战乱以来，山东残破，家底并不殷实，所以魏征坚决劝谏李世民，除非是对付东突厥那样关系存亡的强敌，否则不宜大规模用兵。 贞观初年李世民确实这样做，他知道战乱之后，经济凋敝，若再动兵，会重蹈前隋的覆辙，可经历十几年的建设，相对而言，元气有所恢复，是时候开疆扩土、对外征讨了，这时魏征的意见他就不听了。贞观十四年，高昌平定，李世民准备在高昌故地设置郡县，驻扎军队。觉察到苗头不对，魏征连忙劝谏：“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他主张立鞠文泰的儿子为高昌王，建立亲唐政府，直辖的话，劳民伤财，消耗极大，朝廷这回能让陇右出钱出力，下次也同样可以让山东出。然而，李世民的态度是：冷漠拒绝。他下令在高昌设立西州，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作为进军西域的基地。 在贞观中期，像宰相人选、对外征战这种大事，李世民并不听魏征的，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对立的，利益是冲突的。而且山东豪族的另一个功能：牵制山东士族，朝廷也不是那么迫切需要了，因为李世民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已经对山东士族进行了打压。具体的表现是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中书侍郎岑文本奉命编撰《氏族志》，规定皇族为首，外戚其次，之前排第一的山东士族崔民干降为第三等。 所以说，魏征的进言和李世民的纳谏只是一种表象，在事件的背后，存在着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纠葛，当魏征的意见只反映山东豪强的诉求，但不符合李家统治的需要时，不管你态度有多强硬，李世民是万万不会听的。  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隋唐嘉话》 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徐懋功墓清理简报》 王翰章：《漫记魏征神道碑》 时拾史事是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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