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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中国走向发达的必要条件；而信息时代到来、互联网的兴起，则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去年的论坛就聚焦互联网医疗的话题，今年，我们把眼界放宽，畅谈“互联网+对公共治理转型的启示与挑战”。今明两日，公号将推送这一单元的演讲整理。 互联网不仅带来技术革命，更引起社会变革，它对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催生了新的产品组织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产品供给所要解决的包括外部性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下获得另一个最优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创，就重点讨论了在互联网新技术下，教育、医疗此类公益品的供给新思路。以下为杜老师的演讲全文。 杜创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很高兴今年又有机会跟大家讲一讲互联网的问题。去年我重点讲了互联网医疗，中国正在老龄化，医疗的供需矛盾始终是很大的问题，互联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改善机会？同时今年我想重点谈一谈教育。一个缘起是我们看到在教育领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中小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反映出在传统模式下，教育供给的增加满足不了教育的需求。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公益性产品”，这是理解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框架。“公益性”是政策话语，翻译成经济学话语，其实就是个外部性问题。比如消费的外部性，指一个人的消费会直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效用。换言之，我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我吃了什么，穿了什么，也取决于别人在消费什么，别人会得到什么。所谓公益性就是正的外部性。比如我获得一个好的教育会对社会中的其他人带来正面影响；或者说医疗，我享受好的医疗服务，同样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比如增加社会健康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等。 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疗、教育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也有差别。很大程度上医疗是一个公益性私人产品。但是教育不太一样，老师在上面讲课，如果一个教室能容纳100人，在这个范围内所有消费者都能消费相同的服务，增加一个消费者边际成本不会增加。当然这里面还有拥挤效应，如果教室内学生太多，远远超过100个人，教学效果就受影响。（注：严格来说教育中有些部分不是公共产品，例如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批改作业等。这里强调了其属于公共产品的部分，即“讲授”。） 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益性产品能不能市场化？如果可能，网络时代最优的市场化模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我简单讲几个方面。首先介绍下传统模式，第二会以教育为例，讲一下网络时代公益性产品的供应模式，第三是重新审视互联网医疗，最后谈一下促进“互联网+”的制度环境。 传统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益性产品存在外部性，由市场来提供，可能有市场失灵。私人企业不一定考虑到教育、医疗的外部性，如果个人来付费，个人也不会考虑自己享受的服务对别人的影响。因此，传统模式下，提倡由政府建学校和医院，通过政府供给来克服市场失灵。 然而，传统模式下由政府主导教育和医疗的供给，却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医疗的情况大家都熟悉，最后形成了一个等级化的体系，金字塔顶端是三级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级医院，大量的患者挤向三级医院，结果就是供需严重失衡。其实教育是一样的，我们看高等教育，我国当前有39所985高校，构成“塔尖”；下面一层是211高校，大概100多所，最下面是普通的高等学校。今天大学录取率是40%，但其中211、985的高校录取率可能连10%都不到，而且这个等级的差距非常明显。90年代也有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但差距没有这么大。事实上，如果由政府主导，必然会形成一个等级化的体系，而且导致更大的后果，就是即使有一些民营医院、民办学校的发展，也无法改变供需格局。去年民营医院的数目超过了公立医院，但是市场占有率只有一成多，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地位，无法发展起来。民办教育也类似。 多边平台模式 网络时代，市场能否克服一些失灵？我先讲一个故事——新世纪的“秋日传奇”。2011年秋天，斯坦福大学第一次录了三门课程放到网上，免费向所有人开放。其中一门是“人工智能”，这门课在普通课堂上，最多可向200人提供，但作为网络课程，共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6万学生选课，最后拿到结业凭证的学生有2.3万。虽然通过率只有10%多一点，但是2.3万人已经很可怕了。这门课程的授课者（塞巴斯蒂安·特龙）看到了这个商机后，马上出去创立了一个在线教育平台，就是UDACITY。吴恩达教了另一门课，选课的人数也有十万人左右，他建立了另外一个平台——coursera。 今天我们谈论的MOOC（慕课），就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它首先是免费向所有人提供，还有大规模的互动，一些优秀的教师在平台上提供教育，而这些人最终都走到了体制外。这是一种集合了不同学校学生、教师，还有大量企业的多边平台。它可以解决教育行业的几个痛点。 （一）痛点一——令人反感的交易 MOOC解决了教育中“令人反感的交易”的问题。2012年诺贝尔奖得主、研究市场设计的Alvin Roth指出，市场里面其实有一些交易，是令人反感的；这反感不一定有道理，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件事情。例如，是不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调节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通过不断上涨学费来调节？是谁交的钱多谁就可以上北大？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令人反感，会有很多人反对。在传统模式下，市场无法解决这种问题。通过单纯的政府购买服务也很难解决，因为政府购买服务意味着所有人的购买力都提高了，最后是水涨船高。 在网络时代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通过学费调节教育的供需，但还是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去年我们中心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文章，说“不是你逐利不对，是姿势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在MOOC平台，学生来学习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平台通过一些互补品来收费。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在这里学习，可以免费，还可以给你（电子）课程资料这些公共产品；但是你要拿证书，提供载有你个人信息的证书就是私人产品，是收费的。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MOOC建立的平台有可能使得一些企业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招聘学生。以前企业招聘学生的时候，只知道你从哪所学校毕业，最多只知道每一门课程的分数，现在的方式能够知道每一门课程是怎么学的，你学了哪些课程，哪些课程你放弃了，最后的分数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有非常大的价值，这一块是有可能（对招聘企业）收费的，将来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源泉。所以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价格结构的问题，可以解决“令人反感的交易”的问题，同时实现市场化。 （二）痛点二——带拥挤效应的公共产品 MOOC解决了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时的拥挤效应。传统方式下，一个教师上大课，一节课最多也只能教二三百人；但是在网络时代，大规模的教育和个性化的教育是有可能两者兼得的。当然，你把视频放到网上，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这种事情我们几十年前就做过，但是当时影响力很小；很重要的问题是，以前的视频教学（以及电视教学、广播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不同学生之间是无法互动的，是一个单向度的传输过程。但是MOOC平台可以实现学生之间大规模的互动，你交作业不需要老师来改的，通过网络平台学生之间可以互相改。所以MOOC相当于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性、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将来也会把学生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性发挥到一个极致。 （三）痛点三——如何激励教师 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知道了MOOC的解决方案，那么教育行政部门联合一大批体制内的学校，模仿MOOC，发展在线教育，能不能搞成？讲下面的逻辑之前，我先讲一个现实教训，其实中国的网络教育从1999年就开始了，那时体制内自上而下搞的远程教育，和医疗领域的远程医疗几乎一模一样。远程教育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激励问题，一个一流的大学，或一流大学的一流教师为什么有激励去搞在线教育？如果在原来体制活得非常好，或者是垄断已经非常大了，为什么要去搞一件实际上最终是扩大竞争的一件事情。这个问题的难点在哪？假如教师整天在那里吃大锅饭，人浮于事，那加大激励，核发绩效工资，多劳多得不就行了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大多数国家教育体制的解决方案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多重任务的匹配问题。和企业中一样的，教师有努力工作或者偷懒的问题。此外，教育和医疗行业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高度信息不对称，教师为什么有激励提供正确的教育？假如教育者很努力，但是故意胡说八道，谁去甄别？这类似于在医疗领域中的诱导需求问题，教育里面也有很大的诱导需求。例如，一个学校的老师如果跟学生家长说，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是不够的，你们应该报我的课外辅导班；实际上很多学生家长缺乏甄别课外辅导班必要性的能力，因此其中就有诱导需求的可能性。 在传统模式下，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弱激励系统，就是两个激励要匹配，如果在短期绩效上给予了很弱的激励，那么在一些长期绩效激励上应该是弱的。或者说反过来也是如此。比如说在一个公立学校，老师并没有对机构的产权或者剩余索取权，短期上则往往是大锅饭模式，这种模式很低效，但是至少能吸引一些有个人偏好、愿意去教育学生的人。如果在没有长期产权的激励下，加大短期激励很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教师只教实用技巧不育人。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问题多多少少都跟这个有关系。多重任务下其实也可以施行强激励，但要做到匹配：一方面，看得见的绩效，比如应试教育和分数给很强的激励，另一方面，就是教师个人声誉上有很强的激励，并且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执业者。只有教师个人的声誉对他非常重要，同时在绩效上给他很强的激励，才不会产生激励错配的问题。这里面就是激励的冲突和匹配，公立学校只能是弱激励系统，但是像MOOC这样的网络平台可能实施强激励系统。
前面提到现在有大量的民营学校，但其实很难吸引到优秀的老师，这里面就有“网络外部性”问题。优秀的老师为什么不愿意走出体制，去民办学校，很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好的学生；反过来，为什么好学生不愿意去民办学校，也很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好老师，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传统方式下，有可能解决，但要日积月累；而通过MOOC平台可以迅速实现网络集聚的效应。也许有一天，大学教师会像医生那样，成为自由执业者，不一定隶属于某所特定的学校。 前面我仅仅讲了高等教育的网络平台模式，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所看到的中小学的问题，幼儿园的问题，根本性问题是高考指挥棒，因为好大学太少了，大家都想去985和211，我们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增长，所以高等教育的改革可能是整个教育改革先导性的部分。几千年前孔子把“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现在一些网络教育也是做这件事情，也许“MOOC改变中国”会很快发生。 重新审视互联网医疗 下面简单讲一讲互联网医疗的问题，其实教育行业的痛点也是医疗行业的痛点。我们一直说医生的价值要通过市场实现，然而医生在体制内是无法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那么医生的价值如何通过市场实现，是不是就是通过向患者（或医保）去高收费？市场化和高收费，这两者之间不一定是等号的关系。老百姓反感医疗服务高收费，我们有没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通过市场来实现医生的价值？“互联网+教育”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充分挖掘医疗服务的外部性。医疗服务的交易过程其实不仅仅是医疗机构给患者看病，患者同时也带给了医疗机构大量的正外部性，真正挖掘这些数据其实是价值所在。以前总是说怎样降低成本，互联网平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怎样把潜在的收益挖掘出来，比如“精准医疗”，当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患者足够多的时候，大量关于患者的数据对于制药公司价值非常大，以前制药公司只能做简单的临床实验，实际上缺乏患者长期的大数据的支撑。如果这样的价值能够挖掘出来，医疗机构对于患者直接收费是能够降下来的。所以关键是如何设计一个最优价格结构的问题。 促进互联网+的制度环境 最后提一下关于互联网制度环境的问题。时间关系，只说一件事：隐私权。大家为什么很担心隐私泄露？有人说很烦，每天接到无数的中介电话。然而经济学家范里安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看成是个人信息泄露的太少了。假如中介机构准确知道你是否买房子，就不会给不买房子的人打电话，因为每多打一个电话，就要多付一份电话费。另外，在传统社会的村落里面，其实人们是没有隐私的，大家都知道村子里面每个人的祖宗三代都干了什么，人们依然活得很安心，没有不安全感。所以谈隐私权，不是简单的呼吁保护，要考虑经济效率和制度环境。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普通产品（服务）的交易中，伴随着初始买方个人信息泄露给初始卖方的过程，初始卖方集中了很多个人信息后将其转售给第三方，这是初始卖方和第三方的交易，但是又会对初始买方产生外部性。那么初始的隐私权应该在买方还是卖方？从效率的角度讲，对隐私权百分之百的保护不一定最有效率。如果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有效率的产权配置应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其实在信息收集中，初始的产权安排在卖方，谁收集信息就默认谁有权利卖给第三方；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限制，比如转售的过程应该是公开的，本人可以获得，可以更正，也可以主动阻止信息转售。默认卖方有转售权，但买方可以主动阻止转售；看起来这与买方有个人信息产权没什么差别，其实差别很大。假如你需要阻止初始卖方转售，意味着你要登陆卖方的网站，告知对方不能卖你的信息，这个过程有成本的。反过来，如果每个网站转售个人信息时都要事先征求本人同意，这个过程交易成本是无限放大的。回头看国内很多的网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卖信息，而在于偷偷摸摸卖信息，初始买方并不知道信息卖到哪里去了，也无法主动阻止，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对于教育和医疗，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可能需要特殊的关注。比如说关于13岁以下儿童的信息，不能自由买卖；还有即使对成人，也有信息保留时限的问题。总之，个人信息归属权也是产权，清晰界定产权，允许权利交易，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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