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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 | 杨岭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毕宪顺 鲁东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校园欺凌造成的悲剧常见诸网络媒体。女生欺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校园欺凌、网络欺凌成了新现象，呈现出低龄化、暴力性发展倾向，其残酷性、血腥性令人震惊！校园欺凌不仅给社会带来危害，也给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对受害学生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受虐致死、受伤情况屡见不鲜，损害其自尊心、自信心，如果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容易出现心理调适不当引发的过激反抗，而成为新的加害者，或发展为以暴制暴，最终对社会产生较大危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欺凌者和旁观者正确价值信念的形成，容易强化其暴力行为。旁观者由于未能阻止暴力恶行产生的愧疚和抑郁感，长期发展会形成懦弱、缺乏责任感等不良人格特征。欺凌者容易发展为社会暴力犯罪者，国内外众多研究数据均表明，校园欺凌者与其他青少年学生相比，具有更严重的暴力倾向和更高的犯罪风险。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6］22号)印发，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当校园欺凌者由个别中小学生扩展为一个群体时，不能简单将其原因归结为学生的品德问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性影响因素实则更加深刻、更加接近本质。 校园欺凌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影响性因素复杂多样，只有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刑事政策学等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才能发掘其深层次本质和原因。校园欺凌问题背后既有社会结构、文化、家庭教养等因素，还受人际互动等影响，唯有综合社会系统中各种因素，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 近年来，在网络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校园欺凌逐渐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对事实的炒作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过多关注，这容易引发人们产生认知上的偏差，错误地以为校园很不安全、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校园欺凌被新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推到了舆论的浪尖，成了一个被建构的社会问题。 校园欺凌成为严重的公共性的议题，被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闻的参与者、围观者，比如，“熊姐”打人事件一曝出，便引发了公众热议和社会轰动，网民甚至使用人肉搜索，发起屠熊行动。其他校园欺凌案，如四川一未成年女生被同龄人扒衣拍裸照、江西永新女生遭围殴、浙江一男童遭多名少年暴打、重庆女生被5同学围殴、福建南安小学女生被扇25巴掌等事件，更是引燃舆论怒火。校园欺凌中众人围殴、扇耳光等凶残行径引发公众对校园未成年学生的热议。 首先，校园场域是由人和人组成的微社会。校园是社会系统复杂关系网的一个折射，处于国家、政府、社会关系的焦点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孤立于社会系统的场域。它是由人构成的一个场域，在这一小社会里存在着学校管理者、教师、班主任、学生群体和其他工作人员，由此构成了微型社会结构。校园欺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校园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均是学校成员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校园欺凌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同样涉及不同人员，有欺凌者、被欺凌对象，有时还存在旁观者。欺凌者在关系中处于强势、控制、凌驾地位，代表着权力一方；旁观者处于胁迫、依附地位；被欺凌对象处于弱势、受控、被剥夺地位。因此，从本质上说，校园欺凌是由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等构成的，在校园特定的环境下形成对受欺凌者身心上的长期伤害或侮辱。 其次，同伴关系成为校园欺凌现象不容忽视的微观社会背景。学习理论从人际互动视角来解释人的越轨，把越轨看成是对越轨规范和相应价值观念习得的结果，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个体与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人的越轨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且是在联系密切的人际互动中学习越轨的价值观念、越轨动机、越轨技巧和对越轨行为进行合理化的途径，多数情况下，个体经过模仿来习得越轨行为，在习得过程中奖赏和对行为的强化起着重要作用。校园欺凌者群体常因学业失败走到一起，逃课、逃学、迷恋网络游戏、打架斗殴。深受群体亚文化影响，尤其是同伴的交互作用，原本可能仅有轻微问题行为而对他人和社会不具备太大危害性的学生，也习得了暴力、谩骂等身体和语言的攻击行为，出现了许多以多欺少的校园恶性欺凌事件。校园欺凌多数情况下发生于群体之中，并且欺凌者与被欺凌对象往往是在同龄人或年龄相当的学生之间，同伴关系成为校园欺凌现象不容忽视的微观社会背景。心理学不少研究表明，同伴群体背景对校园欺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青少年学生由于行为特征的相近或者空间的接近而组成小群体，学生之间的同伴交往密切，同伴互动更加频繁，甚至开始出现拉帮结派现象。那些受拒绝的、经常欺凌他人的青少年学生容易与其他欺凌者结成团伙，从而导致欺凌行为的增加。此外，学生群体之间的分化和重组对校园欺凌行为也产生影响，从童年阶段向青少年阶段过渡时期，学生群体中的控制力、支配力会发生不断转移与变化，一些青少年学生将欺凌行为作为获取群体控制力和支配力的一种方式，造成欺凌他人的行为。 再次，青少年社会关联的减弱促使其行为失范。特拉维斯·赫西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个体和社会的关联越薄弱，越容易出现越轨行为，社会中的个体都是潜在犯罪人，越轨源于社会控制的弱化。校园欺凌行为反映了青少年学生欺凌者与社会联系的削弱。与社会关联的断裂促使部分青少年学生行为失范，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这样的学生一是缺乏对父母的依恋。家庭缺乏温暖、父母对孩子管教过于严厉或疏于管教，亲子关系疏远，家长缺乏对孩子身心成长的引导教育。二是社会为青少年学生创造的活动场所不足，使其加入传统活动的机会减少了，学校办学条件差，设施设备不能满足学生课外活动的需要，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缺乏对传统活动的卷入，容易导致青少年学生染上不良习气，不少人结成群体以欺凌弱者为乐，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三是在升学考试的指挥棒下，学生课余活动不断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应试的辅导，学校生活枯燥，部分学生对学校失去兴趣，与学校纽带断裂，出现逃课、逃学现象，向往外面丰富的世界，产生诸如网瘾、抽烟、喝酒、出入娱乐场所等不良行为，在学校则以大欺小、恃强凌弱，通过暴力、强索等方式来实现自私本性的满足，出现了越来越多校园暴力犯罪。此外，校园治安存在漏洞、安全保卫薄弱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比如，学校缺乏校园欺凌、校园暴力或其他安全隐患防范的报告机制，缺乏校园欺凌处理的有效制度，对校园恶少等问题学生管理监控不严等。 校园欺凌作为校园暴力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罗伯特·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认为，人的越轨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根源，社会结构无序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不仅分化为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而且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呈现两极化发展势头，潜在的社会矛盾凸显，越发尖锐且难以调和，校园欺凌实则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群体性失范。因社会体制不合理带来的主流社会规范受到青少年学生的抵制，社会的失范导致青少年学生出现欺负、伤害、侮辱同类群体等不良行为，社会性、群体性的失范容易诱发青少年学生的越轨和失范。 校园欺凌是功利化社会在教育上的折射。随着社会剧烈变革，社会结构、不同利益群体分化，社会成员对权力、金钱、成功的渴求与日俱增，青少年生活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体现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对青少年学生学习成绩的高度关注，他们面临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巨大的学业成功的期望与要求，社会为青少年学生建立起层次淘汰和选拔的机制，学校也被划分为结构等级分明的重点校和普通校，在功利化的教育体制下，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第一，处于应试教育不利地位的青少年学生受教育淘汰、受社会排挤。闲散青少年群体、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偏远地区和农村落后地区的学生等群体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设计的不公平，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失去了向上流动和获得成功的机会，从而产生自我放逐，长期处于受忽视状况，常常直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时候，才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校园欺凌行为是这类青少年学生在失序、混乱和扭曲的社会中获取存在感和价值感的麻药。第二，成人的社会焦虑和压力转嫁到青少年学生身上带来其心理负担的增大，其担心害怕学业成绩落后而惨遭淘汰，过多的学习负担造成不成熟的身心过早地承受了超负荷的期望和压力，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寻求一个发泄的出口。而对同龄同学进行攻击、伤害、侮辱等欺凌行为，自然成了其发泄的一个途径。第三，学校受功利社会影响，在升学考试指挥棒下，过于关注学习优秀的学生，对于学习困难、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则管教不够，带来了后一类群体对学校、教师失去应有的联系，加入到被标签化的其他社会边缘群体，成为校园和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校园欺凌映照社会暴力文化的消极影响。文化传递理论认为，人的越轨是逐步从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习得的社会化过程。当今社会暴力文化泛滥，例如，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对于暴力事件肆意报道、歪曲渲染，部分影视作品中战争、斗殴、厮杀等血腥暴力场面泛滥等。尤其是网络暴力游戏、影视文学作品中的暴力场景潜移默化地对青少年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极易引发其对暴力的模仿，加上青少年学生的认知、辨别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容易发生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的偏差，出现各种暴力伤害行为。 中小学校园欺凌的防治策略 校园欺凌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其预防和治理也应该基于社会综合性视野，多管齐下，采取广泛的社会预防措施。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于社会良性运转和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结合社会系统与人的行为的复杂性进行综合治理。德国著名刑法学家佛朗茨·李斯特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要想从根源上防控校园欺凌现象，根本在于制订综合性社会防治策略，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环境，给予特殊青少年学生以特殊保护。 近几年，人们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的态度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不少校园管理者、教师和家长认为，校园欺凌现象是青少年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未能完全意识到问题青少年学生的潜在社会危害性，缺乏必要的惩戒，放任不管，对被欺凌学生的平等保护远远不够。另一种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的过度渲染和夸大，认为校园安全形势极其恶劣，校园恶少罪大恶极，必须进行严惩。这两种态度均未理性而正确地对校园欺凌现象加以认识和理解。 制订积极有效的社会防治策略，必须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关注。一方面，校园欺凌这一社会现象不应被夸大其词，甚至扭曲恶搞以吸引公众眼球，防止“孕妇效应”(一种心理投射，即偶然因素随着人的关注而不自觉地被视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人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维护社会公德。大众媒体要积极发挥舆论作用，提高民众维权意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观念。应积极转变观念，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尤其是人身安全的保护，对困境儿童进行帮扶，倡导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成长，使之形成一股社会风尚，培育公民自觉意识，为校园欺凌的预防和治理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总之，引导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理性关注，防止看待问题的片面性和非理性，既要认识到欺凌与暴力行为是部分青少年学生成长中的现象，又要进行有效干预，平衡好对未成年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保护。 首先，对各类大众传媒传播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影视作品要给予必要的打击，通过惩罚性措施进行有力控制。还可借鉴国外经验，将影视节目分级分类，限定不适合青少年学生的节目，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控制。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要给予高度重视，加强对网络的管理。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动员社会力量，打击非法生产、传播暴力文化，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社会暴力文化的传播，降低暴力文化对青少年学生成长的不良影响，预防校园欺凌、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 其次，合理引导青少年群体亚文化。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亚文化，社会各界要帮助青少年在健康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校园暴力文化进行有效疏导，以教育、引导为主，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提高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创造有益于培育积极亚文化的条件。 再次，优化社区环境，改善社会文化氛围。青少年学生深受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影响，在校园欺凌的防范和治理中加强学习与生活社区文化环境的建设和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应增进学习和生活社区环境的统筹管理，特别是注重寄宿制学校生活环境的改善，强化学生宿舍管理，妥善处理学生宿舍里的矛盾，消除危险性因素，改善宿舍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保障学生身心免收侵害。此外，应建立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增设生活与娱乐设施，满足学生生活、娱乐需求。同时，强化校园治安管理，加强对校园内部及周边各区域的巡查，保障学生的安全，防止学生打架斗殴、欺负侮辱等行为。 最后，转变功利主义社会氛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纠正对智育的一边倒倾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反对“唯分数是举”的功利主义教育取向，转变对差生的忽视与歧视，降低学校边缘学生对教师和同学的敌对情绪，注重生命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预防和矫正青少年学生暴力、攻击等不良行为，修复校园恶少断裂的“社会腱”。同时，通过化解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作用，引入教育矫正积极因素，以加强依恋、提高认同、巩固信念，改变其长期受排挤、被孤立的状态，帮助他们迅速回归主流社会。 孩子行为的失范是社会失序的反映，孩子有着什么样的行为，深受成人世界影响。如果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公平、非正义的混乱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孩子世界能够呈现出有序、良善的状态。校园欺凌的防治需要重构社会秩序，建立清朗有序的社会。社会学家涂尔干和默顿都极其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认为有序的社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社会失范。我国社会转型期更加需要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通过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合理设计，健全法律、道德、制度规则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彰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平衡各方利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是由人组合而成的整体，社会中的个体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往，以此构建起人和人的联系。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忠恕之道”，在人际交往中懂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因此，社会秩序的和谐，尤其要从和谐的人际关系入手，增加社会个体之间的良性人际互动。只有社会冲突缓和与社会成员关系和谐，才能使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逐步学会友善相处。建立友好同学关系，进行同伴交往时才能领会传统文化精华，通过爱自己、爱他人推广到爱世界万物，校园欺凌的预防和治理才能得以根治。 存在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学生中，部分学生轻微的不良行为经过班主任与教师的教育转化，可逐渐得到矫正，对其他学生和对学校及社会不会构成危害。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严重不良行为学生极其顽固，单纯依靠说服、感化和教育已经达不到效果。这类群体成为校园恶霸，结成团伙，欺负、殴打、辱骂同学，破坏学校的校规校纪，而学校又缺乏有效的处理措施。因此，必须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有效管理，建立不良行为的矫正教育制度，破解校园欺凌困局。 对行为轻微的加害人，应由学校德育处、班主任教师进行训诫和必要的教育惩罚，公安部门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增强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在社工帮助下，对行为不良学生进行矫正教育和家庭辅导。对经常欺凌同学并带有其他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必要时由少年法庭作出裁决，可以通过收容感化措施进行教育，探索少年收容感化制度，积极借鉴日本等国家少年收容的有效经验，设置少年收容感化场所，以教育为中心，医疗、心理、劳动等其他措施为辅助，对校园欺凌者进行不良行为的矫正。对已触碰刑法需负刑事责任的欺凌加害人，可推进行刑的社会化，由社区矫正机关对其进行心理、危险性因素的评估，进行分类教育，尝试个别化矫正，引入社区矫正志愿者对其进行监督、教育、帮扶和管理，增强教育矫正效果。 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作为社会成员，当教养不当出现不良行为以及受到欺负和侮辱时，需要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心理帮助，避免更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需要完善社工服务，帮扶欺凌加害人与受害者。一方面，构建对校园欺凌加害者教育帮扶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增强对欺凌受害者的援助，完善校园欺凌报告和援助机制，设立校园欺凌社会援助机构以及欺凌受害者心理辅导室，为受害学生提供援助，一旦遭受欺凌，可直接向欺凌援助机构进行求助。 校园欺凌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服务，需要专业的方法、专业的人才和专业化的运作。第一，在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基础上，注重管理规范的科学性、实效性，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完善配套措施。在对欺凌者进行教育矫正、对受欺凌者进行援助的社会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强化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第二，建立社会工作职业制度，积极培育社会工作专业化组织和专业人才，通过开展社会服务，不断提高社会关爱青少年学生成长的氛围，增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三，加强校园欺凌者的社会服务和教育辅导，在社区中可依靠社会组织引入社会力量，创造义务劳动、社区公益等机会，帮助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社会化教育。此外，依托社会矫治力量，加强对校园欺凌者的社会帮教，尝试“一对一”式教育辅导，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以及心理健康辅导。通过教育服务、心理辅导、情感支持，帮助青少年学生缓解学习、生活和人际等压力，降低其相对剥夺感。 随着青少年学生学习和生活活动空间的拓展以及成长环境的复杂化，单纯依靠公安机关和校园保安的力量恐怕难以承担校园欺凌现象的防范任务。虽然政府有职责保障校园安全，但是校园安全的维护、学生欺凌现象的预防和治理不能脱离社会的积极参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宣传动员难以发动社会公众真正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预防中，依靠公民的道德感和奉献意识不足以形成强硬的力量。因此，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的防治就需要拓展视野，创新社会参与形式。在市场经济下，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尝试建立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如有专门公司提供有偿服务，学校通过与专门的防范公司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当前我国像这类的保安公司主要服务对象虽已深入各单位，然而主要服务内容集中于预防盗窃等违法犯罪。中小学校园绝大部分也配备了保安人员，然而配备比达不到要求，对于校园欺凌这类不安全事件的预防和治理也很少列入其工作职责范围。推行民营校园欺凌与暴力防范机构，将其作为辅助性的校园安全维护力量，对于校园欺凌现象的治理具有较大意义。当然，对于校园安全保障的市场化运作，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应的管理规定，规范运作，建立和完善资格认证与监督制度。此外，建立多主体校园警务系统，联合校园警务部门、保卫处、校园警察、保卫干部、专兼职校园保安等协同力量，共同构建校园安全工作体系。工作特点由原先的以暴制暴转变为教育、协同和沟通，排除危险性因素，预防学生之间的欺负侮辱、暴力伤害等事件，转化学生的不良行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动校园外部的家长、社会公众等力量的参与，建立合作型、开放式的校园安全保障工作模式，打破校园欺凌预防的对抗式和僵硬的管理方式，更加注重柔性的教育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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