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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开国功臣为何多得善终?对比历代对开国功臣处理有何不同呢?

2016-12-13  longming0...

中国皇权制度留下的一大恶果,便是杀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共分封八个功臣为异性王,但这八个异性王在刘邦生前就被杀了七个。汉武帝时封功臣75人,其中坐事免、斩、自杀的36人。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帮助他开国的功臣基本上都被其杀戮殆尽。武则天称帝后,既杀老功臣,又杀帮助她登基的新贵。即使动荡年代的五代十国,登基不久的皇帝同样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但也有例外的,汉光武帝刘秀便是其中一个君王。

刘秀开国功臣为何多得善终?对比历代对开国功臣处理有何不同呢?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于鄗,改元建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荡平“更始”皇帝刘玄、“复汉”皇帝隗嚣、“建世”皇帝刘盆子,消灭西南边陲的公孙述,完成了天下统一的任务,史称东汉,刘秀则被称为光武帝。光武建国后,刘秀先后有三次大封功臣之举。如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一次受封就有217人;再如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功臣增邑又分封,人数竟达到365人。然而,云集般的名臣、雨聚般的骁将,“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帝制史上的一个难得的记录。

举刘秀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的结局为证吧。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打下东汉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绘28位功臣的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故称“云台二十八将”。这28人功劳盖世,地位尊贵,多得善终。如邓禹,他是刘秀称帝的首倡者,战功卓绝,居军师之位,封高密侯。明帝即位后又拜为太傅,卒于官位上,年五十七,邓氏家族也累世宠贵。如吴汉,任大司马率军转战南北振旅荣归,封舞阳侯。吴汉留任军职,“以功名终”,得到刘秀“终始倚爱之亲”,“吴氏封侯者五国”。如贾复,从征以来身披12创,未有败绩,封胶东侯。刘秀待其“恩泽甚厚”,罢左右将军后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如耿弇,多立军功,刘秀称其有胜韩信平齐之功,封好畤侯。罢上大军将后,以列侯就国,刘秀每有征讨大事,则“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得善终。如臧宫,随刘秀征战表现出色,诸将多称赞其勇,历任太中大夫,封成安侯。其为功臣中少有的从政者,常见任用,得善终。

刘秀这么多开国功臣多得善终原因何在,是值得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历史上凡靠征伐而得以建立的政权,开国皇帝都难以避免面临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些开国功臣和皇帝一起打江山,彼此知根知底,皇帝们有些不光彩之事,未免心虚难耍威风。功臣们和开国皇帝一起打天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或是执掌实权的重臣,或是手握重兵的悍将,他们卧榻之旁,新皇帝哪能安心酣睡?

刘秀开国功臣为何多得善终?对比历代对开国功臣处理有何不同呢?

刘秀

有史家分析,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处理开国功臣,比较典型的莫过于三种方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飞鸟尽,良弓藏”诛杀功臣的残酷方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开国功臣兵权的和平方式;还有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退武进文”收缴兵权按封就国的明智方式,即《后汉书·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其实,此举就是退武官而进文官,将建国时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改造为以文吏为核心的文官体制。

刘秀“退功臣”的过程进行得十分谨慎与策略。全国平定之后,作为武装集团首脑的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功臣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帝制御功臣的难度。作为战乱中过来的皇帝,刘秀对此看得非常透彻,在其称帝之初“退武进文”之策就已显露端倪。刘秀称帝次年,即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在夺取天下尚未分晓时便大封功臣,同时诚恳告诫部将,切戒“放纵”。因刘邦诛杀功臣前鉴不远,刘秀的忠告很容易被部将接受。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第二次大封功臣,除一批食四县的侯爵外,大将军李通、贾复各食六县,但必须“上将军印绶”以“列侯就第”,不与国政。虽然这使得尚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军们毫无准备,但将军们还是遵从刘秀的诏令,一手缴出将军兵权,一手接过侯爵印绶,按封就国。这样,“退武”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引起国家震动。

刘秀开国功臣为何多得善终?对比历代对开国功臣处理有何不同呢?

清末绘制的“云台二十八将”年画

与此同时,刘秀迈开了“进文臣”步伐。刘秀称帝的第十三年得来全国统一局面后,便急于进行了“进文臣”人事调整。其任务之一,就是把那些勋高震主的功臣以高赏易其权柄,更新为和平时期便于统率的官吏队伍。据史载,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其中六人都是文吏。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刘秀对文臣有自己的特定标准,那就是通儒术,信符谶、没有功臣和国戚背景者,以确保听从政令。至于对功臣所担任的国家政务方面的职守,能换的换下来,不便换的就“虚”起来。其转换的最大动作之一,就是把“三公”变成名誉职务,而把实权集中于由他个人专断的尚书台。虽然三公齐备,但刘秀在位时先后进入“三公”的吴汉、邓禹、王深等功臣,从未行使过宰辅的权力。刘秀鉴于王莽以大司马职位篡权的教训,加强了对国家大权的独揽,将尚书台建成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到榻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刘秀的“退功臣进文臣”之举也有其局限性。应该说“退功臣”做的是成功的,一方面,退功臣没有引发政权动荡;另一方面,退功臣并没有削弱东汉的武装力量,因为一些年轻名将仍在军中,此后出现的镇压叛乱、边境战争予以了证明。这一点强于千年之后的赵宋政权,为防藩镇拥兵而采取“文臣换武臣”之策,致使弱国弱军,苟安于半壁江山。至于刘秀“进文臣”之举,史家多有非议。一是进了一批虔信谶文,编造纬书、密制图谶、进献符瑞、制造“天谴”的儒士,降低了官吏队伍的素质;二是尚书台职权畸形发展,遂成凌驾于百官之上的特权集团。

总体来说,刘秀推行“退功臣进文臣”方策,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从而熄灭权臣之欲,避免藩镇之乱,为东汉争得八十年百姓生息、国家强盛时期,这是他比历代帝王高明之处。刘秀的开国功臣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光荣退出政治舞台,“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岂不是功臣们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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