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论说文浅析

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第十八篇对论说文有了详尽的论述。创造一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者节奏，而且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的整个合式发觉。诸子的说理散文正是论说文逐步形成的过程，它不只是形式的逐步改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这时期论说文阐释了诸子思想，体现了不同的美学范式，对后世论说文影响深远。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 论说文 先秦诸子 论辩之美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文心雕龙》第十八篇《论说》，是刘勰对论说文性质、渊源和写作要求的论述。我们先从刘勰本篇，对论说文有一个了解。
　　一、论说文的性质
　　刘勰是尊孔崇经的。他认为圣人讲的经久不变的教训叫做经书，阐发经书说明道理的叫做论文。他认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说明论说文条理的重要，道理讲得没有差错而有条理，那么，圣人的原意就不会丧失。刘勰认为论说文的性质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意思是说，论说文要综合各家的话，经过精心研究，论清一个道理。
　　二、论说文的起源
　　刘勰在第三篇《宗经》里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就是说，论、说、辞、序的体裁，是从《易经》开头的。但是，各种论文称为“论”，则是从孔子的《论语》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第十八篇中提到：“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成为《论语》；盖群伦立命，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
　　《论语》完全是口语对话的语录体，文字简括，内容却包含有深刻的哲理，但一般只叙说孔子及门徒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论证，论述尚未完全展开，并未构成文章。
　　孔子之后，《墨子》、《孟子》、《庄子》等著作，虽然全书的篇章仍常常以语录体、对话体的形式出现，但在文章上已初具规模。《墨子》一书是墨子的讲学语录，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条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应是从墨子开始的。《孟子》一书是记录孟轲言行的，虽然它基本上还属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进步，这不单是因为它善用排比，气势磅礴，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更是因为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加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就不局限于对话体的论说了，而开始围绕某一中心议题进行论证，如《荀子·天伦》、《韩非子·难一》等篇章，文章结构严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诸子散文从语录体、对话体向单篇论说文的过渡。 --！>
　　总体来看，先秦诸子的思想在后代见其散文之中，其以立意为宗，说理见长，体裁上属于论说文。最早的《论语》为语录体，虽有少数篇章具有政论性质，但更多的是简单的判断和结论属于论说文的萌芽或雏形。《孟子》对《论语》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对话的形式结构成具有论说性质的篇章，以及高超的论辩艺术。《墨子》明显表现出由“对话”为主向“专论”为主的过度，且注重论证，讲究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充分，奠定了论说文的基本范式。《庄子》则摆脱了语录体而发展成为专题性论文。《荀子》标志着论说文体的成熟。《韩非子》则已是后世论说文体的楷模。
　　论说文溯源于先秦诸子散文，那么它们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语录体、对话体的形式
　　《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口语对话的语录体，《孟子》是对话体的形式。
　　二、诸子论说文的文学色彩
　　朱光潜先生曾说：“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论说文本是发挥理论，说明道理的，诸子论说散文却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读之则甘之如饴，美不可收。
　　二、虚构故事
　　按照通常的文体观念，论述文应讲事实、摆道理，论证要真实可靠，可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却有一种特殊的论说方式，就是虚构故事以明理。
　　如《论语·徵子》借长沮、桀溺来批评“同与禽兽居”《论语》的编者为了表达儒家主张积极用世、反对消极避世的思想，便“取象”长沮桀溺，假借他们的言论，发表自己的主张。一问一答之间，对于避世思想进行了巧妙的驳斥。
　　还有，孟子好辩，为了宣扬其“王道”，往往虚构史实，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墨子与儒家政治观点不同，在《非儒》篇中借年长于孔子的齐国贤相晏子之口，来诋毁孔子。
　　除儒、墨外，道家的代表著作《庄子》里虚构的故事更多，如《盗跖》篇。
　　法家虽邢名责实，文风质朴，但其著作中也有许多章节虚构史实用以说理。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二》，在这篇中，主张“仁政”的孔子，被韩非子虚构成了提倡“严刑峻法”的法家人物。
　　三、寓言故事
　　诸子散文特别善于通过形象和寓言来说理。
　　如《孟子》中的“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庄子》更善于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连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寓言故事和其中的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甚至于严密的法家韩非子，在文中也多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生动的寓言故事。
　　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大多善辩，如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层层深入，道理自不经意间流动。孟子更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孟子讲究“充实之为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孟子的论辩，坦率激扬，善于在理论文字中表露自己的个性，是那种“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雄辩气势，是那种设寓取譬的形象性，生动性，以及文字的明白晓畅。孟子在论辩中把自己的思想情绪流露出来，乃至音容笑貌，亦跃然纸上，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庄子更善于诡辩，《庄子》中的辩对文体，刘生良先生分为“纯论说体”、“故事体”、“寓言体”三种基本的文体。《庄子》放言论理，不拘一格，其辩对体文本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庄子》辩对文体具有奇思妙对、谲譬巧喻、诗情画意等艺术特色。
　　在诸子中，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样善辩，各自也具有不同的辩对艺术。
　　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文学的基石之一。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各具特色的议论纵横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说理文创作。先秦诸子论说散文的形象美，语言美和趣味美，将永远被我们激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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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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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