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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件紧身衣，再剃个头，然后背着弓，跨上马。简简单单的四个动作就让赵国跻身战国的一线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众所周知的故事。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
相比战国大变革时代，其他诸国进行变革时的艰难困苦，赵国走的似乎相对轻快、悠然，并且“平淡中见神奇”。如此悠然几步，就跻身一线强国。相比经历大困苦和大反扑的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跟简单有效。
首先，相比其他诸国的更全方位的从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方面进行的全方位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注重实际，虽是要求全民参与，但进行的更像是纯粹的军事改革。其次，赵国地处北境，与戎狄杂处，有胡服骑射符合的生活习惯作为基础。然后，赵武灵王本人此时的雄才大略（虽然日后的行为有些突兀），运筹得当，先搞局部试点，有显著效果后，再在全国进行推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也是赵国最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一大特点，赵国的内部矛盾主要集中在汉人贵族和少数民族贵族之间；而其他诸侯国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新晋军功贵族和老牌世家贵族之间。矛盾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自然也不同。解决民族矛盾可以通过手段和政策，解决阶级矛盾大多时候是用枪杆子。所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虽有阻力，但是相比其他诸国要小得多。
赵国和秦国的改革是相对成功的，二者的强大也让战国中后期的历史故事变得更加精彩。除了秦、赵两国的变革，在战国这样的大变革时代，七雄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番变革，魏国文侯图强成为了时代的风向标，之后相继楚国吴起变法、齐国威王从谏如流、韩国申不害术治、燕国昭王新政。这些改革，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变革是建立在君主的强大的图强意志之上的。但是，借助君权进行的改革，就必然存在局限性。即便如吴起、商鞅，无论多么努力忠于法和制度，都不能逃脱时代的悲哀，国家的治乱兴衰依旧还是寄托在一人身上。可怜如吴起被射成了刺猬；悲催如商鞅，生时五鼎食，死时五马分。所以，大多诸侯国变革的成功效果或伴随着昏君的出现付诸东流、或也只是昙花一现，只有秦国跟赵国的变革是相对成功的。
秦武王举鼎
然而，赵国和秦国的相对成功，除了国家内部条件的优越性，赵国的条件是先天具备的，秦国是通过后天努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天的眷顾，在称雄天下的路上才具好的君主比较多，作死的君主在发挥其作用之后，就把自己作死了。如：秦武王举鼎绝膑而亡，赵武灵王被困死与沙丘行宫。
说起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内部矛盾，想起了一个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封建社会结束于辛亥革命胜利；第二种，封建社会结束于秦统一六国。
第一种观点立足的核心在于马列主义中所阐述的观点，封建制度是以封建性质的封建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行分封时的封地领主也好，还是天下统一、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之后的皇权至上也好，都是在剥削和压迫普通劳苦大众，也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原来只是把一大块土地层层分封成许多小块，然后不同地主分别压迫这一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秦统一以后，变成了这么大一块土地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就是皇帝，然而农民阶级被压迫的实质依旧没变。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上层建筑组织形式有所改变，但经济基础受压迫的状态并未改变，所以其社会性质是不变的。
第二种观点立足于“封邦建国”、“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本身。分封制本身是一种权利分化，限制了中央集权，君主本身是不会喜欢“分封制”的。自打进入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发。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自然的，分封制就要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战争的大规模爆发就导致各诸侯国开始出现大量新晋军功贵族，战争频发也让君主对新晋军功贵族的重视逐渐高于老牌世家贵族。所以，我们看到，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都是在打造战争机器，打压或限制老牌世家贵族。诸国之中也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打压的最彻底，秦惠文王虽车裂商鞅，也并未让老牌世家贵族死灰复燃，让商鞅变法的成果得以保留和发扬。换种角度来看，废除贵族世袭制度和分封制，通过立军功成为贵族，也让受剥削阶级在制度上找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劳苦大众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秦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要得益于能够彻底做到并严格坚持这种相对于其他诸侯较为先进的制度。
封建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封建，受苦受难的农民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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