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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校园霸凌,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处理吗?

 长沙7喜 2016-12-15


文 | 孙鲁妮、吴微   

编辑 | 闻琛

 


校园霸凌这件事引发广泛的公众争议,除开这次“中关村二小”的事件之外,离我们最近的,应该就是去年7月份,几个留学生孩子在美国围殴同伴,因情节残暴,参与的学生都在异国入罪判刑。

 

而彼时那个刑事案件刚刚传回国内的时候,有一大半的“惊诧”来自于:原来校园霸凌是犯罪!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开始万夫所指的“霸凌”之说是一种文化输入。在我们的语汇里,其实没有这个词,“霸凌”一词来自英语的Bulling,中国台湾最早将其翻译成“霸凌”,音意兼顾,却并不是我们的原生词。


所以是因为我们的校园里没有同伴欺凌吗?当然不是,相反一直很严重。从稍微越界的同学争执到形同犯罪的恶性“霸凌”,我们的校园里从来不少这样的事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和正视,这也是事实。这并不是一个武断的结论,这是当我们返身回视自己的成长经历,立即可以获得的直接经验。


在这几天关于霸凌话题发酵的各路议论中,有过半的自媒体人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回忆的。在这些议论中,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是闫红在《大家》专栏里谈到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处境,往往是TA在家中处境的延续。

 

不过这个在多数学校里又多了一重背景:以成绩为王的单一评估体系下,很多成绩好、家里纵容的孩子,很容易在校园里成为“小霸王”,对同学颐指气使,甚至还能得到老师的默许。


“中关村二小”的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酝酿起来的。这样的孩子,一旦换了环境,“特权”消失,心理落差没有很好引导的话,也经常是悲剧一桩。

 

但实话实说,这一类同伴欺凌,最后转换成特别恶性的、接近犯罪的霸凌事件,概率其实并不大;类似在美国被判刑的那种性质,追究原因通常更为复杂,跟学校本身的管理、学生身处其中的状态,以及这些孩子的童年教养都有关系,有些甚至是某区域的社会问题在校园里的投射。台湾、韩国都有很多关于这样“残酷青春”的电影,实际上也是一种极端的“霸凌”。

 

所以,理性地看,如何看待校园霸凌,的确要还原事情本身是什么,然后再去判断如何介入、处理。


在外滩君看来,在摆出“誓帮孩子阶级斗争到底”姿态之前,有两件事还是要首先放在心上的:


第一是正视校园霸凌这件事。这种“正视”不是说严肃处理已经发生的某一件事,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家庭、学校乃至社会都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为其界定一套行为的标准,并引导孩子明白严重性、自觉守规矩;

 

第二,是时时刻刻将保护孩子的心态放在第一位,不仅是自己的孩子,也包括对方的孩子。不管事情最后如何定性,网络上公布隐私、同态复仇式的手段还是太难看。


为孩子讨还公道的程度实际上也是需要层层分级的,如果家长的反应远高于孩子从事件中感受到的伤害,那这种反应过度一定会伤及自己孩子的心灵。

 

在这两点上,回到霸凌这个词的源头,美国校园霸凌现象未必比我们好多少,但是学校的处理、家长的介入,还是颇有章法的。


和中国不同,美国学校首先会自上而下地让孩子知道,校园里有霸凌这件事,以及哪些言行归属于“霸凌”的范畴,所以当孩子遭遇类似“霸凌”的言行,可以自行识别,并且第一时间求助于专门负责这类冲突的老师。


“霸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暴力霸凌(肉体上的欺凌行为

  • 言语霸凌辱骂、嘲弄、恶意中伤

  • 社交霸凌团体排挤、人际关系对立

  • 网络霸凌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博客、BBS等媒介散播谣言、中伤等攻击行为)。


情节严重,老师会通知双方家长“喝茶”,并请校园里的心理评估专家介入。在整个成年人商谈的过程中,两边的孩子都会处于被保护的状态。


除了老师、校方之外,还会有民间组织通过网站、社区课程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保护自己,或不要触线,同时教育家长如何第一时间处理孩子之间的这些冲突。

 

很多指导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可操作性极强:

 

1老师:一般不会回避校园霸凌问题

 

和中国家长一样,美国家长的第一选择也是让孩子告诉老师。不仅如此,美国教育体系也要求老师在发现校园霸凌的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和联系家长。

 

各学校都有完整的上报体制,每个老师都会常备专门的ticket(报告小纸条)以及网上记录系统,以便随时查看学生信息,记录事件和上报学校。

 

但这要求老师作为事件发生距离最近的成年人具备客观清晰的判断与了解。


美国学校老师也会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果遇到“school bullying”该怎么办:


  1. 直视对方眼睛并勇敢地制止。(Tell them to stop.)

  2. 迅速地离开现场,降低遭到伤害的机会。(Walk away).

  3. 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尽量避免正面冲突。(Protect yourself.)

  4. 告诉老师或者你信任的长辈,寻求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Tell an adult you trust.)

  5. 找到一个安全的场所蔽身。(Find a safe place.)

  6. 寻找信任的小伙伴结伴同行。(Stick together.)

  7. 敞开心扉,结交新的朋友圈。(Find opportunities to make new friends.)


2学生顾问:专责、专业处理学生问题

 

然而,也有很多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老师并不在场或者不清晰了解,这个时候学生会向自己的顾问(Counselor)寻求帮助。


美国学校没有班主任,Counselor相当于辅导员,主要负责学生日常的学业问题及心理疏导,每个学生都有专门负责自己的Counselor。当老师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时,往往会在第一时间联系该学生的Counselor出面进行调解。


作为专属顾问,Counselor往往对该学生的身心状况以及家庭背景非常了解。在发生像校园霸凌这样的严重事件时,Counselor会主动出面与监护人联系,并主持展开类似学生老师监护人三方会谈解决问题。必要时还会请求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或者心理健康医生的介入。


3校方:对霸凌“零容忍”

 

当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Counselor无法与老师家长私下解决的情况下,校方就会出面进行干涉调节。

 

当事态严重到需要校方出面解决时一般都会伴随着处罚,按照程度由轻到重分为detention(留校惩罚)、suspension(暂时停学)、司法部门介入处理等。

 

此外,确保霸凌行为的及时报告和处理,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校都有一套反霸凌的制度,学校网站上一般都有专门的链接,供学生和家长随时报告霸凌现象。

 

有的学校还给学生安装了专门用于报告霸凌的手机软件。美国学校面对校园霸凌“零容忍”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4民间非营利组织:防止“暴童”,需要全社会合力

 

在美国,除了有法律(如“反霸凌法”)明确规定学生间暴力问题的系统预防与解决,众多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加入反霸凌的行列。

 

一家叫做“广告协会”( AdCouncil)的非营利组织,提出名为“不只当旁观者”(Be More Than a Bystander)的宣导活动,借由一连串的电视、印刷品、线上广告,以及一个网站来强调这个问题,并宣导倘若目击者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例如把受害者带离现场、或是把他所受到的待遇陈报给大人知悉,来减缓这样的霸凌情形。




Kind Campaign (www.kindcampaign.com)是由Lauren Parsekian和Molly Thompson两个女大学生在2009年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她们都曾受到校园霸凌的伤害,并且施害方都是女生。


她们为此还专门拍了一个纪录片抑制被她们称为是“女孩对女孩的犯罪 girl on girl crime”的校园霸凌行为。学生可以加入她们线上的讨论,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且对自己可能伤害过的人道歉,并且宣誓终止女性间的霸凌行为。


而“stopbullying.gov”则是美国政府特别为了校园霸凌设立的网站,针对所有在校学生制作了一系列的教学内容,清晰透彻地解答了对于各种校园霸凌的定义以及如何寻求帮助:



(截屏来源:stopbullyi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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