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之于一个泱泱东方大国来说并不遥远，这当然是放在今天来说。鸦片战争时期更是经过了激烈的交锋，也少不了文化的碰撞，但那时世界的距离还比较远吧，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在中西文化上被困扰着。诚如钱穆所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略，此一问题困住了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 当时钱穆先生认为，中西方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主要是黄河孕育的农耕文明，并造就了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的文化特征。而西方文化则属于典型的“惟求富强”的外倾型商业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则需要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原料等，所以他们不断的向外寻求、征服，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西方的文化以流动进取、崇尚进取、内部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为特征。（钱穆：《世界历史与中国文化》）这也是他认为的中西文化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 在《晚学盲言》先生也提出过关于中西方的对比差异。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华文化较之其他文化又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传承，不可避免的就有优差之分，而一种文化的传承是建立在对之前文化的基础上的。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西方文化重物质而东方文化重人文。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一般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以往的经典进行重新的表述，也就是要去腐生新，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向外用力，吸收借鉴好的东西。其实，中华文化也是与其他文化有过融合的，比如说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是以信仰和思维方面为主。此外，是与阿拉伯回教文化的互相借鉴，这个则是以文物和创新方面为主的。中华文化在这两次融合更新中都十分的顺利。但钱穆先生在书中也写到，在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借鉴，吸收中，好像并非像之前那样顺利，在这方面的融合主要是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和政治制度的人性化。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西方文化进去东方的时候，正是中华文化并不繁荣的时期；二是西方文明主要是以商业和武力的形式进入东方，这种方式或许会让人反感，也不能让人从心里接受。 针对此情况，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是要找到我国文化落后的根本，二是要虚心学习。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对比有他自己的理解，并且又一定道理，通过钱穆写的文章，我们也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他也承认，在那个两三百年内，是西方文化主宰和支配的世界，但也指出西方文化内部也存在偏向唯物、偏向争斗这两大弊病。钱穆本人十分注重文化、道义，他觉得西方则过于强调物质经济，且崇尚权力超过道义。并借两次世界大战认为，西方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新的认识，钱穆对于西方的商业文化充满尖锐的批评与嘲讽。他认为不能就哪一个时期的文化，进行考究比较，从而衡量某一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说西方文化有时光辉上进，有时暗淡坠落，但在总体价值上西方处于弱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里面有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最重人格修养和道德精神的因素（钱穆：《文化学大义》P103）。 钱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这也可能是他如此深爱传统文化的因素之一。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但也指出“显为有病，并且殆矣，万不容讳”。更深一层的指出了其两个表现：一是积累了千年的中国文化在面对殖民压迫的自尊自强的激情；二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和只是分子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残。（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严谨的，因为他自学成才，所以他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的西化或者中化，他治学持正，善于质疑和批判，是一个不随流的学者。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的反对迷信崇古表示异议；疑老子出庄周后，疑《尧典》，疑《禹贡》……他也有着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拥有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在著的《国史大纲》最后，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从扬土之力的史纲中汲取力量前行。后来，钱穆先生和蒋介石回台湾，为蒋介石做了很多事，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始终只管做学问。创立新亚书院，后来和其他书院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他也提出港中大应该发扬中华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应由华人担任。 朱学勤先生曾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在学术论点上，他与当时的众人捧西学贬西学逆而行，才成功保全了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他的文学功底自然不容置疑，而他现如今在历史中的地位绝不仅仅因为他的深厚的底子。私以为从古至今，古人流传的真正有价值的当属思想。就像乔治奥威尔，人们一旦提起他，总爱说奥威尔不是作家，是预言家。他的超越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成了他流芳的主要原因，而在我看来，钱穆先生同样如此。他在那个民族否定的年代肯定中华文化，并客观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提出中华文化与制度上的合理性与优越点，而我们在而今的重拾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才发现他的执着与坚定。 钱穆先生是很正统的儒家，“中学”的造诣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国史大纲》适合历史的入门者读，初读《国史大纲》序言，文言色彩可能有些晦涩难懂，但是静下心来，慢慢品读便感受到老先生才气磅礴，文笔劲悍，乃是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提出一个观点，不怕质疑，坚持真理的同时欢迎讨论的「雅量」，对史学研究毕生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先生为人处世、学术立足的根本。 此书成于抗战时期，多褒扬而少贬低，不像先前五四时期或西方史观影响下的著作，一味地贬低国史。钱穆先生自己也说过：“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在民国时期，当时胡适，梁启超等人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思想的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学模式，否认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了一批后代文人。钱穆先生的存在，一直在向后代文人传达传统思想的重要性。为旧学思想保留了无数璀璨精华。五四时期，一味的否定中国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就是很不明智的。我们中国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包含着许多精华。其实，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国东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少，完全可以并存。钱穆先生作为五四时代学习西方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是一个承前接后的文人。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不是完美的，也有他的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道路。而他思想的形成，与他未曾全盘接受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有关。正因如此，钱穆先生难以避免地存在弊端。 他态度太过峻直，有此好为大言，看他的书，着眼于小处，意趣颇丰。着眼于大处，则存在着局限性。止庵曾评价他：《中国史学名著》书中线索清晰，说是打通之作也不为过，然而其所特别标举的“写历史的精神”、“写史人的义法”或“史书背后的史情和史意”，又似乎不甚是个道理。……从前胡适曾说钱穆“未脱理学家习气”，我不知道确切所指，大约这也算得一例。但我们不必探讨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引用徐博闻的一段话：“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十分中肯。 钱穆先生的一生，注定坎坷。父亲在他七岁时去世，母亲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让他辍学，上中学时，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钱穆先生虽然只有高中文凭，却一直在不断求索。对中华的历史文化更是爱护，他编写的《国史大纲》就是坚持国人必须要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至后来他创立新亚书院，并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也坚持港中大应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是华人。正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放眼当今世界，早已没有了战火纷飞，我们拥有和平，却不再有那种韧性。做好一件事兴许不难，难的是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鲁迅说：“不耻最后，即使慢，弛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在那个时期钱穆先生绝对是个勇士，因为不管经历了什么，他始终在那里。 从宾四先生的经历中，可以感受到，虽然一个人的人生过程也许挺坎坷，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坚持的那一份东西，正如钱穆能坚持他的教育事业那样，我们的人生需要有所追求，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被迫去打乱他原有的计划生活，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能够坚持，有所成就。那么，作为处于现在相对安定的我们，更需要不断的去追求一些能丰富自己人生的事情，也应该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来丰富自己，让它们成为我们的精神粮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