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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节选自《散文的精神含量与风骨》一文，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12期
耿立的散文一直提倡“精神含量”，读他的散文，无论是追怀历史，还是回望乡土，令人感到的是那种精神的勃郁，是一种担当和风骨。
我们看当下散文创作的状况：第一，琐细化。喝茶聊天、买菜做饭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散文要有“烟火气”，但要注意“比例”。如果中国的散文家整天关注这些琐碎东西，那么关于星空、关于人类自身、关于精神、关于未来、关于公正的、关于正义的东西就会缺席。第二，平面化。散文是最容易创作的文体，特别在网络时代，谁都可以随便写东西贴上去，但正是因为没有编辑把关，这种自由被过度消费，甚至有的时候反而害了自由。随意的写作，缺乏思想精神的深度，更像一种“快餐文化”。在散文创作中更严重的是犬儒化、乡愿化。“乡愿”是孔子所反对的“不敢担当，流俗，没有立场，平庸化”。精神的缺席、良知的缺席、思想的休眠和惰性，这一直是耿立所警惕的。当代中国散文所弥漫的后现代的“个人化”写作和部分追求闲适意味的倾向，不仅使散文在思想维度上显得轻飘，也使得不少文本疏离“底层”，少了许多人文情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来看耿立的散文就有别样的意义。耿立说：“我们怎样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怎样看历史呢？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遮蔽与记忆·自序》） 
耿立的历史散文集中在晚清民国，这是“历史三峡”（唐德刚语）艰难行进，时而前行时而迂回时而倒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民族面临浴火涅槃的时期。他的历史散文力求“逼近有血有肉、惊心动魄的历史真实”，人们被带进历史的现场，通过挖掘被遗忘、被遮蔽的细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耿立尊崇司马迁的《史记》笔法，他在《散文的命线》中说：“我一直觉得司马迁的文字，是散文中的模范，在这里有历史巨轮下的泣血，有死亡来临时的尊严，这形形色色地方人如红楼人物，万艳同悲，千红一哭。读《史记》你知道了刘鹗说得对：《史记》是一部哭泣的书，为人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司马迁的文字是历史上最绚丽、最悲抑、最体现人的价值被毁灭的超拔高格的散文，我一直以为，好的散文必须有史家的情怀，高境界的散文必定是与历史共生的文字，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散文。”
耿立的历史散文是一种介入现场的叙事，在于还原和唤醒已经被风尘淹没或者有意无意被遮蔽的历史，并对其抱着同情的理解，对那些遗忘在历史深处的人事进行细节的呈现。在当下消费主义强势一统的氛围里，个人的感官刺激被放大，无深度且平面化，历史的苦难、民族的转型与再生、民族的大义等被遗忘。耿立的散文逆势而上，呼唤一种久违的“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斗，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对民族和家国的挑衅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与耻辱，然后以一腔沸血浇灌相抵的大豪迈”（《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无论是赵登禹、张自忠，还是杨靖宇、赵尚志，这是一种历史存在的“品性和血性”，也是耿立散文的风骨所在。它是作者理性思索后的感性还原，不是形而上的说教；它是注入了理性的感性，是一种沛然作文的浩然之气。但是，现实给予人的是堕落和琐碎，是谋生大于谋道，是把理想和道义悬搁空置。作者无奈地说：“现在这种品性和血性越来越稀薄了。”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在赵登禹的故居，作者看到的是：“连废墟也谈不上的一片空地，无言地在四周屋脊围拢下，显得空旷。”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是耿立散文的力作，是最能体现散文风骨的篇什。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的审美发生了畸变，以阴柔婉约为上，“执铜板唱大江东去”成为一种珍罕，大家在尺幅山水里兴波。散文本应该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思想的容器，她的内存是良知、独立和勇气。我们可以随意翻阅西方的一些散文随笔类的东西，像左拉的《我控诉》、卢梭的《忏悔录》在我们当代是找不到的，类似的还有萨特的《被占领下的巴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茨威格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异端的权利》、梭罗的《瓦尔登湖》、索尔仁尼琴的《牛犊顶橡树》，但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史记》等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储存器和命名者。
散文不应堕落为语言的把玩者，它不是赋闲文体，不是文学的边角料，不应变成一种茶余饭后的唠嗑和玩味把玩。现在的散文娇气、柔弱、松弛、矫情……似乎作家写散文的气力和领地只是开垦小说和诗歌后残剩的那一点点，散文成了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
如果人太懒惰，那么懒惰就会造成人精神的萎缩、文体的猥琐。一个人无神是行尸走肉，一篇文章无精神含量也是睡眼惺忪、虚汗淋漓的倦态。散文只有精神上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的状况。散文的物理空间十分广大，天上地下，但散文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一种无能造成的无为。
耿立散文大多是悲慨，是对历史悲剧的关注，这是他的人道主义追求的体现。耿立认为抗战“在过去很长时间，是被有意无意遮蔽的，这段历史曾一度被人们遗忘，甚至扭曲。我常想，这些人与事消失了么？是否早已遁形于虚无？我知道，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苟活，为了眼前的残羹冷炙，总是绕着走躲着走，尽量闪避，历史成了一段古为今用的服从指令的弄虚作假，历史成了假面舞会的俱乐部。历史的脸皮已经伪饰得很厚，我们很难看到历史脸蛋的本色”。
他认为“对某些人与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耻辱，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写作的尊严，总有人要写。在某些苦难面前闭眼是可耻的，那是对精神最大的戕害，也是对人性最大的戕害”。
所以我们读耿立的文字，常常会被他愤激的语言所惊吓，这是一种对很多所谓的散文行文的不满和反抗，更是对现实的批判。
耿立的散文不拘于套路，在文本上多有自己的探索，如耿立所说：“在散文文体上多些破体，在语言和结构表达上，为心灵和眼睛找到最佳的形式。”（耿立：《散文家要有自己的声音》）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中的很多细节，让我们似乎看到小说和电影画面的影子，其叙述节奏也有小说的起伏跌宕。赵登禹和部下在喜峰口打仗前遇到“一个女人的难题”，那种浓重的场面，如电影特写，也如小说的横截面：
那母女俩也愣了。也就在那刹那，雪地里齐刷刷跪倒一片人，如出殡时的孝子齐刷刷地跪着。苍茫的天地间，只有赵登禹和那母女挺立若石。花白的母亲拉了一下闺女，腿哆嗦着准备跪地为警卫随从求情，谁知那女孩在人们齐刷刷跪下的时候，把棉袄揭开了，盘着的扣子一个一个在手下展开，一层层的衣服开始解开。在雪地里，在跪着的人们惊愕的眼睛里，一对还未发育成熟的乳房羞怯地绽露出来，雪地白得发黑，敢死队员眼前一片眩晕。 
赵登禹的敢死队，大都是跟随他从农村出来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包括他的警卫员。马上要上战场了，生死未卜，警卫员却在出发前偷看了姑娘家的胸部，被姑娘的母亲告发到临出发的赵登禹面前。
这个故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写了在生死到来之前对人性的考验。耿立把本该娶妻生子的农家子弟推到了非正常的轨道：国家存亡之秋。在这个关口，作者拷问人性的幽暗。这是一种逼真的还原，那细节、那紧张的氛围和寒冷的冰天雪地，那命悬一线的年轻的警卫员。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的结尾分为三个，这在散文创作中有着鲜明的艺术探索。第一个结尾是赵登禹将军殉国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将军盛殓于一副柏木棺材内，被僧人秘密守护八年；第二个结尾是赵登禹将军与日本武士比试刀法，赵登禹刀随手走，刀光闪动间，刀柄的红布也旋舞不停，将军整个人就像是变成了—片灿烂辉煌的朝霞；第三个结尾是战前一个战士的妻子怀孕待产托孤。最后作者说：
第一个结尾，自然而深情，佛教没有国界，但和尚有国籍，这些能托死生的大德高僧，受曹州后生一拜；
第二个结尾，我是听一个29军老战士叙述的。关于那场鸿门宴，我看过资料，不敢确定赵登禹将军是否在场，但那29军的老战士说，当时他负责端菜，看见赵登禹舞刀；
第三个结尾，是一个特写，刀光剑影，血火之中的托孤，这样的一个军人的归结性造型，无疑是大境界。一个战士，他的骨血能延续，也就无憾无怨了。要问我喜欢哪个结尾，我真诚地希望，对赵登禹将军的书写记载，没有结尾。 
耿立是山东菏泽人，与赵登禹将军同乡，他浓墨重彩地为人们写出了被历史淹没了的将军的形象，笔调如将军一样，威猛悲慨。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整个浓烈情感氛围里的那些场景、细节和故事。赵登禹将军是站立在历史深处的，而不是被烽烟遮蔽的模糊的形象。
耿立的散文不是休闲的写作。我们知道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它能承载什么——允许什么进入的问题，而关键看作者能够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那种松垮、慵散、懈怠的过于休闲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更多承担人文精神与良知功能，应该有更多对社会和当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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