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楚”誓言楚平王本来是有作为的君王，“息民五年”，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费无极作为太子建之少傅因不受太子建重用，便阴谋谗害太子建与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先劝说楚平王为太子建迎娶秦国公主，待到秦国公主来到楚国，又挑诱楚平王将公主据为己有。太子建因此也被发配到成父守边。费无极又谗言说太子建有怨言，要谋反，并责怪陷害太子建之太傅伍奢，并且企图将伍奢及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即伍子胥）一并杀害。伍尚入宫而与伍奢同死，伍子胥却出奔并立志为父兄报仇。 《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字）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责备伍子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自己的“义”（孝），谓之以“勉之！”既是申包胥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春秋时期国君几乎就等于诸侯国，很难将诸侯国与国君区分开来，而且“君臣之义”较为淡泊，君臣反目相拭的情形很常见，这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也是对伍子胥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伍子胥的勉励。但是申包胥没有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表明申包胥将对国家的忠诚视作“大义”，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申包胥选择先对伍子胥“勉之”（而不是“大义灭亲”，以除后患）再“我必能兴之”，这充分体现了申包胥内心的矛盾与坦然，对朋友、对国家都是执着的热情。 楚国危亡伍子胥辗转奔波，最终来到了吴国，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并献“扰楚疲楚”之计，对楚国进行轮番攻击。 而这个时候，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虽然诛杀了费无极，但是“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对外又欺凌小国，使楚国陷于孤立被动。 昭王十年（西元前506年）因子常的贪婪而羞辱唐、蔡两国国君，吴国趁机联合两国共同出兵，以伍子胥、孙武等为将，连战连胜，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 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抢掠。《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榖梁传·定公四年》载“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可见，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伍子胥在郢都，也为了泄愤对已故楚平王“鞭尸”（对此史载不一，或言鞭尸、或言鞭墓）。 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虽然“亡于山中”，但是还是派人劝诫伍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对伍子胥的劝诫，一方面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但是对于伍子胥“鞭尸”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这样的行为只能泄愤，引起楚国人民的不满），同时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对伍子胥劝诫不成，只好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兴楚”的誓言。《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载：“棼冒勃苏曰：‘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嬴粮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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