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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3:26 Paul Simon - 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mp3 来自雅理读书 成年人不该公开表露爱意，特别是当他爱上一个机构，更别提一座法学院了。可是，我担心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来真诚面对自己和你们了。我到另外那所法学院[1]读书不久，就发现自己犯下了错误。我没能转学，但是公开表露了心迹。我第一次到耶鲁应聘教职的时候——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拉尔夫·布朗（Ralph Brown）[2]率先向我提问——那是怎样一个问题啊：“你在哈佛的教授说，你属于耶鲁。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从1974年开始在耶鲁任教，而直到今天，我才充分认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耶鲁的教员们享有他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教什么、什么时候教，以及怎样教。至于这种自由的风险，学生只要花费一个月，不、是两个月，不、是三个月来剖析哥德伯格诉凯利案（Goldberg v. Kelly），[3]就都心知肚明。
我的教学生涯始于1968年，不是在耶鲁，而是在芝加哥，当时我被指派讲授一门叫作“衡平法”的课程。我在从教之前曾经参与民权诉讼，为了履新之需，我干劲十足地整理出一门课程，命名为“禁制令”。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无法接受这门课的名称，由于课程表归他控制，他坚持要我管这门课叫“衡平救济”，这忽悠了我的学生，因为我只懂一种衡平救济而已。转赴耶鲁工作时，我本来以为要和院长就课程名称展开新一轮拉锯。当时的院长是艾比·戈尔斯坦（Abe Goldstein），[4]他也是历任院长之中最为仪表堂堂的一位。他表示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兴趣，这让我大吃一惊，但正合于这所学院的传统。于是，在教了六年课、出版了一本案例书以后，我终于获准按照自己的想法命名这门课程。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5]也是1974年入职耶鲁的。我们都抵达纽黑文后不久，他在一次午餐时问我秋季开什么课。我非常骄傲地说：“禁制令。”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课程题目。它完全不适合耶鲁法学院。在耶鲁，必须命名为‘后新政时代的能动司法部门遭遇官僚国家’。”那说话的神气我们都熟悉，也都喜欢。经过这次邂逅，以及其他许多次类似的邂逅，我很快对于同事们的风格有了更准确的理解。我悄悄地给耶鲁的教员们选了首主题歌，那首歌取自保罗·西蒙（Paul Simon）当时刚刚推出的新碟。歌的名字是：“历经风雨，疯狂依旧（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6]
是的，耶鲁的教员们是疯狂的，不过这里的疯狂是褒义的：在智识上永不停歇，不愿意接受关于法律的任何定见，大胆地公开抵制并洞穿一切学科间的界线，并且坚定地、不懈地推动法律发展，有时甚至超越了一切可以感知的局限。正是这些准则支配着我的前辈——耶鲁法学院的巨擘们，也正是这些准则定义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些年里，正是这种文化——把创新和特立独行看得比一切都珍贵的文化——滋养了我，帮助我理解了担任耶鲁法学院教授的含义所在。一个由心智如此强大（这当然是委婉的说法）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随时可能陷入失控状态。我们需要一位领导，但是他必须能够治理一个无政府的共同体。在这一点上，我同样是幸运的，虽然直到眼下，我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自己对执教期间历任院长的感激——其中三位就坐在你们面前。我对这所学院的爱是改变信仰者的爱，正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7]所教导的，这是最热烈的一种爱。于是，在将近四十年间，我为每一位院长带来了无法释怀的头痛，给他们发去了无穷无尽的备忘录，指责他们背叛了这座学院最神圣的传统。这些备忘录以“费斯的化石”而闻名，它们最后无疑进了院长的纸篓，但是院长接受它们的时候总是礼貌可亲，而这当然鼓舞我再接再厉了。有一位院长[8]拼命想要找到办法，应付我和其他自封的信仰守护者。他创下了先例：在每位教员过生日的时候，都要打电话给他或她，用略带意大利腔的调子唱“生日快乐”。你能想象吗？这位院长给他的每位教员唱“生日快乐”，至今未变，而他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离职去担任联邦法官。耶鲁法学院的立院准则之一，便是由教员个人决定需要教什么，而院长有责任寻求支持并实现教员个人计划所需的资金。对于负责财务的人来说，这个准则很古怪，也确实如此。然而，这个机构珍视每个教员的自治，要求以大胆的、创造性的方式运用这种自治，不受院长甚至同侪的审查；既然如此，这个准则就完全合理了。在这一准则的指引下，1974年，法律理论工作坊（Legal Theory Workshop）的设想一经提出，艾比·戈尔斯坦就马上拨款建立；1990年代，托尼·克朗曼（Tony Kronman）部分是被我们的友谊所诱导，循例扶持了全球宪政研讨班（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Seminar）和与拉美及中东有关的项目，这是我近年来关注的中心。我亲爱的学生们，我还对有机会成为你们老师的一员而充满感恩，不仅感恩于你们的才智，更感恩于你们的学习态度。让我感动的是，你们愿意抛弃自己关于法律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的成见，全力投入眼前的课程——起初感到困惑甚至抵触，但是仍然开放而包容，最后起而创造出自己对于法律的全新看法。你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回应——或许太喜欢了。每当你们那样做时，你们就把129教室[9]里的交流转化为每个人的学习经历，包括授课者在内。
教员们喜欢互相取笑。根据这一精神，我们经常公开宣称：耶鲁法学院的最佳之处便是学生。这经常是教员聘用过程的一部分。这被认为是个自嘲的笑话，但是和一切好笑话一样，它的内核是真相。几天前，我们聘用的新人之一穆尼尔·阿麦德（Muneer Ahmed）[10]确认了这个玩笑中的真实一面，用很有说服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出来。他说，耶鲁法学院学生的特殊之处，源于他们并不觉得受到法律拖累或限制，而是将自己视作法律的主人，认为自己有权重塑法律，使之成为更完美的、实现正义的工具。
《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 劳拉?凯尔曼 著 阎天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去年秋天，我又一次在耶鲁讲授一年级的程序课程。这是将近第四十次了。当学生们察觉到终点将至时，我被一个又一个学生小组请到莫利氏（Mory’s）餐厅，[11]在下午晚些时候喝上一杯。这些场合很特别。它们带来了129教室所无法带来的亲密感。学生们询问我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不动声色地打探我的家庭生活，还挖出了一些我对程序法的异端见解。那里的炸薯条棒极了。一位学生转向我，非常简洁地问道：“费斯教授，您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什么？”我顿了一刻，时间大概足够在脑海里检索一遍自己的发表目录，然后我突然意识到：答案在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我异常清晰而坚定地答道：“你们。”是的，你们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你们一直占据了我职业生涯的中心。你们是我写作的对象。你们是我每天清晨坐在图书馆里准备课程时心心念念的人。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你们是我谈话的对手，而我半心半意地想着下午的另一堂课该如何开场。你们是我经常想起的人，甚至当我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扯我的衣襟时也如此。我也指靠你们去实现我对法律最深沉的梦想与希冀。我毕生致力于让世界变得稍微公正些，但我始终清楚地明白，作为一名老师，我唯有通过你们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今天你们迈向世界，当你们出发的时候，记住你们不仅带着自己、家人和父母的梦想，也带着你们老师的梦想。我深知，想要在这个时代实现那些宏大的目标十分艰难；相当一部分法律混乱不堪，需要拨乱反正。我们的生活与理想相距如此之远。你们前方的挑战十分巨大。但是在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耶鲁还有另一课要教给你们——这一课最初是格兰特·吉尔莫（Grant Gilmore）[12]传授给我的。格兰特·吉尔莫是这座法学院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他的领域是契约法，准确地说是《统一商法典》第9条。我在哈佛求学时，他曾经来访；而当我于1968年加入芝加哥法学院时，他也在那里任教——他在芝加哥的经历是一段短暂的、自愿的放逐。1970年代初，他返回耶鲁，我不久后也追随他来到这里。
人们曾经请格兰特界定哈佛与耶鲁的差异，他回答说，关键的差异在于一种对待法律的思维框架或者态度。在哈佛，黄金时代总是在当下；而在耶鲁，黄金时代存在于过去，又在未来等待着我们。美国法律的黄金时代始自1954年5月17日，持续到1970年代中叶，直至大换血后的最高法院开始采取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行动，掏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3]充满生机的内涵。就在反攻倒算的过程开始时，我来到耶鲁，并在这里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正如你们经常听到我在课堂上所宣称的，这绝非美国法的黄金时代。然而我知道——我最深切地、发自内心地知道——就在不远的未来，美国法律的黄金时代终将再次降临，只要你们肩起责任，勇敢奋斗，把在这座殿堂里的所学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本文原题A Confession，是作者在耶鲁大学法学院2011届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说，演说时间为2011年5月23日上午，地点为耶鲁大学法学院后院。作者于同年退休，这篇演说既是毕业致辞，也是告别演讲.** 欧文 M. 费斯（Owen M. Fiss），耶鲁大学思特灵讲席荣休教授.*** 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耶鲁大学法学博士（J.S.D.）和法学硕士（LL.M.），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学学士。作者发表这篇演说时，译者作为2011届法学硕士毕业生在现场聆听。本文注释为译者所加.[2] 拉尔夫·夏普·布朗（Ralph Sharp Brown, 1913—1998），美国著名法学家。生于马里兰州，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获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LL.B.）学位。曾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联邦物价管理局工作，并在海军服役，参加太平洋战争。1946年回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生前为西蒙 E. 鲍德温（Simeon E. Baldwin）讲席荣休教授。布朗教授是著名的版权法和公平竞争法专家，曾参与编辑这一领域的首部案例书。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3] 哥德伯格诉凯利案（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判决的一宗案件。该案主要涉及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最高法院认为，政府福利构成该条款所保护的新型“财产”，其剥夺应满足一定的程序要求。该案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也因为涉嫌过度保护穷人而备受争议。费斯教授开设程序法课程时，往往全程以该案为中心，故有此说.[4] 艾比·戈尔斯坦即艾布拉姆·萨缪尔·戈尔斯坦（Abraham Samuel Goldstein，1925—2005），美国著名法学家。在纽约市长大，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二战时参加美国陆军，任爆破专家和反间谍探员。战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并担任哥伦毕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助理，在华盛顿从事律师业务。1956年回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后为思特灵讲席法学教授。艾布拉姆·戈尔斯坦是杰出的刑事法学者，在刑事辩护、刑事诉讼体制、检察裁量等问题上均有建树。1970年至1975年担任法学院院长.[5]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美国当代著名宪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生于纽约州，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获耶鲁大学法学学士（LL.B.）学位。曾任最高法学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的助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思特灵讲席法学和政治科学教授。阿克曼教授的著作有许多翻译成中文，收入田雷主编的《阿克曼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6] 保罗·弗莱德里克·西蒙（Paul Frederic Simon，1941—），美国当代著名音乐人，歌曲作者、演唱者、吉他手。1975年推出唱片《历经风雨，疯狂依旧》，收入同名单曲，曾获多项大奖.[7]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著有《上帝之城》《忏悔录》等.[8] 指前院长卡拉布雷西。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1932—），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官。出生于意大利，随父母迁至美国纽黑文。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本科学院、牛津大学麦德林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并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胡果·布莱克的助理。1959年回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现任思特灵讲席法学荣休教授，兼任教授级法学讲师。卡拉布雷西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尤以侵权法的经济分析而闻名。他的门生极多，仅最高法院就有托马斯、阿利托和索托马约尔三位大法官是他的学生。他于1985年担任法学院院长，1994年担任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法官，2009年成为资深法官.[9] 129教室是耶鲁大学法学院里面积最大、座位最多的一间教室.[10] 穆尼尔·阿麦德（Muneer Ahmed），2009年起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诊所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获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学位。研究国际人权法、移民法等.[11] 莫利氏（Mory’s）餐厅坐落于约克街（York Street）306号，是一家面向耶鲁大学社区的俱乐部，学生、教职员工、校友等均可成为会员.[12] 格兰特·吉尔莫（Grant Gilmore，1910—1982），美国著名法学家。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本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国文学专业）和法学院，后在纽约州从事律师业务。1946年起任教于耶鲁，担任法学院和本科学院教授。1965年转投芝加哥大学，1973年回归耶鲁法学院并出任思特灵讲席教授，1978年赴佛蒙特大学法学院任教。吉尔莫教授在财产法、海商法、商法、契约法及法律史等领域均建树颇丰，他是《统一商法典》第9条的主要起草人.[13] 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954年5月17日判决的一宗案件。该案主要涉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最高法院认为，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天然不平等，应予废除。布朗案吹响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号角，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判决之一。对于司法的政治和社会角色，以及宪法平等的内涵，布朗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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