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效贵 / 文章 / 美术社团与地域美术发展——以20世纪潍坊...

分享

   

美术社团与地域美术发展——以20世纪潍坊画家群体为例

2016-12-17  wang效贵


 从10世纪到21世纪,潍坊绘画保持了时空和文化传承上的连贯性。从院体画家李成、张择端到文人画家周亮工、郑板桥,从刘嘉颖、丁东斋等书画名家个体到“同志画社”的画家群体,从近现代画坛大家郭味蕖、于希宁,再到当代画坛名家刘大为、单应桂、郭怡孮等人,一脉传承而来,“潍坊画风”的文脉没有断,并积累了厚重的文化根基。





沈 颖

SHEN Ying

 沈颖,1976年出生于潍坊,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青年骨干教师。山东省精品文化工程项目负责人。近年来承担并完成《于希宁研究》、《齐长城沿线美术遗迹考察报告》、《周村芯子研究》、《同志画社研究》等多项省级重点课题。


正文


      20世纪是一个在挑战与应战中谋求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与变革,中西绘画的优劣之辨,传统绘画如何谋求新变,以及能否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等问题,始终是画坛与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复杂感受中苦苦思考和探索中国绘画的未来和走向的。“同志画社”作为20世纪选择以坚持和弘扬传统中国画审美品格为生存策略的一个美术社团,积极参与到近现代美术发展中,他们直面现实,立定脚跟,作出了有理论、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回应,对中国绘画的革新和地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潍坊书画艺术之盛自唐宋时期已有史可考。营丘人李成是北宋院体山水画的代表人物,其独特的平远寒林,意境萧疏,师承者众多。南唐画家郭乾晖擅长花鸟,笔墨精研,气格老劲。北海人李雄精于佛道人物,曾供职于宫廷画院。明末清初在潍县仕官的周亮工、郑板桥、招子庸等人推动了潍坊文人画的发展,通过他们的雅集和交游完成了潍坊文化与中原文化、江浙文化、东南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因此,院体绘画与文人绘画在潍坊的书画传统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同志画社”的成立使潍坊画家群体逐渐形成了趋同的艺术价值观,相对分散的画家个体构筑起整体的艺术力量,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他们自觉地肩负起“美术救国”和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中融入求存保种的爱国热情。他们都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功力,诗书画印俱全,山水人物花鸟兼擅,受齐鲁文化的浸润而对国家、民族和时代富有强烈的责任感。


      踵继者郭味蕖、于希宁、徐培基等人受益于“同志画社”的影响,后外出求学,转益多师,自出机杼。他们沿着诗、书、画、印和史论研究全面发展的学者型艺术家道路行进,凝炼出高超的艺术修养、精神品格和学者风范,以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人文关怀获得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以真实的情感、敻远的文思、高超的艺术创作回应中国画创新的时代课题,完成了新时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使“潍坊画风”成为影响中国画坛的重要力量。


      从10世纪到21世纪,潍坊绘画保持了时空和文化传承上的连贯性。从院体画家李成、张择端到文人画家周亮工、郑板桥,从刘嘉颖、丁东斋等书画名家个体到“同志画社”的画家群体,从近现代画坛大家郭味蕖、于希宁,再到当代画坛名家刘大为、单应桂、郭怡孮等人,一脉传承而来,“潍坊画风”的文脉没有断,并积累了厚重的文化根基。

  

一、20世纪初潍坊美术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文化传统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此时的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绘画艺术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语境,一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画家迅速团结到一起,以冀通过群体的力量为中国的书画艺术谋求出路。20世纪潍坊地域美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思想启蒙以及中国人民挽危救亡的曲折历程有关,同时又与潍坊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


      潍坊旧称潍县,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古城,在诗文书画、金石篆刻、工艺美术等方面创造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潍县贸易繁荣,经济发展,郑板桥曾有“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的诗句。“小苏州”的说法应该不仅仅是指民生的富庶,也包含着一种文化的昌隆和精致。该时期潍坊诗文书画名人辈出,先后司掌潍县的县官周亮工、郑板桥、招子庸等人,他们政事开明,精于文史翰墨,时与潍县士夫阶层酬答雅集,推进了书风画艺的融会贯通。相继发展起来的丁、郭、陈、张等世家望族世代业儒,尚文重教,收藏宏富,对丹青绘事鼎力资助,成为潍县文化繁荣的有力支柱。还有那些博学淹通、仕官在外的隽彦之士,通过汲取其他地区的艺术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也是潍县文化艺术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代代相传的文风画骨、世家望族对文化的推动、频繁的对外交流、兼容并蓄的地域情怀,以及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俗艺术,共同构筑了潍坊地域美术发展的文化息壤。


(二)经济发展


      潍坊历来是山东的重要商贸中心。尽管元代及明初由于战乱和人口迁徙,潍县书画艺术的发展受到制约,但至明中后期,城市商业日趋繁荣,为艺术的勃兴提供了条件。1904年,潍县成为山东最早开埠的商业城市之一,进一步活跃了资本的流通。胶济铁路的建成通车以及山东近代公路修筑的大规模展开,使潍县成为济南、青岛、烟台三地交通的交汇点,在整个山东半岛的商业地位进一步提高。民国时期,潍县成为整个华北地区有名的手工业织布区,传统的以农、盐为主的商品流通结构发生变化,与之相关的工业制造业和商业得到快速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基础雄厚的地区多是在商业重地,如北京、上海、广州,苏杭、金陵等地。20世纪初潍坊画家群体的崛起依托的即是潍县商业的繁荣。一方面,明代以来宫廷士夫文人推崇的尚文思、重书卷气、讲究精致生活和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依然保存在刘嘉颖、丁东斋等清末民初文人书画家身上;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达,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崛起。时风所及,富商大贾、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纷纷悬挂书画以示风雅。当文人趣味与市民趣味发生碰撞时,画家们又不得不谋求一种折中的方法,既力保传统中国画的气韵、格调,又能迎合市民的审美需求,画家的创作从题材到风格更趋于平民化和生活化。当时郭兰村大量仕女题材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市民审美的一种妥协,但却推动了潍坊民间艺术的发展。1930年,郭兰村、郭椒林、郭叔瓒兄弟三人创办了“松荫斋嵌银馆”,将中国画技法、人意趣融入到嵌银、木版年画、戏装、风筝等民间工艺之中,成为潍坊民间艺术的一大特色。


(三)思想启蒙

      

       “甲午战争”后,围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群学理论形成了颇具影响的维新思潮,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他们认为救亡图强之法在于“合群”。潍坊有识之士刘金弟、杜佐宸、郭恩敷等接受了群学理论,1903年,他们组织成立“智群学社”,以研究新学、开通社会风气为办社宗旨,主张“非讲学无以明理,非合群无以图强;欲合群先养民德,欲养民德,须先开发民智”。“智群学社”购置多种新时代图书,供人们阅览研习,以助新文化的传播。


      1905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张伯庄、王善谟、于均生等十几名潍县籍留学生回国,在潍县筹设分会,开展“反清救国,抨击时政,捣君权,驱列强,复兴中华”的宣传活动。同时他们深感救国之道除政治变法外,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实为当务之急。1906年杜佐宸、李咸升等人创办潍县第一公学,丁毓庚出资创设继志高等小学堂。1911年丁叔言创办丁氏第一小学,次年与陈枝仲去天津、济南等地参观考察办学方法,著《考察日记》印行。1921年创办丁氏第二小学,次年拜会蔡元培,参加“中华民国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


      这些进步人士往往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能欣然接受近代新思想,成为潍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坚力量。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打开了潍县思想启蒙的大门,为“同志画社”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同志画社”的坚守与创新


      20世纪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绘画不可能再按照既成的体系向前发展和延续,从国门洞开的鸦片战争到颠覆帝制的辛亥革命,当整个封建文化及其思想基础被彻底摧毁时,中国画也必然被卷入到社会变革的巨大震荡之中。中国画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地位,成为被怀疑、被批判甚至被打倒的对象,引发了古今、中外之争的时代课题,各种艺术思潮此起彼伏。俞剑华在描述世纪初的画坛状况时说:“现在中国的画坛,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令观者目眩神迷:大派、小派、正派、别派、京派、海派、新派、旧派、野派、禅派、中日混合派、东西折中派。人各有派,派各不同,各自摇旗,各自呐喊,莫不以己为是,以人为非,争奇斗异。”


      1922年由丁东斋、丁叔言、郭兰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潍县同志画社”,集合同道,观摩研讨,收藏雅集、公开展览,并提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优良传统,发挥各自特长,以图振兴中国画艺术之大业”的社团宗旨。在西学的强势影响下,他们坚定地选择了重振国粹的艺术立场,属于中西文化思潮中的传统一派。他们虽没有对西方艺术思潮提出公然的反对和质疑,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始终坚持审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源于这些文化精英对于中国画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入体验和对西方文化的参照式了解。


      因为坚守,“同志画社”曾经被概念性地理解为重复传统书画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被误认为只守不创、摹古而不思进取,甚至被定位成“现代”的阻碍物和绊脚石。事实上,只要把丁东斋、丁叔言、刘秩东的作品和古人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对传统文人画的主旨内涵作出了一定的探索,深深地刻有了时代的痕迹。同时,在这些传统艺术代表人物的知识构成与艺术主张中,反而能够看到他们对西学养分的主动汲取。“同志画社”的核心人物丁东斋1933年从县立中学调任教会学校广文中学教书,他一面进行诗文与书画创作,一面学习和接受西方的铅笔素描、水彩并应用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


      社长丁叔言是潍县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兴办新式纺织厂、印刷厂,创办学校,投资公益,支持地方民生和文化教育,为“同志画社”提供大量社会和资金上的支持。丁叔言曾面见孙中山,与蔡元培、徐志摩、王统照、康有为等人过从心交。“同志画社”以“同志”命名,除了“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志向,还贯穿着一种革命理想。他们不再是孤芳自赏、隐逸高蹈的旧式文人,而是新的文艺精神、新的社会思想的传播者,通过联结书画界同仁以达到促进文化进步和振兴民族精神的目的。他们这些浸润于传统中的精英们并不拒斥西学,他们对传统的坚守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的理智且自觉的选择之上。


      “同志画社”是 20世纪初山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美术社团,与北京“湖社”、青岛“少海书画社”、济南“国画学社”等多有来往。成立16年间,招生授徒,举办展览,惠泽乡里,其核心成员代表了近代山东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郭兰村在《潍县同志画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丁东斋、刘秩东、丁叔言、陈棣生、陈笃斋、傅柳坪、丁春圃、赫聘卿、丁士周及余共十人”是“同志画社”的最初成员。加入画社前他们就已是潍坊有影响的书画家了,多在中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后来参加的成员有四十余人,郭味蕖、于希宁、王乐轩、孙凝宗等是在学校受到美术启蒙,后加入“同志画社”进行系统学习,吴斐先、徐培基、陈立先等人是被“同志画社”的展览、雅集、出版吸引而来。“同志画社”的社员组成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有效地保证了画社的传承发展和持久影响。


      例会是“同志画社”最基础的组织活动,画社成立之初即规定每个星期定期集会,或观摩品评,或挥毫合作,艺术主张和绘画风格在这里交汇,摒弃成见,形成浓厚的艺术交流氛围。例会还代表了一种轻松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相长亦是例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学美术教育之外的一个更为自由的补充,在培养新一代年轻艺术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举办展览和大众美育是“同志画社”的社会功能,个展、联展、赈灾义卖等不同形式,扩大了画社的影响,建立了广泛的书画欣赏群体。此外还包括出版教材、画家推介、代售作品等商业活动。这股新的艺术潮流和新的艺术活动方式刺激着潍坊传统的艺术秩序,活跃和带动了山东地区的书画艺术氛围。


“同志画社”的成立是20世纪初潍坊画家群体对中国画的道路问题的自觉回应。时代的变革,促使他们进行能动的思考,当这种思考延展至他们力所能及的艺术领域时,便开始作出选择与实践。20年代末30年代初,徐培基、郭味蕖、于希宁、王乐轩、孙德廷、陈立先、陈寿荣、张绥之等画社成员纷纷赴上海、北京求学。因为他们认识到20世纪中国画所遭受的非议很大是由于因袭传统、失却创新造成的,画社成员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的桎梏和先贤的程式,展开绘画探索之路。虽然此时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还处于一个广泛研习诗书画印,山水、人物、花鸟广收博取的阶段,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认识到变革趋势后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们革新传统绘画的抱负与雄心。


      对比20世纪兴起的一系列绘画团体,大多在解散的同时失去了传承性,而“同志画社”却因为地缘优势、师承影响、家族文脉获得了延续下去的基础。从潍坊绘画的历史发展来说,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是对潍县明清文人画发展高峰的总结,又是新的时代特点下画风转变与创新的开端。

  

三、“潍坊画风”的现代转型


(一)花鸟画的推陈出新及理论构建


      潍坊深厚的花鸟画传统在时代巨变下不断求新求变,诞生了两位对中国花鸟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大家——郭味蕖与于希宁。他们的花鸟画创新贯穿整个20世纪,循着传统文脉,紧贴时代和生活,解决了20世纪不同时间段中花鸟画所遇到的问题,实现了花鸟画的历史性超越。郭味蕖、于希宁艺术创新的系统性在于,他们不仅丰富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内容和境界,而且进一步解决了花鸟画的形式、技法、风格等的语言完善和理论建设。


      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政策、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必然要引入新的境界和新的审美观念。郭味蕖笔下的竹石不再是古人孤傲清操的象征,作品《惊雷》通过表现新笋破土吟唱了一首生命的赞歌。于希宁的《百花齐放 万古长青》是画家对新生活、新时代的歌颂与热爱。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总是鸣响着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节奏,这既是时代对艺术家的希冀,也是艺术家对时代的真诚讴歌。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四君子”题材也可以切入现代生活,他们从时代和生活中重新认识花鸟画,在考虑花鸟画愉悦人的性情、陶冶人的情操这一特点外,还要考虑社会共性的、人民大众的审美愿望,力求创造与新时代相谐、与人文精神相谐的奋发向上、坚韧顽强的精神境界,成功地解决了花鸟画与时代感的关系问题,找到了花鸟画发展的新道路。


      要寻求花鸟画的创新与变革,最可行的方法是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寻觅新的视觉形象,捕捉和提炼新的花鸟画造型语言。郭味蕖对于深入生活的这一命题提出过两点,一是深入人的生活,二是深入大自然。前者为了转变思想,后者为了熟悉花鸟画更广阔的对象。“正由于画家有了生活感受,有了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感情,在他的画笔下,才能使非人性的花鸟树石,具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表现。”郭味蕖深入现实生活,体察劳动者的情感,重新认识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他的《银锄》《归兴》《午梦》等等都是劳动中谱写出的美妙诗篇,田间的锄头、下地的箩筐、散落一地的果蔬,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60年代,于希宁进入了他的第一个创作盛期,形成了秀雅明丽、潇洒劲遒的艺术风格,告别了文人画清寂孤冷的自我表白和恣意挥洒以消块垒的思维定式,转换为与时代共鸣的健康向上的精神情怀。可贵的是他没有陷入图解时代的概念漩涡中,藉花卉以寄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自然流露出知识分子的雅气。《玉兰》《牡丹》《海棠》《蔬果》等作品表现出他对新文艺政策和新花鸟画的自觉认同和真挚情感,不是勉强的迎合和套用,而是以无限的热情对待生活,投入创作。“美是有典型性和社会性的,离开了‘社会之道’,偏离了‘艺术之道’,美就失去了标准。”在强调社会性的同时保证中国画的审美趣味和人文内涵,才是有感染力的作品。郭味蕖、于希宁对花鸟画发展道路的探索符合花鸟画自身艺术规律,实现了新题材、新语言、新意境与新时代的结合。


      进入80年代,经历了铸铁成钢的“文革”时期,于希宁焕发了新的创作生机,“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画学思想阐明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深刻领悟,达到国魂、人魂、画魂的一体化,以精神的振奋引领艺术的变革,创新、塑造、弘扬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美之载体与美之品质,使花鸟画的美学品格与时代精神呈现出内涵的一致性。《铁骨立风雪》《龙柯铁骨》等画梅巨制以整株老梅入画,将花鸟画画出了史诗般的壮丽。于希宁用壮美崇高的艺术风格契合新时代的美学品格,用阳刚雄强的力度展现新时期的磅礴气象,拓宽了传统花鸟画的人文境界,达到图式和精神的完美结合,以雄壮气势与恢宏笔墨向世人传达了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二)山水画的“承”与“变”


      提到潍坊山水画传统,营丘人李成可谓鼻祖,其独特的平远山水,师承者众多,是宋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近代较早产生影响的是于祉,他的山水画宗法文徵明,以工细的笔墨表现为主,于繁密中见工致文秀,情调娴静典雅。清末的刘嘉颖对“四王”山水推崇备至,展现了深厚的绘画功力和综合修养。他的山水画创作并不因“仿古”“摹古”而消弭艺术个性,受其影响,潍县绘画呈现出崇尚传统、重视功力、笔墨谨严的艺术特色。“同志画社”社长丁叔言主工山水,画风以“四王”为宗而自有变化。他游五莲山,归来作诗画《游五莲山记》和《五莲游踪图》;游崂山,边游边画山水数幅,归而作《崂山游记》,以诗文丰富画面意境。


      同时,潍坊画家们注重山水花鸟人物的兼修,将山水画的浸淫视作一项必须和重要的艺术蒙养,丁东斋、丁叔言、郭兰村、赫保真、徐培基、郭味蕖、孙凝宗、于希宁、陈寿荣等人的山水画创作承继了潍县山水画的传统脉络,而渐生新法。


      到20世纪30年代,传统山水画风已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在“美术革命”的时代语境下,面向生活、面向自然的写生成为山水画继承与创新的关键点。俞剑华和弟子们进行的一系列写生,在当时极具开拓意义。“1931年6月19日,携弟子徐培基游雁荡;1932年8月,随蒋维乔、徐培基赴西安华山游历;1936年3月28日至4月8日,携弟子徐培基、于希宁、孙凝宗游江西贵溪、鹰潭、龙虎山、水岩、弋阳之圭峰、南岩,浙江江山之鸡公山、老虎山、江郎山、仙霞岭;1936年7月31日至8月19日,携徐培基、于希宁二弟子游安徽黄山、白岳、九华山。”这使得求学上海的徐培基、于希宁、孙凝宗在写生创作中既注重传统笔墨又注重师法造化,他们在对传统技法运筹帷幄的同时,结合自己对自然山水的观察和感受,在饱览了山川的千变万化之后,与传统山水画拉开了距离。


      徐培基三四十年代的写生册可见其严谨、稳健的画风,但不失大格局、大气象,雄健纵恣,淋漓酣畅。在《华山纪游册》里,用笔运墨苍劲古雅,运用大量的披麻皴描绘悬崖绝壁、凌空险道,笔力刚劲挺拔、沉雄古拙。在《崂山纪游册》中,他用笔清秀灵动,以造化为师,曲尽其妙,传达出朴实恬澹的道家名山色彩。其《浙东纪游册》中画面清旷幽秀,高逸文雅,初现精妙秀润的绘画风格。金华、宜兴两地的写生画稿以溶洞最具特色,石质肌理细腻,线条自由流畅、疏密有致,琼楼玉阁生动鲜活。《诸暨写生册》中,徐培基以黄山樵的解索皴写之,于清秀中寓苍茫之气。二十余本写生册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画面满而不塞,灵而不空,笔墨、丘壑浑然一体,气韵生动。


      1959年,徐培基随昌潍地区国庆献礼美术创作组赴益都、临朐、五莲写生,创作了《五莲新貌》《老龙湾》《峡山水库》《云门山》《大泽山葡萄丰收》等新作。同年12月,徐培基赴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山东厅装饰工作国画组,赴青岛、崂山、烟台、蓬莱、泰山、曲阜等地写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明湖春貌》《泰山颂》等山水巨制的创作。与过去的山水画相比,这些作品的章法、构图、意境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传统的技法表现得协调自然,使我们在观看作品时感到生动亲切,又具有新时代的风格面貌。


      60年代是郭味蕖艺术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1961年,郭味蕖与中央美术学院部分师生赴敦煌考察临摹,沿途创作的五十余幅山水画写生充分展现了西北的地域特色,把光影、冷暖、质感不露痕迹地揉入浑厚润泽的笔墨,强化了视觉真实和画面表现力,丰富了传统笔墨中被遮蔽的部分。60年中期花鸟画创作之余,郭味蕖赴黄山、青城山等地写生,创作大量山水写生画稿,他适当改变了传统程式中的皴擦、点染之法,部分吸收了水彩画的塑造手法,以个性化的笔墨阐释雄浑的气势和浪漫的情思,从热闹的景象转向深邃的意境。新语言的提炼和新境界的拓展是时代的课题,寻求山水之变的艺术家们将审美的眼光定格在名山大川或城市新景,寻找适合自己精神气质的最佳切入点,深刻地表达出他们对祖国山川的热爱。


(三)人物画的两个发展线索


      对潍坊近代人物画坛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画家是丁东斋,他继承了明清以来潍县的书画传统,山水、花鸟、人物俱精,尤以人物画成就最高。他的人物画上溯晋唐,出入古法,融合细劲精微的“游丝描”与极具金石韵味的“铁线描”,充满文人诗意的高雅和深刻的精神内涵。一方面他从陈老莲、任伯年等人的画风中感受到了审美观念与艺术趣味的变化,又能吸收民间绘画的因子和同时代人的艺术成就,画风呈现通俗化、平民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在艺术内容上能够感觉到他对整个时代变革的关注,如《仰屋之虞》《张骞出海图》等作品,题材的选择已经触及到绘画新的社会功能,但还未能完全超越传统文人画的图式体系。丁东斋是一个紧随时代的画家,在他作品中已经埋藏下了革新的伏笔,他的探索对潍坊人物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条路是“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画写实的精神”,以传统笔墨参以西方造型与色彩手段表现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探索;另一条路是延续传统人物画结合民间绘画的创新形式,表现易于为广大人民接受的绘画题材。这两条线索成为从丁东斋这里分离出来的两条不同的人物画走向。郭兰村、赫保真、陈寿荣等人的新探索,可以视作他们对新时代人物画立足传统、不断创新的回应。


      1954年6月9日召开的黄山写生座谈会上,有个共同的声音“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画家,脱离了实际生活是不会搞出好的作品来的。”画家们开始思考更直接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内容,比如在画面上加入电线杆、火车、房屋,或以穿干部服的人物来说明审美思想的转变,以此来启发和鼓舞劳动人民对建设新生活的高涨热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景象。这在陈寿荣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直接,他在传统仕女人物中直接加入写实风格的房屋、锄头等现实的生活场景,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进入60年代,赫保真的人物画创新更加理性和成熟,笔墨精炼、构图严谨、造型写实、比例准确、色彩明丽,在描绘现实生活和劳动之美的人物画创新中,仍可看出他的笔墨韵味和对形式美的探索。


      总结建国初期山东人物画的发展,郭兰村被认为是“与徐燕荪、任率英、王叔晖等全国大家在同一时期画风接近的优秀画家”,他秉承中国传统人物画风,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民间艺术资源,以新的绘画角度来表现新社会、新人物。郭兰村的人物画成就更体现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布之后,他受命改革潍坊的木板年画,使之“革命化”,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年画”作品,诸如《工农业生产》《人民大团结》《友好互助》等。在拓展新题材的同时,有效地保存了传统年画的形式语言,以传统人物画的线描、民间年画独特的造型和色彩表现新生活,构图饱满、主题突出,流露出真挚朴素的情感。他还以连环画形式创作了《西厢记》《红楼梦》等系列白描人物作品,在新时期,没有什么艺术形式能像连环画那样具有普遍性、叙述性和渗透性。郭兰村采用传统的木刻连环画形式,在题材上选择经典的文学作品,使线条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受其影响,潍坊人物画家非常重视从题材到技法的民族化选择,积极吸收民间美术的表现方法和古代绘画的审美意象。

  

结语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时代风格的探索是潍坊画家群体在20世纪中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潍坊画家以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恪守“同志画社”坚持和弘扬传统中国画审美品格的精神内核,积极改造自己的创作观,一方面适应文艺政策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理性地对待艺术规律的变化,希望以新的艺术服务社会和人民。他们完成了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历史蜕变,在探寻地域特色与寻求表现中国画新内容、新形式以及艺术个性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山水、花鸟、人物都有创造性的艺术变革和理论构建,对中国画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绘画语言的探索,对社会变革与时代风格的探索都走在了前列,完成了中国画传统精神内涵与笔墨形式的现代转型。郭味蕖、于希宁、徐培基等现代大家把中国画创作推向了新的境界,他们植根传统、感悟时代、自由独立的精神品质凝聚成“潍坊画风”的重要内涵。


      进入21世纪,潍坊画家群体在接受传统文化滋养的同时,受到了更广泛的艺术衍射,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性、鲜明的地域性、画风的多样性、诗化的人文性、境界的开放性和生生不息的传承性等特点,凸显了潍坊当代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追求语言功力,讲究画面意蕴,注重人文关怀,关照现实当下,充盈着艺术创新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能。当代画家群体越来越自觉地强调、发掘和维护潍坊地域文化传统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在“同志画社”老一辈艺术家的影响下,以充满时代精神的当代意识深入生活和创作,为“潍坊画风”注入新鲜的时代血液。


参考文献:

1.潘公凯主编《“四大主义”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人民出版社,2010年。

2.周积寅主编《俞剑华美术论文选》,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3.郭怡琮主编《郭味蕖艺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4.沈颖主编《于希宁艺术文集》、《于希宁研究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

5.王振民主编《潍坊文化三百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6.《潍坊文史资料选辑》,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

7.《潍城文史资料》(1-27辑),政协潍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清]张耀璧主编《乾隆<潍县志>》点校本,寒亭区史志办2011年再版。

9.丁锡田等主编民国《潍县志稿》,潍城区档案馆2008年再版。



文字图片由「书画名品」编辑整理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

    ×
    ×

    ¥.00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开通即同意《个图VIP服务协议》

    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