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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锡”的说法来自于《周礼》——当时称为《周官》的一本书——是传说中周朝王室给大臣的九种封赐，从“一命”到“九命”。其中“一命”等级最低，“九命”等级最高。  王莽位极人臣之时，除了受封土地，又有九百零二名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的称号。 封王莽为最高等级的“九锡”，相当于承认他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大臣，而是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终身荣誉。 王莽代汉，就只差一步了。 而这一步，简直就是顺理成章。 在现代，儒家被批评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它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工具”，董仲舒之所以成为学术权威，则是因为他为君主的独裁统治背书。 但其实儒家对君王并不是没有要求，恰恰相反，要求还非常苛刻。 在儒家看来，君王必须以身作则，遵守儒家的各种规则。如果君王不遵守，会导致国家灭亡，这样的君王必须下台。支持这种论断的人里，也包括董仲舒本人。 王莽之前的几位汉朝皇帝全部品行不端，因为他们的无能，让成千上百万的百姓饿死。王莽却德才兼备，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得到四十八万个读书人投票支持。按照儒家的逻辑，显然只有把王位让给更为贤德的王莽，这个国家才能变得更好。 这时，有一位在长安求学的读书人，以上天的口气伪造了一份“命令”王莽当皇帝的诏书，献给王莽。 古人大多迷信，董仲舒也不例外。除了推崇儒学外，董仲舒还有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上天对应人间的各种作为，会降下种种征兆来警告或者褒奖凡人。这份伪造的天书正好符合这套理论。不知道王莽是真的相信还是顺坡下驴，反正有了这上天来的红头文件，王莽代汉称帝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王莽就这么毫无难度地当上皇帝了。 按照批评者的说法，等到王莽称帝的时候，他终于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向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邪路。 那既然是邪路，总要做出一些邪恶的事情来才对啊。 王莽当上皇帝以后，全国人们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按照儒家规则全面改造一切国家制度，在现实中建造儒家的理想国。如果王莽够坏的话，就应该在上台以后忘掉这条竞选承诺，只顾自己的享乐，把改造国家的任务忘到脑后。 但是恰恰相反，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夜以继日的工作，只为了能把这个国家改造得更符合儒家的要求。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莽还得到了额外帮助。 之前不久，王莽手下的经学大师刘歆从大内收藏的儒家经典中翻出一本叫做《周官》的书。顾名思义，《周官》介绍了周朝的官制，讲周王朝都设立了多少官员，每个官员都负责怎么事。表面上看这书的内容平平无奇，其实内容十分丰富。所谓“人事即政治”，官员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根据《周官》这本书，可以知道周朝各方面的制度是怎么设置的。 周朝是儒家最崇拜的偶像朝代。儒生们认为，周代的一切制度都完美无缺。孔子的梦想就是让社会变成周代的样子。刘歆又考证出来，这本书的作者是周公。这周公也是儒生们的超级偶像，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这意味着，《周官》是一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用来建设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所采用的施政纲领，这对于执掌权力的王莽来说，就等于是一本绝世武功秘籍啊。 这不是老天爷在帮我王莽么！ 大权在手，百官拥戴，民心所向，兜儿里还有一本上古秘籍，这改革还能失败吗？！ 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不但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不光王莽，以及西汉末年的其他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当权者不遵守儒家规则。这是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看法，但以我们今天的看法来看，是有问题的。 以今天的经济学眼光来看，西汉末年最大的经济问题在于贫富差距过大。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群人，我们称为“地方豪强”。他们中有一些人原本是地方的富商，在景帝的时候靠资产获得政治权力。还有一些人是汉朝各个时期的权臣，皇帝为了奖励他们，给他们分封了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臣的子女们开枝散叶，并积累的土地和财富越来越多。同时，他们和皇室的联系越来越淡，最终成为名义上的皇亲国戚，实际意义上的地方豪强。 西汉末年，一些地方豪强已经有了可以干涉朝政的实力，如奉世家，经过若干代的发展，都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家族。这些家族势力覆盖的地方，官府很难治理。典型的如河南的舂陵侯家族，原本是汉武帝时的长沙王，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已经占有当地三分之一的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大地主。 地方豪强的垄断是西汉经济的死结。他们手中积累的财富越多，汉朝经济就越岌岌可危。从西汉建国到王莽年间，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累积到了顶点，随时会导致社会矛盾爆发。王莽实际上是接了一个西汉留下来的烂摊子，不解决地方豪强的垄断问题，王莽的新朝一样会面临灭亡。 这一经济问题，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看到。在他们看来，恢复《周礼》的制度还真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 地方豪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者靠占有大批的土地。二者靠垄断铸币、造盐、造酒、冶炼、贷款等利润极高的产业。而《周礼》规定，国家对田地应该采用国家占有、统一分配、禁止私人买卖的国营模式。同时，造酒、制盐、开矿等手工业也归国家垄断。 这正好针对的是豪强们的两大财源。 王莽想很简单，他想的是，把汉朝错误的国家政策按照《周礼》进行改革，拨乱反正，国家就可以回到正途了。甚至办法都是现成的： 王莽登基以后宣布，铸币、造酒、盐铁等业务国家专营，国家给百姓发放低息贷款，避免豪强利用这些高利润业务谋取暴利。 更关键的是土地兼并问题。按照《周礼》的说法，应该把全国土地都收归国有，再按照每个人的地位、劳动力多少重新分配。但王莽并非莽夫，知道这条政策如果冒然宣布，肯定会引起天下大乱。 所以他选择了逐步改革的方案，先宣布禁止全国田地和奴隶买卖，这是为了禁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奴婢和天地一样，也是生产力），又要求田多的人家把田地分给没地的人家，逐步实现《周礼》均田的理想。 对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王莽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惹怒了不该惹的人。 王莽这两条主要的改革政策，都直接触犯了地方豪强的利益，等于直接从他们的口中拔牙。哪怕仅仅是“禁止土地和奴婢买卖”这种相对温和的政策，都受到豪强强烈的抵制。 汉王朝建国之初，采用的是半封建，半郡县的混合制度，还没能建立上下通达的官僚系统。在社会底层，负责管理民众、维持统治的不光有政府官员，还离不开地方豪强。在有些地区，地方豪强比官府还要厉害，可以干涉地方司法，甚至拥有私人武装“部曲”。 如果改革只是从局部开始，一次只得罪一小波豪强倒不可怕，皇帝的诏令可以分分钟教他怎么做人。但如果同时得罪了所有豪强，那就等于和全国的中坚力量为敌。 王莽偏偏要在全国同时推行改革政策。 于是王莽的政策立刻激起豪强的全面反对，不仅政令无法执行，而且豪强们很快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推翻王莽的统治。刚才提到的舂陵候也包括在内。 在舂陵候的家族中，有一个从小就横行不法的晚辈。这个晚辈，就是最终用武力代替了王莽政权的——刘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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