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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西安西郊一号唐墓中出士了一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墓主人鲜于廉，出身军伍，死时官至将军、上柱国。这件驼载乐俑的驼峰平台上有乐手四个，舞俑一个，多为深目高鼻的胡人。载乐俑以胡乐、胡舞的新颖题材，三彩釉的鲜明色调，别创一格而引起轰动。 两年之后，由西安郊区中堡村一座普通的唐墓中，又出土了一批唐三彩，其中同样有一件骆驼载乐俑，也就是本文介绍的这件，其形体虽不如一号墓出土者高大，但所载舞乐俑多达八人，不仅阵容庞大，而且乐器齐全，有助于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尤其是在西域舞乐对内陆的影响方面，加深了实感性的了解。 中堡村唐墓出土的驼载奏乐俑，通高56厘米，长41厘米。其载体骆驼站在长方形的底座板上、高49厘米，四腿强劲直立，挺颈、昂首、张口，作嘶鸣状，一变“沙漠之舟”笨拙呆滞样子，而使之有轻健之感。 驼身作白釉色，颈部上下、前腿上端及尾部生有长毛处涂以储黄色釉。 驼背部垫有一椭圆形的蓝色毯子作鞍，在双驼峰上设木架平台，铺有一条多彩长毛毯向两侧下垂。 毛毯周边作辫线状，垂丝装饰涂茄紫色彩，毯身刻划菱形图案上徐储黄、紫、白三色釉。 驼背平台上有七个男乐俑，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衣，盘腿环坐于驼背的毯上，中间立一歌舞女俑。 在七个乐俑中，前端两乐俑，一人捧笙、一人手执箫，作吹奏状；右侧两乐俑，一人怀抱琵琶，一人手拿箜篌，皆作弹奏状；左侧两乐俑，一人手托笛，一人手拍板；平台后方一乐俑，背前面后而坐，执排箫作欲吹奏状。 中间立俑高11.5厘米，丰颊肥体，是一个中年女俑，高发髻，身着宽衣长裙一，袒胸，仪态丰满，平视前方，右手前举，右臂后撤，作歌舞状。 这件载乐俑出土时，旁边还有牵骆驼俑，高鼻深眼，头系软巾，身穿大翻领深黄衣长至膝部，束腰带，内衬白绿黄色短衣，足穿长筒靴，两手握举作牵驼状。 这组舞乐俑，从其形态、风格分析，可以确定是盛唐时的作品，乐俑所用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者均是穿着汉人衣冠的汉族。 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指出这组舞乐俑的形象有别于胡舞，应是盛行于开元、天宝时的“胡部新声”。 这种“胡部新声”开始是新疆地区的舞乐，后来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河西汉族人民加以改造后一度流行长安。 看到这组舞乐俑的立体形象，使我们想起以长安为起点，横穿亚洲的丝绸之路，想起了在这条友谊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 盛唐时代，西域的音乐、舞蹈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骆驼队而传入内陆，大量的丝织品则通过这些沙漠之舟运往西方，从而使中国获得“赛里斯”(丝国)之称。 西郊一号唐墓所出土的载乐三彩俑，是地道的胡舞、胡乐，他们跋涉了漫长的沙漠路，来到丝路的起点，献奉给东方的人民。中堡村唐墓所出的载乐三彩俑，却是经过汉化、改造了的“胡部新声”，整一装待发的明驼，正准备启程返回产生这种舞乐的第一故乡。 往事越千年，当我们闭目遐想这色彩斑斓的骆驼驮送“胡部新声”西出长安都门，载歌载舞行进在洒满丝路花雨的旅途上时，也就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的融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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